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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李朝实录中的辽东矿税监高淮（第3页）

高太监浚（淮）送差官郑景柏、罗荣等，来督磁青纸。同年六月癸巳条载：

高太监差官铁九奏：万尚贤等来，督磁青纸也。

以上所列高淮所要进献之物，朝鲜“不可不尽力为之”，一旦得不到满足，高淮就大为不满，甚至加以恐吓。如万历三十一年，高淮因所求龙纹席未及时上送，而大为恼火，在给宣祖国王的揭帖中“多有未安之语”，甚至“指名参奏”宣祖有“逆君命”之嫌。宣祖忧心忡忡，担心这些“不美之言，彻于皇上”。1551更令其担忧的是，高淮指使矿税使频繁往来朝鲜，有的甚至与朝鲜女人相婚媾，致使“我国凡事，无不通之，至于朝廷间事，亦皆传播……至于细微之事，莫不探悉，甚

可惧也”。朝鲜史臣对此批评云：“自太监当国来，托言皇帝之命，差官接辙，道路如织，需索日急，责让继至，民用国力，以是益竭矣。[57]

三高淮复开“中江关市”征税

高淮还以“国课”为名，复开已撤罢的“中江关市”征税。“中江”位于凤城与义州间鸭绿江中之中江岛。中江关市之设，系因朝鲜遭受壬辰战争破坏及北方饥荒，为救济饥民，经明朝允准，于万历二十一年在中江开市。最初设市，属暂时性的，所谓“体圣上救火之意，创关市懋迁之利，以救本国奔窜无托之民”[581，恰是设关市的初衷。关市之设，两国边民互通有无，尤其是辽东的米谷流入朝鲜，对拯救贫困至极的朝鲜边民起到重要的作用。备边司大臣在咨请中江罢市的咨文中，也直言不讳地说：“中江开市行之累年，小邦之民，得蒙其利者多矣。”1601然而，中江关市也滋生各种弊端，“岁月渐久，彼我相欺，滥伪日甚，有害而无利，法立弊生”161。因此，万历二十六年，壬辰战争一结束，朝鲜就欲罢中江市，因明军留镇朝鲜，不便向明朝提出，直到万历二十九年，朝鲜才咨请罢中江关市，“抚院许之”。

高淮到辽东后，却以“国课”为名，于万历三十年将刚撤罢的中江关市加以恢复。朝鲜对复开中江关市是不情愿的，但基于壬辰战争，明廷对其有“再造之恩”，出于不得已而为之。如沈喜寿所言：“其在我国，虽甚可虞，而岂有坚拒不从之理也。有益于我则请之，无利于我则违之，有非唇齿相资，辅车相依之道，而况值今日不无致疑之会者乎。》[64]

高淮等恢复中江关市后，独占税收利益。如户曹奏报中所云，高淮等“则于生财理财之道，无不悉心区画，凡商贩凑集之所，差送御史，着实征税”;相比之下，朝鲜方面“非但收纳之际，销费居多，行商之辈，图捧关节，纷纭请减，以此一日所收，渐至零星”。两国在关市税收上形成强烈的反差。高淮为了从关市中攫取更多的榷税，还欲采取如下做法。

一是开马市。据义州府尹崔濂驰报，万历三十年十月，高淮派属下送牌文于义州，牌文内称：“马市复设事，具奏奉旨云云。”义州官员对马市复设事则予以抵制，认为，重开马市，事关重大，虽高淮属官“百般迫胁，时无朝廷分付，不可擅开”。

二是移咨朝鲜，要求中江关市用银交易。宣祖召集群臣商议，群臣皆认为中江市不可用银交易。对此，宣祖颇为担忧地道出他内心想法：

高（高淮——引者注）之前后耿耿移牒于我者，只是魂迷于把参与银钱耳，其不肯因许参之喜，而舍银子也必矣。流涎之极，必至咆哮，一趺之悔，脐不可噬。其差官之若张（张谦——引者注）、若李（自泰——引者注）、若铁（九——引者注）之徒，往来如掷梭，出入如一家，我之动静云为，无不知之。市廛之间，赴京之行，用银自如也，是何无胫之银，能走于燕市，而不能行于鸭江也?欠直之说，终不可弥缝。予之所见如此，未知何以处之也，更议施行。

宣祖所言确属实情，若允中江市用银交易，则担忧高淮等得知朝鲜有银矿后，派矿监到前来设官开矿；若不允以银交易，还担心高淮提出，赴明使臣“用银自如”，为何中江市就不允许用银呢?众所周知，朝鲜使臣借赴明之机，多从事贸易活动。明朝对朝鲜使臣的贸易，不仅不加以限制，在税收上还给予些优惠。1691因此，朝鲜政府规定，赴京使臣，允许携带银两作为盘缠，或作贸易之资。至宣德五年（1430），朝鲜“以金银非国产，奏请免贡。自是赴京买卖，禁赍银货，代以

人参”2。朝鲜禁使臣赍银贸易，缘于朝鲜银矿产银少，但是屡禁不止。使臣携银赴明贸易，至16世纪开始活跃。时东亚主要国家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都市生活奢侈化。特别是明朝，白银代替宝钞后，成为明朝市场贸易的主要货币，入明的朝鲜使臣只有用白银才能买到明朝的商品。这样一来，使臣赴明贸易必须携带白银，朝鲜白银的来源，一是本国所产的白银，二是来自朝日贸易中“倭银”。1731这一时期，朝鲜银矿也多开采，如咸镜道端川郡银矿，“郡民窃取，转卖通事，通事以此多赍赴京”。“今赴京之人，多赍银两，中原人每称银之品好者曰：端川银。”L?61白银大量流入明朝，朝鲜君臣为此忧心忡忡。担忧白银外流奏请免贡，而使臣“挟银入中原事，不可胜禁，恐有后

弊”771。尤其担心高淮获悉朝鲜有银矿，派官到朝鲜开采。万历二十八年正月，宣祖在引见左议政兼都元帅李恒福及领议政李山海，言及端川银矿故事时，则道出了他心中忧虑。他说：“予过虑，则端川银，天下知之，无乃欲寻银矿耶?若朝廷闻之，则必责饷银于我邦，且遣太监采炼，若前朝设局之为，则奈何?”[781为此，只好下令封闭银矿。1791而户曹在给宣祖的回启中，则以“私采则严禁，而公采则犹为之”相建言，遭到宣祖的斥责。1801之所以如此，正如宣祖回复户曹请采银事的答书中所云：

煮海铸山，欲以裕民足国，意则善矣。但利源一开，弊必影从……况我国处处银矿之说，流入敌国，则安知无流涎投鞭之志乎?即今中朝，大监分据十三省，大开银穴，利尽锱铢。若令我国银山之说，闻于中朝，设官开矿，如前朝行省之为，则当此之时，不敢知何以处之乎。大概兴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减一事，其勿举行。[81

可见，在宣祖看来，如果高淮得知朝鲜有银矿，就会向元朝那样在朝鲜设置行省，“设官开矿”。况且，高淮属官张谦此时正在朝鲜，如果其获悉朝鲜有银矿，“转闻于太监之耳，则其弊有不可当者”。[821而朝鲜不允许在中江关市用银交易的用心也正基于此。

三是严控使臣私带人参赴明交易，将人参纳入中江关市交易，以增加税收。如前所述，朝鲜政府规定赴京使臣允许人各持人参十斤，至明销售充用。十斤分为八包，每包二十两，此即八包之始。嗣后，所带人参逐渐增多，“至崇祯初，每人许赍八十斤，此所谓八包也。其后又许带银子，参每斤，折银二十五两，八十斤共银二千两，为一人八包”。1831可见，使臣赴明所带物品中，人参是主要的交易品，明朝社会对此需求量很大，价格高昂，使臣获利颇丰。1841因此，使臣多携带人参入明京师贸易，中江关市人参交易数量自然越来越少，以致严重影响到高淮的“国课”。高淮到辽东后，就差官往中江关市“所求别造人参”，然而“市中绝乏，虽给重价，贸得极难”。1851因此，他对朝鲜“禁断商贾人参，不为入送”中江关市十分不满，移牌平安道官员说：“尔国顷日危迫之时，求请开市，到今稍安，则反为禁止，极为未安云云矣。”而朝鲜禁断人参入中江关市的原因，正如参赞官徐消所言：

且自义州至理山，沿江越边，唐人之家连接，人家稠密处，则筑烟台，少处则作门楼，悬鼓相为应变。采参之月，无数越江，遍满我国山谷，我国之人，亦为越江，潜相买卖，或相为斗诘，此极可忧。必须痛禁可也。

由此可见，无论是从两国鸭绿江流域国境地带的安全考虑，还是从禁止人参“潜相买卖”思考，朝鲜禁止人参入中江市都是有道理的。

然而，中江关市人参交易愈加见少，而赴京使臣携带人参贸易却未减少。为此，万历三十一年三月，高淮咨会朝鲜，严禁使臣赴明夹带参、银，以杜弊窦事案。咨文如下：

大明国钦差镇守辽东等处，协同山海关事，督征福阳店税，兼管矿务马市太府高，为会明，严禁夹带参、银，以杜弊窦事案。查中江马市，本府题请允开，及移咨贵国，并辽东抚按镇道，不啻再三。及据贵国回咨，遍行各道商民把参，往市贸易在卷。今本（府）亲临中江，阅一市并无参饵。及查问，据商人段四、沈可等禀称：进贡陪臣，并随从员役，夹带过江，以致参斤稀少。看得进上参斤，半赖中江取足，而贵国进贡陪臣夹带，无凭抽进，开市不唯虚应故事乎?除已往者，无论再议，以后仍踵前辙，参不入市，各官夹带，无论有无，过江陪臣，定行盘验。除进上用物件外，搜出参斤，定行参究。若不会明，遽然盘查，则失宽恤之道。为此合咨，前去国王处，烦请严禁，进贡员役，不许仍前夹带参斤，以免中江盘查，彼此两便。[871

文中高淮以钦差大员的身份咨会朝鲜，要求朝鲜严禁赴明使臣夹带人参、白银，换言之，禁止朝鲜所产人参由朝鲜使节流入明京师，而要求将人参纳入中江关市交易，以增加税收。

中江关市复开后，交易并不踊跃。是年三月，高淮“以中江参商不集事”移咨朝鲜，加以指责。宣祖国王令备边司就此事展开调查。据关市收税官言，“参商之不集”，不仅是“物力之竭乏”，更主要的是由于高淮强迫“诸衙门胁买之所致，若此不已，虽胁商贾，使之往市，万无凑集之理”。为此，备边司向宣祖奏报，朝鲜商人不踊跃的原因是高淮“不知此间曲折，徒责商人之不集”，所以，备边司认为，必须将此缘由“具由移咨，以解太监之怒”。宣祖对此建议极为赞同。[881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万历三十六年六月，高淮被万历帝勒令回京，交司礼监听候处分。[89]

如前所述，中江关市原本明廷已经决定罢废，却因高淮“重其抽税，搪塞其议，照旧仍设”1901。复开后的关市滋生种种弊端。万历三十七年二月，朝鲜在给辽东都司乞罢中江关市的咨文中有所揭示：

第以目前弊痪言之，无籍奸民，托以交市，互为变服，散漫深入其间，奸弊罔有纪极。顷日陈少率、王近泉诸人，潜入安州地方，罹杀越之患，而纠禁无所。日后又有重于此事者，则何以处置?惹衅生事，必在不远。本国屡请革罢者，实有深忧，非但区区欲守疆场之禁耳。若交易之平，侵渔之革，弊在些少，非本国之所论也……今之罢市，全不干于进贡之臣，而别设辽东查点抽税之法，则日后被侵抑勒之患，有甚于假托江市假票征欠之弊。此岂中朝柔远一视之义乎?本国初欲罢此市者，但欲预绝彼此奸蠹，慎守其一，各全疆事，使本国之人，无得罪于天朝而已。今被经历官司，诋斥多端，此段利害，唯在上国酌量处分，非下邦所擅。其应罢果否，仍设无患，恭候中朝上司酌议处置，允为便益。

可见，不罢中江关市，越境戕杀事件等弊患始终不能杜绝，所以朝鲜才不得不向辽东都司提出罢关市的请求。当然，中江罢市并非易事，朝鲜将罢革中江关市咨文相继报礼部、抚院等衙门，至万历四十一年明廷才允准革罢。

结语

综上所述，朝鲜文献中关于对高淮的记载，不仅为我们研究晚明的矿监税使，特别是研究辽东矿税监高淮的活动提供了新史料，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有关辽东矿税监高淮的资料，虽明代官私文献多有载录，但域外文献从“他者”的视域，详细地记录了高淮在辽东的活动，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史料，既可补充国内史料的阙失与不足，也有助于我们从加深对矿监税使的认识。

（作者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