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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论（第2页）

子黎何辜，斩艾未厌？生活在明清之际的人们，无不有此设问。明清更迭，给饱受战乱之苦的士民造成了很大的心灵创伤，使清初士人有“天之不仁”之叹。何以言此？简言之，就是两朝更替导致剧烈的社会变迁，诸如：过去的高门阀里，会通大都，已是烬冷烟飘，无复存在。无奈之下，只得选择一片荒裔之地，暂且偷生，且亦不得安宁，仍不时会遭到祸衅的威胁。世道如此，人力无奈，天亦无救，可见“天之颓惰恇怯，狥势委利，与人无异”。[65]清初遗民徐枋对天的质疑，确乎道出了当时士人的心声。

（三）清兵下江南与士大夫家族的衰替

1。清兵南下与江南地方社会之应对

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帝吊死煤山。消息传到江南，士大夫无不如丧考妣，且彷徨不知所措。一等清兵南下，兵临城下，是不屈而战，还是不战而降，这是江南士大夫必须应对的两难抉择。从历史的事实来看，江南地方社会的应对确乎趋于两分：一是倡义守御，城破之后，百姓遭杀戮，士大夫家族由此而败；二是投顺以苟全性命，借此保得一时的富贵荣华。对此，当时江阴民间守城百姓所唱歌曲云：

宜兴人一把枪，无锡人团团一股香，靖江人连忙跪在沙滩上，常州人献了女儿又献娘，江阴人打仗八十余日宁死不投降！[66]

歌曲所云，大抵已经道出了当时江南地方社会的基本动向。

面对清兵的铁蹄，起而抗争，倡义守御者，扬州、江阴、嘉定、昆山、常熟堪称典型。“扬州十日”之守御，已为南明官民树立了拼死抗争的典范。扬州城破之后，豫王下令屠城，“凡七日乃止”。[67]二十四桥明月之地，尽成灰烬。江阴城守之事，亦是可歌可泣。面对清朝大兵压境，江阴士民在阎应元的率领下，誓死抵抗，确乎如阎应元所题：“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里江山。”此役江阴士民共坚守81日，城内死者97000余人，城外死者75000余人。在清兵的大肆屠戮之下，城内所存无几，仅余53人。[68]“嘉定三屠”，震撼人心。临危难而不惧，更是体现了嘉定士民的忠义决心。嘉定士民在侯峒曾等的率领下，拼死抗清。城破之后，清兵“屠戮无遗，掠辎重妇女无算”，[69]原昆山知县杨永言统率乡绅，守御城池。城破之后，被清兵杀戮一空。[70]常熟士民在原任知州严栻的率领下，浴血拒守常熟。城破之后，城外被“烧毁一空，男女杀死者无算”。[71]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者，则是苏州士民投顺以苟全性命之举。据《吴城日记》记载，面对清兵的强大攻势，当时苏州地方官民的应对，却是“地方官长漫无主持，乡绅但知潜避，无一倡义守御。小民无所依恃，咸思投顺以苟全性命”。顺治二年（1645）六月初五日，清兵已入驻苏州。地方“小民”一同前往缙绅之家，敦促他们出见清军首领，“以纾苏城之祸”。这些缙绅大都隐匿不肯出见，小民愤恨不已，打毁徐汧、李模、蒋灿等各家器物。至初六日，城内外百姓相约，每图以一人为首，手执黄旗一面，上写“某图民投顺大清国”字样，其余则各执线香，争相往清军大营纳款。在乡绅沈几率领下，学校生员亦纷纷投谒往见。[72]至于苏州府属下的太仓州，亦因弘光朝时曾任海防道的王介福向清兵献金并“舆地籍”，“冀以行媚”，得以“一城保全”。[73]

投顺即可保全性命、家产，使财势得以延续，甚至可以保全城市免遭屠戮；起而反抗，或不与新朝合作，则不但有性命之虞，而且会使家族陷于衰落。事实上，早在明季，士林已失羞耻之心。居高官者，享重名者，无不蒙面乞降，以为得意；而封疆大帅，更是无不反戈内向。[74]反观扬州、江阴、嘉定、昆山、常熟等地民众，面对清兵南下之时“率土归仁”的大势，却在当地下层官员与乡绅的倡议之下，凭借弹丸之邑，“偏欲从新朝革命之余，为故国回天之举”，与清朝大兵对抗。揆之常理，确乎“势类螳张，愚同犬吠”，是一种不识“时命”之举，称之为“愚”，可谓一语中的。然鉴于明季以来纲常节义沦丧的事实，这些编氓百姓，独能顾及纲常，保守节义，甘心殉节于下，则又不得不谓之“忠”。[75]唯“愚”方能脚踏实地地践履忠义，此非那些所谓识时务者所能理解。“愚”与“忠”相合，虽成一“愚忠”之举，对维系纲常不无裨益，却更加速了江南士大夫家族的衰落。

2。江南士大夫家族的衰落及其典型个案

明清易代，世态沧桑，在明代势力颇盛的士大夫家族，经易代之后因为失去了原先在政治上的权势，逐渐走向衰落。这基本可以体现士大夫社会的一些特点，即士大夫家族与科举功名乃至政治权势的合一。若以江南之松江府、太仓州及浙东等为地域视阈，再以甲申、乙酉（1644、1645）为时间界限，称之为乾坤龙战之会亦未尝不可。与之相应，士大夫家族的衰落，应该说属于一种整体趋势。这在明末清初人的记载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以松江为例，明代“朱甍绿邸、鸣珂佩玉之家”，入清以后，已成“丘墟榛莽”；至于“锦鞯珠勒、五陵豪贵之儿”，入清之后，生活亦陷入困顿，或“悬鹑曳练”，甚至不乏“采櫲穞以为食者”。[76]再来看太仓州，士大夫家族面临相同的窘况：明代的“右姓卿宗”，至清降为“皂隶”；士大夫原本“良田上腴”，至清亦已“斥为榛芜”；至于那些“方领之儒，膏粱之子”，至清更是“小吏得而唾其背者多有之矣”。[77]至于浙东，更可从宅第的轮替看出士大夫家族的衰败景象。据李邺嗣记载，入清之后，一方面，明朝诸“大家”的宅第，因战火而“颓垣败栋，仿佛难辨”；另一方面，即使其间尚有甲第如故，却已更替主人，“率为人攘据，其中门额非旧”。[78]

为了对清初江南士大夫家族趋于衰落的状况有更多的认知，不妨以苏州、松江二府为例，作一详细考察。

首先，为了分析的方便，下面仅引苏州府汪氏、文氏、徐氏三个家族作为典型个案。从汪琬的记载可知，苏州汪氏家族，至明熹宗时达到极盛，号称“吴中巨族之冠”。汪琬的族父汪来虞因为得罪魏忠贤的“私人”，从广东布政司任上回到家乡，其声望为地方所尊重；而汪琬的父亲汪膺正好中了举人，当时汪氏家门睦敦，诸兄弟均能“恂恂勉于文学”，以致家声大振。其后，汪来虞再次出仕，不久暴殁于海外，而汪琬的从父及父亲又相继去世，[79]致使汪氏家族“少衰”，多次为“外侮所侵”，进而“困于徭役”，不免有风雨飘摇之患。所幸者，家族内由于吴夫人支撑门户，才得以稍有成立，宗党相聚。自明季以来，直至清初，汪氏家族中共有二人中举人，一人中高第贡生，此外又有二人中进士并在京城为官，才使“汪氏衰久而复之渐”。此为汪氏家族之中兴。然中兴之后，汪氏家族日益繁衍，不免家族成员中薰莸好丑杂出，虽不乏闭户好修之士，而一二不才者，亦往往“健斗喜讼，挟机诈，恃气力，以相輘轹”，最终导致汪氏家族“由此不振”，再次趋于衰落。[80]汪琬的回忆大抵已经证明，苏州汪氏家族在明末清初两度兴衰。究其衰落的原因，大致不外乎前辈去世、困于徭役、健斗喜讼等；而其再兴的原因，则是家族中有吴夫人一类的贤内助，或者通过科举仕进而重振家门。尽管汪琬未有谈及明清更替对汪氏家族兴衰的影响，但显然亦有关系。

与汪氏家族相比，苏州文氏家族因为出了著名画家文徵明与内阁大学士文震孟而显得更为闻名。文氏先世为衡州人，自衡屡次迁徙，才定居于苏州。至文林并其弟文森先后中进士，文林官至温州知府，文森官至巡抚都御史，苏州文氏家族才光大门楣。文林之子为翰林待诏文徵明；徵明二子，分别为国子监博士文彭及文嘉；文彭子为卫辉同知赠左谕德兼侍讲文元发；元发子为文震孟，官至礼部侍郎、东阁大学士，亦即士大夫所称之“东林党人”；震孟二子，即左军都督府都事文秉及文乘。当天启年间，因为文震孟出任内阁大学士这一贵显之职，文氏之族往往“招致宾客，盛声伎自奉”。又多次“结纳上官及中朝诸贵人，藉势力相援重，四方车骑日夜到门，交关不绝，其名遂倾东南”。入清以后，江南内附，文乘“死于难”，文氏家族随之破败。文秉幸得脱身兵刃之间，隐居竺坞文震孟墓下，自称“竺坞山人”，幅巾布袍，与樵夫释子为侣。[81]

苏州府长洲县下塘徐氏家族，自明世宗开始，直至清初160年间，中进士并为大官者有四人，中举人者又数人，其余“或以赀，或以诸生贡学宫”，遂“出而仕宦者相望”。与苏州其他徐氏家族相比，下塘徐氏尤为著名，“凡赀产之饶，室庐台榭园池之壮，与夫舆服、伎妾、优伶之丽都，悉冠于吴中，四方冠盖日夜争凑其门”。入清之后，徐氏家族骤衰，“子姓多以骄稚纵恣破其产略尽，中间能为恂恂笃行长者，殆不过一二”。[82]

苏州长洲县徐汧、徐枋家族，虽不能与下塘徐氏之盛相比，但自明代其六世祖发祥以来，经过200年的延续，亦是“簪缨八世，世受国恩，魁艾奇伟之人继出”，堪称“世家甲族”。[83]入清以后，徐枋家族已经衰落。从徐枋自述可知，其父徐汧虽然出仕为官，然清白之风，家无余财，所以析产时才得田六顷。明清易代，时势大变，徐枋遁迹湖滨，却连遭寇劫，“既而外侮频仍，豪强侵夺，既而鼠雀耗蠹，恶奴盗卖”，遂致田产日销月削，十亡其九，最终导致生活穷愁困顿，日甚一日。起初尚是俯仰粗给，仅无余资以供杂事，其后更是左支右吾，仅得三餐。直到最后，则是日食一饭一糜而已，或“并糜而无之，则长日如年，枵腹以过”，以致徐枋的子女“皆履穿不苴，寒衾无絮”。[84]

其次，松江府士大夫家族的衰落，以沈、张二氏最为典型。沈犹龙之父，曾经营柴业，兼营旅店。等到犹龙读书成进士，由知县擢御史，历官福建巡抚，升任两广总督，转兵部左侍郎，已是“家资百万”。至顺治二年（1645），犹龙在松江起兵，城为清朝提督李成栋所破，犹龙为乱兵所杀，死于东门外，尸无寻觅。沈氏田产入官，所存金银器物，尽为乱兵掠去。其子浩然，削发为僧，以写字为生。其夫人曾封赠二品，坐过八抬大轿，入清以后，只能以纺纱为业，自己拿到市场出售。“后鬻身于人，无有受者。衣衫蓝褛，不可名状”。松江张鼐，由进士、翰林而官至礼部侍郎。他的儿子号称“张大爷”，倚靠父势，惯以棒椎打人，所以松江人又称之为“张棒椎”。两朝鼎革后，张氏家资尽废。“张大爷”年过六十，只能在华亭县捕衙任捕役，借此谋食。康熙初年，因为欠粮，为知府张羽明责罚。时旁人禀道：“此昔年张公子也。”太尊云：“今即张侍郎在，我尚责之，况仅存其子乎！”闻者莫不悲叹。[85]时势更迭，家族势力随之盛衰不一。

松江士大夫家族的衰落，从他们家族的宅第变迁可以得到清晰的反映。古人有言：园囿之废兴，堪称洛阳盛衰之候。事实确乎如此。明代末年，松江一府之盛，可谓甲第入云，名园错综，交衢比屋，阛阓列廛，求尺寸之旷地而不可得。无论是缙绅之家，抑或交知密戚，往往为了争夺一椽一砖之界，甚至破面质成，宁挥千金而不顾。一旦遭逢兵火，始而劫尽飞灰，继之列营牧马。于是昔年歌舞之地，全都化为荆榛瓦砾之场。间或仅存百一，而动乱之后，亦大多下降为圭窦荜门。换言之，清兵下江南之后，士大夫的宅第、园林，多已成为新朝大小官员的公署或将军的驻节之所。鹊巢鸠占，王谢堂前，无复旧时之燕；金谷楼台，鞠为茂草，平泉花石，终属他人。甚至宅第、园林的遗址，亦半没荒烟，子孙莫稽世泽。

（四）士大夫家族衰替的原因分析

揆之士大夫家族的兴衰史，其中所隐含的枢机相当复杂。在明代，江南的徐阶、申时行家族与江西的严嵩、湖广的张居正家族，均极一时之盛，若将其加以适当的比较，即能得出较有意思的结论。严嵩、张居正家族，尽管享极一时富贵之盛，但自失势之后，家产一被抄没，家族随之衰落。反观徐阶、申时行家族，尽管徐阶家族之富埒于严嵩家族，而申时行家族之富，甚至过于张居正家族，却能使家族一直保有富贵，不至于使家族遽衰。究其原因，明人于慎行推测为以下两点：一是政治权力保有财富不能长久，唯有借助政治权力而在经济上多种经营，方可保得富贵延续。严嵩、张居正家族财富的增长，显然得益于他们内阁首辅的权势，一旦失势，家族就会衰败，甚至面临家产抄没的窘境。反观徐阶、申时行家族，尤其是徐阶家族，其家产的积累，当然亦依靠政治权势。如徐阶在位时，就依靠权势而“倾泻县官赋金”，[110]借此聚敛财富。然诸多史料记载揭示，徐阶家族财富的积累，并不完全借助于巧取豪夺，而是确乎“善俯仰居积，工计然之策”，此从徐阶家多蓄织妇即可得到证实。二是区域经济的特点，同样导致士大夫家族延续的区域性差异。严嵩、张居正的家乡，属于“江、楚旷莽之墟”，无法开展经济性的经营活动，只得借助权势而积聚财富；而徐阶、申时行的家乡，正好处于苏、松财赋之地，所以“易为经营”。[111]士大夫家族的存与败，其因盖由于此。简言之，追究士大夫家族衰替的原因，大抵应从内因与外因两个方面加以考察。

1。士大夫家族衰替的内在原因

就内因而言，士大夫家族的崛起，尽管以科第发达之“业”为先导，但亦以为人处世之“德”为根本。换言之，若是重世德，重家教，或者二者兼得，子孙必定不会沦落，即使沦落，亦不至于很狼狈。反之，若是世德薄，家教弛，那么家族必会陷于衰败。鉴于此，明末清初人吴伟业在探究士大夫世家大族衰亡的原因时，将其归结为“三德”之失，这是相当敏锐的观察。所谓“三德之失”，吴伟业阐释如下：一是“谦德”之失。按照儒家传统的观念，谦虚是“德之柄”。吴伟业从其家乡太仓州的现状中，却看到了士人从谦虚向佻达的转变。他说：“吾乡贵规重矩叠之风，拾级聚足，让而后登；扬觯执笾，拜而后馈。今也言语则捷捷翩翩矣，威仪则佻兮达兮矣，饮饫则载号载呶矣”。二是“俭德”之失。儒家学说认为，俭朴是“德之共”。吴伟业却从自己家乡太仓州中，看到了从俭朴向奢靡的转变。他说：“吾乡寡鱼盐漆丝之利，不知废著鬻财，其民本以力农为业。自俗之靡也，口穷刍豢之养，卜夜而倡乐；身极纂组之华，费日而消功。”三是“慎德”之失。儒家传统观念倡导谨慎，甚至称之为“德之守”。吴伟业从其家乡太仓州中，却看到了从“谨慎”向“声气”的转变。他说：“吾乡以知交声气倾天下，其初则龙门之游、华阴之市也；其继则甘陵之部，钩党之碑也。依光扬声，互相题拂，而刊章之祸大作，浸寻乎陵迁谷改，远识者柴门绝迹以自全，不幸姓名为妄男子所疏记，始悔潜鳞戢翼之不早矣。”[112]明人何良俊以松江士大夫家族为例，将其骤然衰败的原因概括为以下两点：一是“利令智昏”。何良俊认为，松江的士大夫一中进士之后，则对平日同堂之友，谢去唯恐不速，同里之中虽有谈文论道之士，非唯厌见其面，亦且恶闻其名。而每日奔走于他们门下者，则无不都是言利之徒：或云“某处有庄田一所，岁可取利若干”；或云“某人借银几百两，岁可生息若干”；或云“某人为某事求一覆庇，此无碍于法者，而可以坐收银若干。”诸如此类，士大夫则“欣欣喜见于面，而待之唯恐不谨”。可见，无论是父兄之所交往，抑或子弟之所习闻，无不都是言利之徒，未尝与一善人相交，或者听一善言，所以缺乏善行。[113]用太史公的话说，这些士大夫就是“利令智昏，何异白日攫金于市中者耶”！这其实就是“世德薄”。二是士大夫家族子弟不读书。照理说来，四民皆有世业。士大夫家族子弟理应知晓孝悌忠信，使读书种子得以延续。然揆之明代的士大夫家族，正如何良俊所言，因为家中“多财”，导致父兄不知教，子弟不知学。[114]这其实就是“家教弛”。

尽管士大夫家族盛兴之时，家门熏灼，但很难保持长盛不衰。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士大夫世家大族子弟习于奢侈。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当数苏州府太仓州的两个王氏家族。一是王在晋家族。王在晋曾经略辽蓟，被皇帝赐予蟒玉和尚方宝剑。后入中枢，任兵部尚书，当时算得上太仓州的第一显官。然其诸子均为败类，“藉父势，暗呜叱咤，金钱狼藉”。所以，当王在晋在世时，家业就已经“**废涂地”。其中一孙，号宸章，更是“习俳优，善为新声”。家业破败之后，僦居一间小屋，日与伶人相狎。周恒祁将军治兵太仓沙溪镇时，一日开宴，呼伶人衹候，宸章即“厕身其间，捧板而歌”，“博座间一笑，图酒肉一犒而已”。[119]二是王忬家族。太仓州之王氏家族，分为琅琊王氏与太原王氏。王忬家族属于琅琊王氏。王氏发达于王倬，曾任兵部侍郎，其子王忬亦任兵部侍郎。王忬二子：王世贞，官至南京刑部尚书；王世懋，官至南京太常寺卿。世贞有子士骐，曾任吏部主事，可谓四代甲科。至士骐之子庆常，则“习为侈汰，恣声色，先世业**尽无余”。庆常生子甚多，除了王鉴袭荫为廉州太守，精通绘画，尚能保持名检之外，其余均“落拓无生产”，或入沙门为僧，或为优伶，以歌舞为生。王世懋之子士騄，中举人，曾任“宪幕”。士祺之子瑞国，亦中举人，能守家声。瑞国之子王景，却“以狎邪为不法，几破家，狱经年不解，受榜笞无数，摈之远郊，不列士类”。[120]

就士大夫家族衰替的外因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科举制度导致社会流动加剧，使士大夫家族“易兴”，亦“易替”；二是明清易代，两朝鼎革，对旧的士大夫家族形成很大的冲击。

（1）科举制度导致社会流动加剧

科举制度的相对公平性，导致士大夫家族具有“易兴”“易替”的特点。这是社会流动性加剧的典型例子。就“易兴”而言，最为典型者是松江府华亭县徐氏家族的兴起。如徐阶的父亲，原本不过是松江府的吏员。但他的两个儿子，长子徐阶，官至内阁首席大学士；次子徐陟，官至工部侍郎。两人均凭借进士出身，位至卿相，可谓一门荣耀至极。[121]就“易替”而言，苏州府太仓州王氏家族的衰落堪称一例。太仓州太原王氏，起家于王锡爵，官至内阁首辅；王鼎爵，官至提学道。锡爵子王衡，凭廷试第二人任翰林院编修，但很早就去世。王衡之子时敏任职太常寺。王时敏的儿子众多，除了次子王揆得中进士之外，但其他诸子亦“渐落，恐亦为强弩之末也”。[122]这是科第无继导致家族衰落的典型案例。

明代的世家大族，大多源于科举之暴发。科举制的最大特点，就是“士子登庸，不系世业，履道则为衣冠，失序则为匹庶”。[123]这就导致官绅之家兴衰无常，随着官位变动无常，其家族所拥有的土地也经常易主。明人王士性明确指出：“缙绅家非奕叶科第，富贵难于长守。”[124]以江南为例，如浙江宁波府，自明宣德以来，已是公卿辈出，无不“华第宅、联田亩、凿池叠山、集名花异卉以贻子孙者”，一派家族繁兴景象。然好景不长，不但田地、房产几经易姓，甚至墓地亦嘱托无人，昔日歌钟舞袖、晃耀亭台之荣华，全都任之寒烟夕照而已。[125]又据何良俊记载，正德年间，松江府华亭县的官室竞相营殖私产，一时如参政宋恺、御史苏恩、主事蒋凯、员外郎陶骥、主事吴哲，家产均积至10余万，自以为奠定了子孙数百年的基业。然而仅仅过了五六年，这些巨室就已经“田宅皆已易主，子孙贫匮至不能自存”。[126]衰败之速，令人咋舌。

由此论之，世家大族之能保持长久富贵，必须靠子孙科第的延续。然一旦中科举入仕以后，科举世家大族的寿命大多不长。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公卿之子“安于豢养，不知稼穑之艰难，习于骄恣，不遵礼义之轨度故尔”。[127]以苏州为例，在士大夫家族中，无论是高门巨室、累代华胄，还是新崛起的家族，一旦获取科第，则必“前堂钟鼓，后房曼鬋，金玉犀象玩好罔不具，以至羽鳞狸互之物，泛沉醍盎之齐，倡俳角觝之戏，无不亚于上公贵侯”。自奉固已奢侈，即使家族中的“子弟、姻娅、苍头”，亦无不“横于里闬，蹋门破柱，势无不至”。家族繁盛之时，百姓“重足累迹，莫之谁何”，但随之亦潜伏着家族衰败的危机，其最后的结局，必是“高台累榭，化为曲池，朱门夏门，移之他姓”。[128]俗云：贵而不骄，所以常守贵也。富而不溢，所以常守富也。揆之明代士大夫科举家族之衰败史，此语可谓不刊之论。

清兵入驻中原并进而攻下江南之后，对明朝官绅一度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态度。清廷规定，凡是明朝的官员及“举贡监并海上起义诸色人等”，“归顺受职者”，谓之“投诚”。明朝的贡监，入清后又入学成为生员，谓之“复学”。但弘光、隆武两朝的举贡均不准复学。至于生员通过另行考试而被收录，则谓之“可存”。[129]不过，随着清廷强行推行剃发政策，导致江南士大夫的反抗，再加之清廷在江南大兴“科场”“奏销”“哭临”三案，[130]以及广兴文字狱，士大夫家族的血脉元气，已是丧失殆尽。

以科场案为例，此案“师生牵连就逮，或就立械，或于数千里外，锒铛提锁”，导致“家业化为灰尘，妻子流离”。其中波及作为“居间”的二三大臣，亦是“血肉狼藉，长流万里”。[131]奏销条例，定于清顺治十六年（1659），初行于顺治十七、十八两年。顺治十八年正月，因顺治帝“驾崩”而暂缓处置。至康熙元年，继续实施奏销，因拖欠钱粮而受到处罚的绅衿，以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为例，其中进士、举人、贡监、生员，共计13000多人。[132]奏销所及，在职官员则被革职，而贡监、生员则被拿问。史称：“道路之人，惟见愁眉百结，求死不能；而田连阡亩之家，其惨尤甚。”[133]可谓实录。哭临一案，起于苏州人对吴县知县任某的厌恶。因任某一向贪秽，再加之“以漕米遍粜易金，以饱抚臣朱国治”，最终导致苏州人在顺治十八年正月以哭临的形式而“大哗”。当时诸臣哭临之时，苏州诸生数百人，“环聚于龙驭之前，愬县令不法状”。此案所涉，共有生员18人被“械讯”，最后被“骈斩于市”。[134]江南文字狱，以庄氏《明史》案最著，号称“江南第一巨案”。此案辗转株连，累及浙江、南直隶富宦名家将及百余家，处死者百人，如康熙二年（1663）五月二十七日，在杭州处斩者就达六七十人，全是“进士、孝廉、子衿”。至于妇女，都发配满洲，几及千人。[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