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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论（第1页）

余论

一、明清易代与江南士大夫家族的衰替

历经魏晋六朝北方士族与民众的南迁以及宋朝的南渡，自唐宋以后，江南已经成为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富庶、繁华盛极一时。尤堪注意者，在元末明初与明末清初两个时段，因朝代更迭所带来的巨大政治变动，无不导致江南士大夫家族的衰替。

已有的研究成果足以表明，所谓的“九儒十丐”之说，不过是一种误会性的偏见。由于元朝政府对江南士人采取一种较为优惠的政策，致使元代末年的江南士大夫，无不过着一种相对奢侈优游的生活。面对元末群雄四起的局面，江南士人有以下三种政治动向：一是以戴良、王逢为代表的士人群体，从“保境安民”的目的出发，公开支持张士诚政权；二是以杨维祯为代表的士人群体，虽对朱明政权无甚好感，却亦不参加张吴政权；三是以宋濂、刘基为代表的士人群体，亲身投入朱明政权，且为明朝的建立出谋划策。[1]江南士人对元朝盛时太平景象的留恋，导致明初建国之时，江南士大夫家族遭到沉重的打击。以苏州府常熟县为例，元末时的“富民”以曹善诚、徐洪、虞宗蛮三家最为闻名，而且过着相当奢华的生活。至明洪武年间，当大理寺卿熊概抚吴之时，“喜抄没人，一时富家略尽”，虞氏家族亦名列其中。[2]至于一直困扰江南士民的苏州、松江两府的重赋问题，尽管其成因不一，但确实与元末江南士人群体的政治动向有直接关系。即使如此，借助江南的地理优势以及市镇经济的繁荣，再加之江南士人通过科第而陆续进入仕途，以世代簪缨为特点的江南士大夫家族在明朝重新得以确立。

明清易代，江南士大夫家族又陷入衰替的境地。[3]明清之际，最为值得关注的社会变迁，当为秩序变动。而秩序变动的结局，则是引发士大夫家族的衰替。毫无疑问，这牵涉到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地域社会”及其与之相应的社会秩序变动的多样性；二是“社会流动”及其影响。

追溯明末以来社会秩序的变动，尽管已经萌芽于明代中期，但还是以万历以后最为明显。所谓秩序变动，按照较为传统的唯物史学理念分析，当属一种“封建土地关系的松解”，与此相应者，则是“长幼尊卑、贵贱等级关系的松弛化”。[4]明代中期以来的阶级关系，已呈错综复杂的态势。这种阶级关系的复杂性，大抵体现在“阶级斗争”已具各种不同的类型，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换言之，在反对统治者及其所代表的“地主阶级”利益的斗争中，其参与者的身份更趋复杂，既有农民、富农和城市平民，又有部分从传统统治集团内部分化出来的下层士绅，甚至不乏原本属于“剥削者”的豪奴参与其中。基于此，前辈学者傅衣凌提出了一个传统“封建社会”中“阶级斗争”的基本“公式”：“一是农民反抗地主的斗争，这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一是地方割据势力反对中央专制主义者的斗争，这是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5]进而言之，当社会结构处于大动**、大分化的关键时刻，各社会集团的势力无不蠢蠢欲动，而农民与地方割据势力自必趋于合流，共同参与到为了夺取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的斗争中去。

这种基于阶级分析之上的社会秩序变动原因的分析，尽管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大抵还是把握了社会变迁的脉络。这就是说，阶级关系的复杂性，至少说明社会秩序变动的多样性色彩。假若转换理论的视角，借用“地域社会”的理论来重新审视明末清初的社会秩序变动，无疑将使研究引向深入。在日本明清史研究中使用“秩序”这一概念，[6]大抵可以追溯到1977年。正是在这一年，森正夫发表了《关于一六四五年太仓州沙溪镇乌龙会的反乱》一文，首次强调在研究中不应忽略既存的社会秩序、社会上诸种关系以及价值观的“古今未有”的变化。[7]他认为，在明清之际维持着以乡绅和士大夫为顶点的多元的、交错的诸种社会关系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不是“地主—佃户”关系，而是“主人—奴仆”的关系。[8]森正夫根据明末清初地方志的资料，卓有成效地将当时所出现的秩序颠倒现象概括为如下多种对应关系：尊—卑、贵—贱、良—贱、长—少、老—少、前辈—后辈、上—下、上等—下等、富—贫、强—弱、主—仆、衣冠—营匠（巫祝）、衣冠—市井（里夫、贱胥）、缙绅—绳枢（瓮牖）、缙绅—无赖（黠胥）、宦室—编氓、乡绅—小民，等等。[9]这些社会秩序的变动，显然存在于“场”（即作为人们生产和生活过程的基础单位——地域社会）之中。如何认识“地域社会”，首先涉及的就是地理分界线的问题。森正夫将明清时代的地理分界线限定于以下四个层面：省—府—县—都（区）—里（图）—甲等的行政区分；城—镇—村等的聚落形态；墟、市、集等以市场为中心的市场圈；江南—江北、东南—西北等对比性称呼的地理风土（近年也表述为地域性）。[10]

在明清交替之际，若从地域社会的视角出发，尤其需要关注如下三个问题：一是社会秩序的变动，亦即以尊卑、贵贱、长幼为特征的明朝旧有秩序的解体与清朝政府所主导的新秩序得以重新建立的历史变动；[11]二是乡绅（士大夫）力量在地域社会中的支配问题；三是带有地理性的江南区域问题。若是将三者合一，进而考察明清易代给江南士大夫家族衰替所带来的直接影响，显然对此一问题的研究大有裨益。

社会流动无疑包括纵向流动和横向流动两部分。而纵向流动又包括“向上流动”（upward）和“向下流动”（downward）两部分。若以明代留都南京作为考察的例子，社会流动的加速相当明显：一是外地人大量进入南京城内。史称南京城内自“薪粲而下，百物皆仰给于贸居”，导致诸多赚钱的买卖，均拱手让给“外土之客居者”。如典当铺，在正德以前，尚大多为南京本地人所开，至嘉靖以后，典当铺与绸缎铺、盐店，均为“外郡外省富民所据矣”。客居之人大量流入南京城内，陆续把持城市的经济命脉，这显然是横向社会流动加速的明证。二是城市贫富分化日趋明显。这些流入南京城内的客居商人，同样受到“俗尚日奢”这种城市风气的影响，尤以妇女为甚。“家才儋石，已贸绮罗，积为锱铢，先营珠翠”。其结果则是商人之家发迹未几，就“倾覆随之，指房屋以偿逋，挈妻孥而远遁者，比比是也”。[12]这又是上下流动频繁的有力佐证。

根据社会学的社会理论，社会流动还可以分为“剧烈的社会流动”（highsocialmobility）和“平和的社会流动”（lowsocialmobility）两种，[13]而且社会流动与革命潜力也密不可分，尤其是“剧烈的社会流动”，更是以暴力革命为其主要形式。可见，运用这方面的社会学理论，并就晚明以来的社会流动（包括科举导致的社会流动以及农民革命所产生的社会流动）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无疑将成为研究的新趋向。

（一）明末以来社会秩序之变动

揆之明代的社会史，基于科举家族之上的传统的士大夫力量开始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转变。这种转变固然建立在生产力的发展与商品经济的繁荣、土地渐趋商品化、国家户籍控制的松弛以及农民通过反抗而使自己阶级力量增长等诸多因素之上，[14]但由此也导致了士大夫力量的改变，亦即从世代簪缨的书香门第进而演变为染指乃至把持各个经济领域的“豪绅”。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观察：一是农民的土地开始向官绅大量集聚。据明人顾起元的记载，自嘉靖中叶以后，由于朝廷的田赋日增，“细户不支，悉鬻于城中”。[15]换言之，原系自耕农的“细户”，迫于赋役的压力而将土地转卖给城内的官绅之家，最终导致“寄庄户”逐渐增多。其结果，则使江南一带，一些“富家豪民”可以“兼百室之产”，而他们的宅第田园，更是“儗于王侯”。[16]二是官绅家族开始染指工商业并进而控制城乡各级市场。史称吴人以“织作为业”，即使士大夫家族，“多以纺绩求利，其俗勤啬好殖，以故富庶”。值得注意的是，徐阶贵为内阁首辅，却亦“多蓄织妇，岁计所积，与市为贸”。[17]不仅如此，士大夫的势力已经控制了地方各级市场。以明代至清初的华北市集为例，虽有“城集”与“乡集”“官集”与“义集”之分，但在市集的创设过程中，绅士或豪民均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市集一旦创立，其具体的管理过程，尽管相当复杂，诸如寄生于市集、搞不法勾当的刁民、市棍、宦仆等，其作用似亦不容忽略。然从根本上说，他们也无非是“作为绅士、豪民的代理人而介入市场的经营的”。[18]而在广东，诸如埠、墟一类地方市场的税收，均已为“私家”所把持。这些所谓的“私家”，其实就是由“宦家”“春元”“监生”“生员”等构成的地方乡绅。根据自己所控势力的大小，各类乡绅分别控制各级市场：较为繁华且收税较多者，理当属于宦家；稍次者，则属于春元；只有那些较为偏僻的“小墟”，才由监生、生员控制。更有甚者，甚至一个生员之父，亦可凭借儿子的身份，在一个村落中“设公座，陈刑具，俨然南面而抽税”。[19]“豪右”把持地方市场，借此抽税，使原本属于“公家”的税收，纳入私囊之中。如当时广东一个小墟，一年的税收达百两银子，而交纳“公家”者，仅仅八钱银子而已。至于大的集市，其所收更是可想而知。[20]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曾言：“自万历以后，水利、碾硙、渡场、市集，无不属之豪绅，相沿以为常事矣。”[21]可见，官绅大量购买土地或兼营工商业之风的形成，并进而操纵城乡经济大权，固然说明了明末以来城镇经济缺乏独立性，但更应关注者则是士大夫力量所发生的根本性转变。

晚明以来直至明清易代，社会秩序正处于大的震**之中，尤以江南地方社会为甚。这种社会秩序的变动，其最为明显的表现形式就是“兵变”“士变”“民变”“佃变”“奴变”不断，并由此对传统的礼教等级秩序造成极大的冲击。以浙江为例，在万历三十九年至万历四十年（1611—1612），兵变、民变、士变接连而起。先是因为月粮留难，导致驻扎在杭州城内的罗木营兵变，军兵闯入督府，“拉吴中丞出而窘辱之”；接着因为编派伙夫不均，酿成一场民变，杭州城内的“奸民”聚集一处，“劫夺城中，烧毁陈都谏等家”；其后，号称“青衿士”的地方学校生员又“屡屡不逞”，如嘉兴、湖州二府的生员“围挫有司，学使者不能制”。[22]至崇祯朝，天下“多故”，军输租调只能依赖于江南地区的赋税。箕敛既烦，民力卒殚，再加之凶荒疾疠不断，致使“吴民亦几嚣然不靖矣”。[23]南人一向号称柔弱，这些发生在江南地区接连不断的社会动乱，尽管旋起旋定，但足以证明世道“多故”，“乱萌”已起。

考察晚明以来的社会秩序变动，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考察：一是士大夫力量的内部分化，以及由此而引发的诸多士变、民变；二是以李自成、张献忠为主要代表的农民革命运动，最终导致佃变、奴变一时甚嚣尘上。就社会流动理论来看，两者均属“剧烈的社会流动”。

晚明以来，士变、民变不断。士变虽以学校生员闹事为主要表现形式，但足以证明生员群体在地方上已经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与社会力量。[24]按照已有的研究成果，自万历末期至天启初年的20多年中，较大的民变达20多起。[25]民变以反对矿监税使为主旨，将其视为晚明城市中初期的“市民运动”，可具一说。然若转换探讨的视角，借用西方社会史学家梯利（CharlesTilly）所使用的名称“集体行动”（collectivea），将此类城市民变视为“人们为追求共同的利益而聚集行动的行为”，或者将这类集体行动带有暴力行为的事件，称之为“集体暴动”（collectiveviolence），[26]则更为合适。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很多民变中，一些地方官吏与缙绅士儒均参与其间。士变、民变两种形式通常交织在一起，使社会秩序变动中的阶级关系更趋复杂。过去的研究者，简单地将其视作“统治阶级内部的皇权与绅权之争”，[27]事实上是对士大夫力量作为朝廷与地方之间的媒介体的忽视。生员层联合士大夫的上层，共同参与一些晚明城市的民变，说明了士大夫力量的整体一致性。但这仅仅是一个方面。在晚明的士变中，有两种现象尤其值得注意：一是生员殴辱方面或父母官，导致纪纲颓坏；二是生员与乡宦之争，最终导致绅、衿对立和分化。可见，晚明纷纷出现的士变，却正好说明士大夫的力量也处于日益分化之中。换言之，生员层渐渐从士大夫中游离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一股社会力量。

从史料记载可知，在明代嘉靖初年，江南尚可称“古风犹存”。然自万历以后，风习大变，从而导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秩序颠倒。根据明人李乐记载，在当时的江南发生了五大事变，分别为“董氏之变”“范氏之变”“闵潘之变”“华亭徐氏之变”“僧士之变”。这五大事变，既包括农民针对绅士压价买地而组织起来的退地之争，亦包括下层士人针对上层乡绅之争，无不表明“世道”显得“乖张诧异”，“气象人心”发生巨大转变，而士大夫家族不再可以高枕无忧，不得不为世道人心担忧。[28]从上面五个事变可知，当时的民变已经与士变混合在一起，进一步证明明季阶级关系的复杂性。

随之而来者，天启年间则有“民抄董宦”之事的发生，说明“乱民”四起已成一时风潮。崇祯十三年（1640）夏，因为米价腾贵，致使苏州府“饥人汹汹”，抢掠之风顿起。至六月二十日夜，百姓首先焚劫巡抚陆文献家，“居第悉为灰烬”。陆氏“富于财，秽于行”，故百姓借此“纾忿”。至二十三日，太仆寺卿徐泰之家亦被劫，“白昼千人涌入，杂器齐毁，囊积半空”。[29]清顺治元年（1644）四月三十日晚，江阴县的百姓获知京城被李自成农民军攻破之后，一些市井不逞之徒，乘机生乱，“三五成群，各镇抢掠焚劫，杀人如草”。[30]

清人于墉所著《金沙细唾》论及金坛县的乱源时有云：“余纪三案，先叙闯、献流毒之颠末，以见吾邑之祸所由酿者，其来有自矣。”[31]可见，明末乱祸之源，士大夫力量之衰落，无不需要从“闯、献流毒”说起。明代崇祯末年，确实已是“萑蒲伏莽在在窃发”，[32]社会秩序已经处于动**飘摇之中。入清以后，如在苏州，顺治二年（1645）五月十四日，新任巡抚霍达将“抢夺乱民四人斩于泊舟水次”。十七日，又将“乡间乱民一人枭斩”。即使如此，还是“群心日久惶惶”。[33]明末清初学者陈确所著《盐州篇》一诗，生动地记录了明清易代之际，浙江嘉兴府海宁县社会秩序的变动。细绎诗义，大抵可以说明以下两点：一是在崇祯末年至弘光元年（1645）这一“世乱”时期，已经演变成为“贫儿骤饱富儿馁，凶人久活善人死”的失范时代。世乱的反映，则是是非的混乱，不但捍卫乡里的“乡兵”杀人如麻，而且所谓的“义军”，亦是“焚家劫藏”。在此失范时代，“大第高门尽煨烬”，士大夫家族受到很大的冲击。二是所有这些动乱，究其根源，还是因为“昔日承平风俗恶”，不仅“乡官”豪横，而且任由“群仆”恣肆，“沿邨扑捉吏不呵”，地方官吏不加整肃。如此之“纷纷报复”，终归空虚，一旦清兵南下，其结局则是无论是“大家”，还是“小家”，一同归于沦没。[34]

究奴变的兴起，还是源于明季士大夫不加自爱，其所蓄养的仆隶相当之盛。如湖广麻城的梅、刘、田、李四姓，“家僮不下三四千人，雄长里閈”。[35]盛极必衰。士大夫家族大量蓄养奴仆，甚至任由他们恣肆，最终导致奴仆势力大增。自崇祯末年至清初，奴变四起。如崇祯十五年（1642）十二月，张献忠攻打黄梅之时，麻城的绅士希望组织队伍捍蔽地方，让手下奴仆纠率同党，砍牲为盟，结成“里仁会”，借此与张献忠的义军相抗衡。然至崇祯十六年四月，当张献忠攻破麻城之后，群奴反戈一击，“炮烙衣冠，推刃其故主，而投献忠”，成为献忠义军的“新营”。至于“里仁会”的首领汤志，亦杀死诸生60余人，与周文江一同呼应义军。[36]自崇祯十七年至弘光元年（1644—1645）之间，江南的嘉定、金坛、溧阳诸县及太仓州，亦纷纷发生奴变。崇祯十七年五月，嘉定县一位姓华的生员之家，家奴发生变乱，“合他姓奴客同时起，缚主杖之，踞坐索身契，所至数万人”。[37]在金坛县，缙绅家奴潘某于崇祯十七年五月号召群奴谋弑主人，组织“削鼻班”，自称主帅，下面所聚达数万人。至清顺治二年（1645）六月十三日，金坛县的豪奴乘着动乱，再次组织“削鼻班”，在城隍庙中聚盟，约合一县奴仆“叛主，勿执役”，“缚故主，胠其囊箧，索身契，横行剽惨”，“去主从乱凡四五万人”。[38]弘光元年五月，溧阳彭氏仆人潘茂亦组织了“削鼻党”，将县中仆隶悉数招入党内，“其主有不还劵契者即杀之”。又据《莼羹堂集》，当时江宁、常州等处的奴仆亦各相仿效，组织“削鼻党”。[39]弘治元年五月，太仓州的奴仆倡为“索契”之说，一呼千应，各至主人家门，逼还卖身之契。主人应付稍慢，“即举火焚屋，间有缚主人者，虽最相得，最受恩，此时各易面孔为虎狼，老拳恶声相加”。[40]其最著名者，则是徐氏家奴顾慎卿所组织的“乌龙会”，甚至太仓州沙溪镇的学校生员吕之模亦“跳入其中，手执牛耳，呼召群小”。[41]

明末清初，佃农为了反抗土地所有者的过分剥削，亦开始有组织地进行暴动，是即“佃变”。如崇祯年间，福建泉州府属南安县的农民组织了“斗栳会”；同安县苎溪十八保的佃农，则倡为“平斛”之说。顺治三年（1646），福建宁化县的黄通，首以“较正斗斛”为名，起而反抗；其后，赣南宁都的闽佃，亦组织“长关”，创立“千总”“万总”等名号，起而响应。至于闽西北诸县的佃农，更是群起响应，纷纷创立“田兵”。[42]

（二）明清易代与社会变迁

俗语云：“宁作太平犬，莫为乱世民。”明清易代，一种看似寻常的朝代更替，却带来了诸多社会性的后果：一方面，烽烟四起，百姓身处乱世之中，夫挈其妻，父携其子，整天为逃难而疲于奔命。这种乱世的生活，对百姓来说是一种灾难。另一方面，对士大夫来说，世态沧桑，旧朝覆亡，新朝初立，旧的政治特权已经失去，而且时刻面临着来自两大力量的威胁。在明代势力颇盛的士大夫家族，经易代之后因为失去了原先在政治上的权势，逐渐走向衰落。这基本可以体现士大夫社会的一些特点，即士大夫家族与科举功名乃至政治权势的合一。这是来自新朝政权的威胁。除此之外，到处风行的“奴变”“佃变”，亦对旧秩序社会中占据领导地位的士大夫是一个不小的冲击，并使之逐渐丧失传统秩序领导者的地位。

明清交替之际，兵燹连绵，战祸不断，百业凋敝，晚明以来的经济兴盛暂时陷入一个衰退期。当时全国尤其是江南，这种由盛至衰的社会变迁，无不充斥清初士人的历史记忆中。以下从全国与江南两个方面加以考察：

其一，全国性的萧条景象。如北方的山东临清，当明盛之时，其繁华几乎可以与扬州、苏州相比拟。但自崇祯十六年（1643）之后，已是“大半焚毁，缙绅驱车而过者寥寥”。弘光元年（1645），魏裔介曾从家乡南游，路过山东临清，发现仅仅“隔河青帘摇摇，犹闻歌声鸣鸣然”。[43]

至于南方的广东、福建，战乱给当地经济的冲击亦相当明显。地处岭南的广东，尽管有“地僻”之称，但在明代已称“饶乐”，“多象犀珠玑、翡翠毒冒之物”。入清以后，即使清朝平定五岭超过十年，但由于广泛执行海禁政策，“番舶贾易之货不以时至”，最终导致广东百姓日益贫困，“盖已非前代饶乐之比矣”。尤其是清朝所严厉实施的迁海政策，更使沿海居民，“以饥寒踣死道路者累千万户”。至于平江、杨梅、青婴珠池之中，亦不再出产珍珠。[44]清初，广东吴川县的变化就是明证。据史料记载，顺治四年（1647）正月，吴川士民知悉清兵入广之后，就家家杀六畜，请食相辞，称“世界不可知”，等到元宵节后再入山逃难。一时人心大变，“至亲瓜葛俱私通兵贼劫掠”。等到清朝知县到任，无论是钱粮的征收，还是徭役的编派，无不按照明代所定则例，致使“富者倾家，贫者典妻鬻子，流徙逃窜，民不聊生”。[45]早在顺治四年，福州因发生饥荒而导致百姓四处逃窜，所见百姓无不鸠形鹄面，甚至四五十家的街巷，难以见到一个行人，“死亡十之八九”。[46]清兵进入福州之后，军需之外，凡官府所用，公私所给，一切皆取之民间。故正供之外有马草，径跕之外有民夫，用无定额，取无定数，日烦一日。[47]如顺治十二年十月，清兵驻扎于福州南门、水部、东门各郊外，“住人家，索酒肉金帛，役使主人饲马，稍违即捶楚交加，虽小小厮卒呼唤一声，惟其指挥，靡敢逡巡”。[48]为了应付清兵，地方官府向民间百姓征粮派夫，导致“百色生业俱废”。其中最苦者，当数夫、草二项。稍有违误，即身家不保，或被殴踢，血肉淋漓。[49]

其二，江南地区由盛转衰。清人汪琬言：“自国家抚定江浙，而吾吴又更湖海寇盗之虞，公私庐宇其废为丘墟灌莽、狐鸣鸱啸之区者，十将三四。”[50]堪称当时实录。

先来看南直隶之苏州、松江两府。明代苏州之盛况，多为史料所揭示，无须赘言。然入清之后，苏州趋于衰败，则是相当明显。如顺治三年（1646），苏州吴江县的宝带桥、白龙桥均被拆断，“上搭木牌而渡兵马，盔甲照耀，锦绣华彩，水中浮起死尸，有无头无手者、砍坏身体者，种种无数”。[51]松江府城，虽不及苏州之大，但在明代已有“棉都”之称，百姓生活殷富。自明朝过来的清初人曾羽王、姚廷遴两人，对明代松江府之繁华，均有回忆。据曾羽王记载，松江府城的东西南北，“非官家栉比，即商贾杂居，市物列陈，无一隙地”。[52]姚廷遴幼年时曾到过松江城，所看到的城中风俗，则是“名宦甚多，旗杆稠密，牌坊满路。至如极小之户，极贫之弄，住房一间者，必有金漆桌椅、名画古炉、花瓶茶具，铺设整齐。无论大家小户，早必松萝芫荽，暮必竹叶青状元红。毋论贵贱男女，华其首而雅其服焉；饮食供奉，必洁其器而美其味焉”。[53]如此看来，松江确乎可称江南锦绣之地。入清之后，由于松江府发生沈犹龙起义守城之举，最终致屠戮之惨。从曾羽王、姚廷遴两人的记载可知，李成栋率兵攻破松江城之后，“横尸遍路，妇人金宝捆载而去”。城中东南一带，房屋宅第均为官兵所占，后来又被兵卒拆毁，乡绅之楼台亭榭，尽属荒丘。此外，清兵破城之后，焚烧城市，火从秀野桥烧起，直烧至东门外。又从南门烧起，直烧至府前谯楼，俱为灰烬。“北门四周俱烧尽，存者只有十分之二”。[54]经此劫难残毁，松江昔日繁华，已减十分之七。云间锦绣，顷刻化为瓦砾之区。

再来看浙江各地在清初所遭受的兵燹之祸。自宋代以来，民间就有“上说天堂，下说苏杭”之谚，说明杭州之繁华足以与苏州并驾齐驱。在明代，杭州西湖已经成为官宦、富商的销金窟。如钱塘宝石山，踞西湖之背，山上有保俶塔，成为当地人的登临胜处。僧寮佛阁，参差窈窕，朝霏夕霭，松风铎语；下视六桥，烟波如画；倚栏而揽凤凰之山，楼台雉堞，蔽亏云日，万井千逵，灿然在目。在盛明之时，士女嬉游，踏青拾翠，岁无虚日。而当地的官员，亦“往往挈壶觞，却驺驭，以为登高避暑之地”。然入清兵兴以来，渐失旧观，相轮缺折，廊殿摧颓，狐狸昼啸，鼪鼯夜号。世尊有尘埃之叹，僧徒乏营缮之资。其结果，则是“游人旅宦，蜡屐亦因而不前矣”。[55]面对西湖的盛衰，清初人陈确不胜感慨，写下一首《西湖书感》诗，借西湖变迁以抒写个人情怀，其中云：“西湖春望不胜嗟，宛转南城牧马遮。三竺云封迷客屐，六桥苔滑踬行车。泉声自咽忠臣庙，草色全荒处士家。痛哭孤山徐孝子，虚亭寂寂揜梅花。”[56]杭州南城，成清兵牧民之场，而西湖游览胜地，更是成为清兵饮马之池。嘉兴府的萧条景象大抵相同。在盛明之时，嘉兴烟雨楼游客丛集，一片繁华。至清顺治三年（1646），姚廷遴到了嘉兴烟雨楼，尽管垂杨弄烟、波光带雨，景色依旧，但经历了“兵马之后”，“惟见寂静无人”，“绝无游人”。[57]嘉兴海宁县，在明清更迭之际，饱受战乱之祸。世事翻覆，不可度测；昔日衣冠，今已成盗贼。陈确诗句云：“夜深贼火彻天红，出门窃望弥西东，顷刻千邨净如洗，平明听说心怔忡。”[58]这是乡村遭到盗贼的洗劫。陈确又有诗句云：“君不闻钱塘江上炮声哀，日日夜夜轰如雷，潮水退后沙岸上，死人百万春成堆？又不见盐官城里高楼台，连云耀日无纤埃，前年造作工未毕，去年烧尽惟寒灰？”[59]在战祸之下，海宁城内连云耀日的士大夫楼台，已被烧毁殆尽。至于湖州山水，号称秀绝东南。当明代太平无事之时，优游闲适，极登临燕赏之娱，风流遗事，宛在耳目之前。入清之后，时移势殊。先是兵燹，继以大狱，致使湖州“鸡连鱼烂，井屋榛墟”。[60]

此外，诸如安徽与江西，在战火的冲击下，亦是士大夫园林被毁，经济衰落，一片萧条景象。以池州府为例，在明季时，士大夫多在万松山下置立亭馆。清兵攻克池州之后，则已是“**为墟莽久矣”。[61]安徽徽州府，自古就有“膏腴地”之称，尤以徽州商人著名。兵兴以来，一些“素封巨贾”，均挟资走四方，导致“阛阓空虚，村落凋敝”。但“实去名存，供亿支吾，尝救过不给，复何文墨之暇为”？[62]文墨聚会，实为太平景象的点缀。一旦战乱不断，经济萧条，应付日常生活尚成问题，哪有余暇去舞文弄墨？江西的情况亦不容乐观。如江西南安府，素称雄郡，水路通衢，自应阛阓喧阗，商贾辐辏，成一派繁盛景象。但到了清初，“一二残黎万死一生，相率携持妇子，**析离居。兼之兵马云扰，心怀疑惧，即绅衿巨姓，亦皆星散远方”。于是，祖遗房屋，任其倾圮。南安城内，“一望萧条，惟有败瓦颓垣，寒烟衰草”。[63]康熙年间，曾任江西昌化知县的陶元淳经过实地咨访，深感当地百姓，“坠于涂炭”。一入县境，所过“田畴芜秽，村落邱墟，竟日行榛莽间，不见一人”。而在县城之内，更是“城垣颓敝，学校废弛，士无弦诵之声，家鲜瓶罍之积，物产萧条，商贾不至”。[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