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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歌当哭（第1页）

长歌当哭

——怀念富仁

罗钢（清华大学）

从富仁的追思会归来，我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信手翻开一本旧著，这本书的序言是富仁写的。在序言末尾谈到我们两人的交往时，富仁写道：“六载同学，六载同事，十二年情同手足，相濡以沫。”读着这些文字，我的眼睛湿润了。这本书出版于1993年，从那时起又是二十多年过去了，在将近四十年的漫长岁月里，我一直把富仁看作自己最敬重、最挚爱的兄长。

一

我和富仁初识是在1978年春天，无论是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史上，还是在我们民族的生命史上，那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春天”。那年四月我们同时来到古城西安，参加西北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的复试。这是“**”后第一次招收研究生，参加复试的同学人才济济。除我之外，都是“**”前的大学生，我内心很忐忑，一点儿自信也没有。富仁或许是看出来我的紧张和不安，走过来主动和我打招呼。富仁自称是山东人，我当时看着面前这位瘦小精干、面容黧黑的中年人，很难把他与想象中的“山东大汉”联系在一起，便追问他是山东什么地方的人。富仁略微迟疑了一下道：“说出来你恐怕也不知道，山东聊城，是鲁西南一个比较贫穷的地方。我们那里出过一个名人，叫傅斯年。”还真的被他说中了，我那时年轻无学，既不知聊城是何地，也不知道傅斯年是何人。富仁又告诉我，他是山东大学外文系毕业的，在聊城一所中学教语文，这次报考的是鲁迅研究方向，复试名单中原本没有他，是因为排在前面的一位同学政审遇到麻烦，他才临时补进来的。和富仁的交谈，使我当时紧张的情绪缓解了许多。那次复试，我和富仁等几位外地同学被安排住在一起，多了一些接触，富仁的坦率、真诚、谦逊和友善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出于这份好感，当我接到研究生入学通知时竟情不自禁地想，要是那位王富仁同学也能被录取就好了。结果当我报到时，才知道富仁已早我两天到校了。

二

富仁常常自称是“农村人”。其实他的父亲念过书，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如果填写家庭成分，富仁应该填“革命干部”才对。他小时候跟随母亲生活在农村，身上的确保留着一些农村人的生活习惯。在西北大学读书时，我们作为研究生享受的一个特权，是在教工食堂就餐。教工食堂面积狭小，通常找不到座位，但富仁对此并不在意，因为他喜欢蹲在地上吃饭。偶尔我们也能占领一张饭桌，大家高兴地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谈。这时富仁反而不大自在了，于是他选择蹲在一张凳子上，这样就比众人高出一头。只见他一面喝着热气腾腾的“杂稀”（他的最爱，就是通常说的玉米碴子粥），一面高谈阔论，有一种领袖群伦的气概。富仁生病不喜欢去医院，习惯自己“扛着”。在北京师范大学时，有一次我去他家，他躺在**，腰疼得站不起来，大家都劝他去医院。富仁的家与校医院近在咫尺，但他抵死不从。我听见他吩咐大嫂去找一块砖，在炉子上烤烫了，然后用一块毛巾之类的东西裹起来放在他腰上。富仁还有一个习惯可能也与他幼时在农村生活有关。在使用电脑之前，人们写作一般都用钢笔，我们用的是所谓的自来水笔，而富仁用的是那种最原始的蘸水笔。他写作时先要在墨水瓶中蘸一下，写一行字，再蘸一下，再写一行字。他的许多论文都是用这种蘸水笔写出来的，可能直到改用电脑才放弃。由于采用这种书写工具，富仁的字一横一捺都很用力，字迹很清晰，很容易辨认，但并不十分规整，流露出一种倔强不羁的意味。

不过，你如果真的以为富仁就是一个农村人——甚至就连“王富仁”这个土气的名字都在为我们指示他的农村出身——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无论在思想观念、价值系统、文化趣味等的哪一个方面，富仁都是典型的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也许正因为从农村走来，他对农村的认识更加直接和真切。富仁在自己的著作中持续地揭发和批判中国农民身上所具有的保守、封闭、狭隘和冷漠。他是少数几位从20世纪80年代到今天，一直始终不懈地高举启蒙旗帜的中国学人。然而，农村生活在富仁身上留下的难道仅仅是一些无伤大雅的生活习惯吗？我认为并不尽然，在富仁身上至少保持着一种在中国农民，尤其是北方农民的性格中常常见到的特征，那就是“执拗”。

富仁说自己“执拗”，开始我并不相信。在日常生活中，富仁是一个很随和、很好相处的人。富仁生病后，我担心他在汕头无人照顾。他说有一个保姆照料他的日常起居，时间长了，相处得很好，这我是相信的，富仁在生活中是很好“侍候”的。但在有些事情上，尤其是一些他认为重要的事情上，富仁的确是“执拗”的。在思想上，富仁从不轻信，但他一旦认准了某种真理，他就不会放弃、不会退缩，会义无反顾地坚持到底，用农村话说“十头牛都拉不回来”。几十年来，富仁的思想也会发生一些变化，但像梁启超那样动辄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而战的情形在他身上是不可能发生的。当“执拗”与“保守”“狭隘”这样一些因素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往往会发生悲剧，但富仁的“执拗”不是“认死理”，而是“择善固执”。他一生对鲁迅的敬仰和热爱，对鲁迅精神的捍卫和实践，就是这种“择善固执”的体现。这种“择善固执”使富仁避免了在知识分子身上常常发生的动摇、软弱、患得患失。富仁个子不高，但内心很强大。20世纪80年代初“左”风未泯，富仁在鲁迅研究中提出的新观点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试图把正常的学术讨论转化为政治批判，许多朋友都为富仁捏一把汗，富仁此时却毫无惧色，他对我说：“我不怕被人打倒，因为我原本就是躺着的。”

三

富仁说，他的前半生是不幸的，置身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个特殊的环境，如果一个人把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精神和农村人“执拗”的性格结合在一起，必然是十分危险的。富仁住院期间，在一次闲谈中我们说起，五四以后的作家，乃至一般知识青年都喜欢写日记，这为我们打开了直接通向那个时代心灵的一扇扇窗户。可惜在经历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之后，这种写作传统就式微了，很可惜。这时富仁很认真地告诉我，他在读中学的时候就坚持写日记，由于在里面写了一些真实的想法，被同学告发，作为他思想落后的证据，使他受到了集体批判。在“**”中，富仁的父亲成了“走资派”，家庭经济来源断绝。那时，富仁的恋人离他而去，富仁也因不愿随波逐流而受到孤立，在生活和精神上都陷于困境。富仁说，在精神最苦闷的时候，他偶然在街上捡到一毛钱，此后一连几天他都在大街小巷寻觅，目的其实是转移注意力，暂时摆脱难以承受的内心痛苦。大学毕业后，富仁去了军垦农场，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据大嫂说，一年冬天她去农场探亲，只见走来的富仁又黑又瘦，穿着破衣烂衫，**盖的被子已经由白色变成了黑色。大嫂只好将被里翻过来做被面，凑合着过了一晚，第二天一大早就去为富仁洗被子。回到故乡以后，富仁做了一个普通的中学语文教师，一教就是八年。这段时间他的生活逐渐安定下来，两个儿子先后出生。我从未见富仁干过家务活，家里的事都由大嫂包揽。但据富仁说，在那一段时间，他也做一些家务，为了让大嫂能够腾出手做饭。他的任务是抱孩子，他还吹嘘说，自己有一手绝技，能一手抱孩子，一手玩扑克。尽管富仁讲得很平静，有时还带点儿调侃，但我仍然能从他的叙述里感受到一种无可奈何的、深深的悲哀，感受到他当时内心的彷徨、苦闷和挣扎。幸而在这种精神危机之中，富仁遭遇了鲁迅。正是鲁迅把他从平庸、枯燥的日常生活中拯救出来，使他的灵魂不至于被周围冷酷的现实吞没和湮灭。借用富仁读过的一位俄国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文章的题目，正是鲁迅使他看到了“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直到去世前，他还对我说：“人们只知道我热爱鲁迅，但他们不知道我是在什么情况下遇到鲁迅的”。萧军在延安说：“鲁迅是我的父亲，毛泽东是我的大哥”。富仁从未这样说过，但确实把鲁迅视为自己精神上的父亲。富仁一生许多重要的精神特征，如不妥协的反抗和批判精神，对“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同情，对学院派精英知识分子的警惕和怀疑，内中都有鲁迅的“遗传基因”。我从未见过一个人和他的研究对象能够契合到这样的程度，正如我们可以通过富仁的研究来接近鲁迅，我们也可以通过鲁迅的言行来猜度富仁。我曾对朋友说：“其实要了解王富仁并不困难，你只消估计鲁迅在某种情形下会做什么，王富仁也一定会做什么。”

四

富仁重新回到学校念书时，已经37岁了，就一般情形而言，求学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了。阎琦兄在回忆文章中说，富仁学过俄语、日语，还曾跟我“自学英语”，关于后者我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了。事实上，在研究生阶段学的日语，我也没有见他使用过，他能够娴熟运用的是他大学时学的俄语。我的硕士论文写的是浪漫主义文艺思想，研究文献中有一部苏联学者万斯洛夫的《浪漫主义美学》。我的俄语不好，为了帮助我，富仁每天晚上翻译几页，集腋成裘，后来订成了厚厚的一本。富仁翻译得很轻松，把它当作写作论文后的一种调剂，我很少见他使用字典。

和富仁年纪相若的一代知识分子，是中国当代史上空前的一代知识分子。当他们进入思想和学术领域时，他们既有自身明显的劣势，也有自身强大的优势。富仁的聪明之处就在于，他从一开始就懂得如何尽可能地避免自己的劣势，同时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优势。进校后不久富仁就说，他不可能像年轻人一样，先把鲁、郭、茅、巴、老、曹的书一本本读完再做研究，他只能一边读书，一边做研究。富仁大学学的是俄语，他在青年时代对俄罗斯文学情有独钟，如果不是“**”，他很可能成为一位优秀的俄罗斯文学专家。他的文学趣味是俄罗斯文学培养的，他的论文的那种纵横捭阖、长篇大论的写作风格也受到了19世纪俄国批评家别、车、杜的影响。由于具备深厚的俄罗斯文学学养，我记得在同学中富仁较早地确定了自己的论文题目——《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此后，鲁迅与果戈理，鲁迅与契诃夫，鲁迅与安特列夫，论文一篇接一篇发表出来，最后构成了一部完整的专著。富仁这本书是他的硕士论文，就所达到的水平而言，远远超过今日许多的博士论文。

富仁之所以能在学术上迅速走向成功，得益于历史赋予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某种特殊的精神财富。在青年时代，他们被一场猛烈的风暴从大学连根拔起，抛向社会的底层，以一个普通的工人、农民、教师的身份，长期生活在人民群众中间。在重新回到学校之前，他们已经在社会这所大学里学习了很多年。他们不是两手空空地归来的，而是带来了自己对中国社会现实的长期深入的观察和理解。这些知识不是从书本上得来的，而是从自己直接的生活体验中得来的。富仁的才华就体现在，他善于对这些直接的经验加以综合、提炼、概括，并将其转化为一种体系性的理论话语，从而在思想和学术上取得重大的突破。我认为，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富仁一批最优秀的论文何以在20世纪80年代带来那样强烈和广泛的思想冲击。当然，这种成功是有代价的，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富仁并不是孤立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领域涌现出的一批优秀学者，与富仁有着类似的经历。我想，这或许就是在新时期文学研究中，为什么首先是在中国现代文学，而不是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或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取得突破。因为正是在这一领域，研究对象与研究者的人生体验最容易打通，经验之花最容易结出学术之果。不过在这方面，富仁似乎表现得特别突出一些。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应约写一些电影评论，其中一篇叫《立体交叉桥上的立体交叉桥》（题目很有时代气息，那时北京正在修三环路），评论的是一部当年的获奖影片《野山》。影片描写了农村改革中家庭关系的变化，一位同学读了之后对我说：“这不是在写他和大嫂的关系吗？”鲁迅把作者分为两类，一类的态度是“隔岸观火”，另一类是“把自己也烧在里面”，富仁属于后者。

五

富仁因其专著《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在鲁迅研究界崭露头角。1982年他去北京攻读博士学位，很快进入了学术喷发的“窗口期”，连续发表了若干篇在当时产生了广泛影响的论文。其中最著名的是两篇文章，一篇是《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论〈呐喊〉〈彷徨〉的思想意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1期），另一篇是《在广泛的世界性联系中开辟民族文学发展的新道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1期）。我认为，这两篇文章堪称富仁论文中的双璧。我那时在故乡的一所大学教书，富仁特地从北京寄来载有这两篇文章的刊物，并郑重地署上自己的名字。学者之间通常会赠送自己的著作，但赠送载有自己某篇论文的刊物的事是比较少见的（国内的刊物通常没有抽印本），足见他自己也很珍视这两篇文章。至今我仍然记得捧读这两篇文章时那种激动的心情。富仁的文章有一种摄人的气势，你一旦进入它的思想逻辑，就像被一股强大的气流所承载、所裹挟、所超度，随之跌宕起伏，不能自已，使你最终不能不为他的思想结论所折服。他的文章就如清人沈德潜所说“其间忽疾忽徐，忽翕忽张，忽渟潆，忽转掣，乍阴乍阳，屡迁光景，莫不有浩气鼓**其机”。“大气磅礴”确乎是“王氏论文”的鲜明印记，所以他的论文篇幅大多比较长，动辄数万言。文章写得长，并不是因为旁征博引，他的文章注释一般都不多，一些受英美学院派训练的学者对此很不理解。20世纪90年代初，陈学超兄在香港筹办了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富仁提交了一篇论文，香港大学的一位学者质疑道：“王教授的论文这么长，怎么注释却这么少？”很早以前我就发现，富仁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写作习惯。我们写文章，写到中间突然发现某一段写得不如意，会将当页撕掉，将这一段重新写过，而富仁不同，即使已经写了很多，他也会将已经写好的全部废弃，从头再写，通常一篇稿成，废纸篓已经塞满了。我想，这恐怕就与富仁追求文章的气势有关，即所谓“一气如注”“一气呵成”。由于这个缘故，富仁是不适合考试的，当年只能“候补”，也就不足为怪了。

1984年富仁毕业，成为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位中国文学博士（一说为中国现代文学博士），名满天下。次年，我也考入北京师范大学读博。入学不久，我便去问导师童庆炳教授，究竟什么样的博士论文才算合格。童老师取出一部像砖头一样厚的著作说：“写成这个样子就可以毕业了。”我凑近一看，正是富仁新近出版的博士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心里叫苦不迭：“富仁兄，你写这么厚干什么呀？”这本书我一直没有勇气读完，在当时却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记得有一部电视剧，男女主人公都是好学上进的青年，一日女主人公问道：“你最近在读什么书呀？”男主人公一脸庄严地回答：“正在读王富仁博士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放在今天，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而在当年却是可以理解的。就在那段时间，有一次我去王府井百货大楼买衣服，柜台里面好几个女售货员顾自叽叽喳喳地议论着什么，根本不搭理我。我仔细一听，原来她们讨论的是一部谌容的小说《人到中年》。

大约就在这一时期，富仁的名望达到了巅峰，许多外地来京的学者都欲一睹他的风采。我有一个朋友在四川大学教书，他的专业和现代文学毫不相干，也央求我带他去拜访富仁，富仁照例来者不拒。有一段时间，通往富仁家的小路上求贤问道的人络绎不绝。一天晚上我因事去找他，见他瘫坐在沙发上，说是今天累坏了，前后接待了十三批客人。尽管富仁已经成为名人，却并没有流露出一丝骄矜之色，对身边的朋友、同事和学生，他仍然保持着向来的谦逊和低调。那么富仁内心究竟有没有变化呢？最近读到阎琦兄的文章，使我对富仁有了一些新的认识。阎琦兄来京开会，住在富仁家，他记下了当时与富仁的一段对话。阎琦说：“富仁啊，你现在差不多是半个思想家了。”富仁说：“半个？我已经是整个一个思想家了。”阎琦打趣说：“我可是以严复、梁启超、胡适为思想家标杆的呀！”富仁说：“如是，则假以时日，假以时日。”或许，这反映的是富仁当时对自己真实的期许。

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