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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歌当哭（第2页）

在生活中，有人长于理性，有人长于感性。富仁长于理性思考，他的学术研究也以“思想”著称，因此人们往往会忽略他身上感性的一面。在长期的接触中，我发现，他其实是一个敏感、细腻，有着丰富内心情感的人。我们在西北大学那几年，正是以刘心武的《班主任》为代表的伤痕文学流行的时候。富仁在学习之余写了几篇小说，牛刀小试，就颇有斩获。其中发表出来的有两篇，一篇叫《集邮者》，发表后即被《小说选刊》转载；另一篇发表在《上海文学》上，内容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没有爱情描写。我那时年轻，对这方面很向往，于是稍微有一点儿失望。不过富仁并不道学，也不拒绝风花雪月。在西北大学，为了方便学外语，学校给我们配了一台老式的录音机，不知哪位同学弄来一盘邓丽君的录音带，过去从未听过这种“靡靡之音”，觉得很新奇，富仁也来听。寒假前，富仁来要那盘录音带，说是原来工作的中学也有一台录音机，他准备带回家去听。这种老式的录音带足有盛菜的盘子那样大，携带起来很不方便。那时从西安到聊城交通不便，需要先乘火车，再转长途汽车，辗转几次，但富仁还是把它带走了。周末我们几个同学常结伴去看电影，那时正是中日关系的蜜月期，有几部日本电影在国内热映。有一部栗原小卷主演的《生死恋》，我和富仁看过不止一遍。理性与感性兼擅的人有时会因二者的矛盾发生困扰，外国的席勒、中国的王国维都述说过二者相互干扰的情形。这种情形在富仁身上是否发生过呢？20世纪80年代初，有一部苏联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被翻译过来，作者名叫瓦西里耶夫。小说写的是卫国战争时期一群苏联女兵的遭遇，很悲壮，也很美，大家读了都很感动。富仁是学俄罗斯文学出身的，更是极口称赞。感叹唏嘘之余，我问富仁：“你认为这部小说与鲁迅小说比较，水平如何？”富仁说：“论思想，恐怕还是鲁迅深刻一些。”我说：“我们暂且不说思想，只谈二者的艺术吧。”富仁大概还沉浸在小说唤起的美感中，于是承认这部小说在艺术上可能比一些鲁迅小说更感人，水平更高。我顿时来了精神：“且不说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俄罗斯文豪，即使在苏联文学中也还有肖洛霍夫这样的大家，瓦西里耶夫充其量只是一个二流作家，如果……”话还没有说完，富仁已经识破我的圈套，转身不再搭理我，不过他倒也不恼。不知这算不算富仁的感性对他的理性的滋扰呢？

人们乐于和富仁接近，除了他的真诚、善良之外，还因为他是一个风趣和幽默的人，时常给人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快乐。他的牙一直不好，后来索性换了一口新牙，换牙期间他出门总戴口罩。那时北京还没有雾霾，戴口罩是一件不寻常的事。于是路上遇见的熟人都会关切地问他是否生病了，富仁一面摇手一面略带羞涩地回答：“没有，没有，是我的脸在装修。”

在生活中，富仁是个很聪明的人。我遇到棘手的事，会首先想到他，第一个向他求教。1995年，我开始招收博士生，那时候博士生招生数量小，一些同学和朋友便热情地向我推荐考生，这使我感到为难。我问富仁他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富仁说：“我通常这样答复，如果你推荐的学生和其他考生考得一样好，我会优先考虑他，如果其他学生比他考得好，我就没有办法了。”于情于理，都无懈可击。事实上，在博士生考试中，几乎不可能有两个人考出同样的成绩。

七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特别值得怀念的历史时期。那时有一句话时常见诸报纸和广播，“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在这股历史大潮的冲击下，许多一度密布政治暗礁的思想禁区被冲破，许多长期禁锢人们头脑的思想枷锁被砸开，一个自由、广阔的思想天地重新出现在人们面前。与此同时，浊浪滚滚的物质至上、拜金主义、消费文化还没有兴起，还没有扭曲和吞噬人们对真、善、美的自然追求，这就为像富仁这样的人文知识分子施展才华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与精神上的意气风发相伴的是物质上的极度贫困。那时候在学校里，除了读书，一个主要的“娱乐”方式就是聚在一起“侃大山”。当时我单独住一间宿舍，富仁常在周末的晚上来聊天，一些同学也时常来参加。除了一杯白开水，我拿不出任何东西招待大家，谈话很热烈，常常持续到深夜，但无论多晚，富仁都会独自走回家去。有一次，富仁来得较早，照例半躺在**，一面抽烟，一面“神侃”。这时进来一位同学，一进门就喊饿，在屋里四处搜寻，一无所获，最后终于找到半袋奶粉，大喜过望，于是冲了一大碗，咕咚咕咚喝下，抹抹嘴，加入谈话。这些谈话的内容已经记不得了，也无须记忆，因为谈话中的许多思想火花，后来都被他们吸收到各自的文章中去了。那天晚上，这位同学的精神特别好，为了一个什么问题与富仁“死磕”。我支持不住，顾自睡了。“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第二天红日临窗，我发现二人都走了，屋里留下一地烟蒂，这是富仁的成绩。再看看我的奶粉袋，已经完全干瘪了，我这才明白，昨夜那位同学精神如此亢奋的原因。

故人已逝，这样的谈话不可复得了。

当然，那时的思想学术也存在自己的问题，如有些浅薄、浮躁等，但那时的学术界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今日熏人的铜臭。富仁一直很感念两位先生对他无私的提携，一位是樊骏先生，一位是王信先生。我不认识樊骏先生，但与王信先生有一面之缘。1988年博士论文通过以后，我把其中的两章分别寄给了《文学评论》和《中国社会科学》。不久我就接到了王信先生的电话，约我去《文学评论》编辑部一谈。王信先生很严肃，很认真，让我对稿子做一点儿技术处理。谈话时间很短，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中国社会科学》那位编辑年轻一些，也要热情一些，对我说了一些鼓励的话。两篇文章很快都发表了。此后我与他们再无联系。时隔三十年，我在富仁的追思会上再次见到王信先生，本想趋前问候，但转念一想，像我这样普通的作者，他一生不知接待过多少，一定不记得我了，于是停下了脚步。最近我指导的一位博士生告诉我，他的一篇论文被某学术刊物录用了，但同时要他交纳15000元的资助费。这位同学家在农村，要拿出这笔钱颇感吃力，恰巧我系的一位老师与该刊的编辑相熟，他便托这位老师去说情，希望能适当降低一些，结果遭到严词拒绝。和他相比，我们当年是多么的幸运啊。

尽管富仁后来在学术上不断地取得新的成绩，还担任过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的会长，但我始终认为，在精神上他是属于20世纪80年代的，他的思想、力量、成就、影响乃至不足都与那个时代紧密相连。正是在那时，富仁的生命放射出一生中最为灿烂的光华。

八

2016年7月的一天晚上，我突然接到王培元兄的电话，说是富仁罹患恶疾，现在已回北京治疗。第二天我匆匆赶到301医院，推开病房的门，只见富仁的床铺空着，我以为他被送去治疗了，便去护士站问他什么时候回来。护士很惊讶，说王富仁在病房里呀！我回到病房仔细一看，富仁背对着我，俯身坐在病房里的一张小桌旁。因为治疗，头发剃得很短，所以我一下子没有辨认出来。我走过去一看，他还在读书，看的是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富仁像往常一样，平静、安详，大概看我的神色有些异样，还反过来安慰我说：“不要紧，鲁迅才活了五十几岁，我今年都七十多了。”

富仁了解自己的病情，但他的脸上并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恐惧和悲伤。化疗是十分痛苦的，未曾经历的人难以想象。据富仁邻床的一位看起来身强力壮的病友说，一个疗程之后，人就像被彻底击倒了，软得就像一团棉花，失去了任何自主活动的能力。对于富仁来说，每一次化疗都是一场痛苦的搏斗。当筋疲力尽地结束一个疗程后，他会回到南方修养一段时间。我一般选择在他入院之前和出院之后陪他吃两次饭，开始富仁还表示要回请我，后来便习以为常了。我知道，这两餐饭慢慢对他具有了某种仪式性的象征意义，前一次似乎是在为他的出征壮行，后一次则是在庆祝他又一次战胜病魔，胜利归来。后来我去医院看他，他会略带几分夸耀地对病友说：“他在等着请我吃饭呢！”

这是一生中，我仅有的几次请富仁吃饭，我非常珍惜这种机会。在西北大学读书时，富仁是同学中发表论文最多，也是稿费收入最高的。每次收到稿费，他先将大部分寄回家里，再给自己留下买香烟和稿纸的钱——这是为了再生产购买必备的生产资料，余下的便用来请同学们喝酒。我虽不喝酒，却也在受邀之列。富仁交给我的任务是，酒席终了，把喝醉的同学搀扶回学校。每一次都是尽欢而散。那时物价低，喝一次酒也就十几、二十块钱。不过那时的生活费用也很低，这笔钱大概足够富仁大半月的生活开销了。

我去北京师范大学时，富仁已把家眷从山东接来。我曾夸口说：“在师大，富仁家是我唯一不打招呼就可以过去吃饭的。”小儿顽劣，放学时常被老师留下训话，我也会被捉去一同受训。训话完毕，已经过了饭点，食堂关门了，父子二人便相率向富仁家走去。那时富仁家住顶楼，只要听见楼梯上响起一重一轻的脚步声，大嫂就会起身说：“罗钢来了。”全家相视而笑。待我们进门时，桌上已摆好了两副碗筷。富仁家饭菜的种类不多，但分量很充足。

不能说富仁不修边幅，但他对衣着打扮向来是不在意的，他对饮食也不挑剔，很容易满足。很久以前，我曾从四川给他带了一瓶白酒，富仁赞不绝口。在病中请他吃饭，他只提供两种选择，要么是烤鸭，要么是烤肉，除此之外，他似乎不知道世上还有许多佳肴美馔。富仁的生活一直是简单、朴素的，即使是经济条件好了，也没有什么改变。我记得鲁迅曾经说过，如果生活太舒适了，工作就为生活所累了。大约富仁就是这样考虑的吧。

九

在精神与肉体之间，富仁的态度一直是厚此薄彼，极不公正的。他对后者的需要通常是轻视的、忽略的、冷漠的，有时甚至为了前者不惜戕害后者。抽烟就是一例。他何尝不知道抽烟危害身体健康。有一两次，在大家的劝说下，他曾尝试戒烟，但很快就放弃了，因为离开香烟，他就不能聚精会神地阅读、思考和写作。结果，在他的晚年，备受歧视和伤害的肉体终于对他施行了一次猝不及防的、最凶狠的报复。

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富仁依然执迷不悟。第一次去探视富仁时，我照例带了一些营养品和水果，富仁不以为意，还嘱咐我下次一定不要再带了。后来在谈话中，我谈起近期读过的一些有意思的书，富仁顿时来了精神，说他在汕头找不到这些书，问我能否借给他看看。以后去探视时，我就选择一些书带给他。每次我进门时，富仁就会站起身来，盯着我的书包，关切地问：“这次又给我带了什么书呀？”和一般病人不同，富仁在病中需要的，不是鲜花、水果和营养品，而是书。在我的经历中，这是破天荒的第一遭，一个疗程结束，富仁要回汕头休养，他指着床头的一摞书和我商量：“这些书还没有看完，我要带回去看，书这么沉，难道还要我下次再带回来吗？”我知道，这是富仁委婉地希望我把这些书送给他。他读书有一个习惯，喜欢把自己的心得以眉批、脚注的方式写在书页上，所以平时他很少去图书馆借书，而是自己买书。我答应把这些书都送给他，只是其中一套有点儿舍不得。那一次恰巧张海明和邹红夫妇也来探望，于是他们建议我把这套书先让富仁带走，以后他们托学生买来给我。当这套书辗转送到我手中时，富仁已经离去了。

住院期间，除了进行化疗最痛苦的几天外，富仁始终手不释卷地读书。我最后一次在医院中见到富仁时，他的病**还摊开着一部厚厚的书，已经读到了最后几页。书上又勾又画，还写了许多批注。我读过这本书，不看封面就知道是萧军的《延安日记》。在医院，富仁很少谈自己的病情和治疗，而是谈读书、谈思想、谈文学，谈起这些，他总是神采飞扬，兴致勃勃。富仁读书很多，古今中外都读，学识很渊博，但他仍然不能满足。一次他对我说，他唯一的遗憾是有两部书还没有来得及读，一部是中国的二十四史，一部是马克思的《资本论》。

在病中，富仁的头脑依旧非常清晰，思维依旧非常活跃，常提出一些发人深思的见解。例如他说，现代有两个人最了解中国，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鲁迅。两人的不同之处在于，毛泽东依靠群众，而鲁迅不相信群众。今年春节前后，他回汕头休养，我打电话问他在干什么，他说在写文章，我一听大惊，急忙劝他不要写了，有精神的时候看看书就可以了。富仁不以为然，他说其实写作比看书还要轻松一些，看书要跟着别人的思路走，身不由己，很难停得下来，而写作是由自己掌控的，信马由缰，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所以不觉得累。我认为他的理由很荒谬，但一时竟不知道怎样反驳他。

在与他的接触中，我能感觉他的身体越来越衰弱了。我陪他一起吃饭，他吃得越来越少，我带给他的书，他也看得越来越慢了。与富仁相交近四十年，我对他一直很敬重，很钦佩，但因为彼此太熟悉了，许多话反而说不出口。这时我意识到，如果不说出来，也许再也没有表达的机会了。在最后一次见他时，我把埋藏在心里很多年的感受都告诉他了，富仁静静地听着，没有说话。后来他的儿子小虤告诉我：“那天你走后，父亲一晚上都很高兴。”

也是小虤说，在富仁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已经不能躺卧，疼痛难忍，呼吸困难，每天只能入睡一两个小时。但他仍在读书，还叹息说：“两天时间只读了一页书。”我想，除了难耐的肉体痛苦之外，这很可能是促使富仁决绝地告别人世的又一个原因。对于富仁而言，肉体不过是精神寄居其中的皮囊，一旦他感觉不能读书，不能思考，一旦他感觉不再可能从事一生钟爱的精神工作时，生命就不再值得留恋了。在死亡面前，富仁充分地体现了人性的高贵和尊严。这使我不由得想起17世纪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关于人性的一个著名比喻，大意是：人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于死命，然而人纵使遭到毁灭，仍然比致他死命的东西高贵得多，因为他是一棵会思想的芦苇。帕斯卡尔最后说：“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

我没有去过聊城，我以后一定会去的。富仁热爱自己的故乡，在他的描述中，聊城是一座美丽的小城，绿水环绕，夏日开满荷花，城中央有一座奎星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