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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谁风露立中宵（第1页）

为谁风露立中宵

赵勇（北京师范大学）

传来王富仁先生去世的消息时我并不感到特别吃惊。去年8月下旬，我在京郊开会，集体合影的时候，从孙晓娅口中得知王老师生病的消息。孙晓娅是王老师的高足，也是我读博士时的同学，来自她的消息是不用怀疑的，但我还是本能地抗拒这种消息，耳边却也响起王老师剧烈的咳嗽声……

再次听到王老师的病况是三个月之后。那晚的聚会赵宪章老师唱主角，他从他那篇《怀念与童老师裸泳》[1]说起，讲述着他对童老师的认识过程，罗钢老师则不时矫正着他的看法。或许是因为谈到了童老师，罗老师接过话题时就转到了王老师那里。他说：“王富仁是肺癌晚期，但他很乐观，在化疗过程中还在看书，气定神闲。前一阵子我去看他，他一见我就说：‘你看我垂头丧气哭天抹泪了吗？别以为这个病能吓倒我！’”我问罗老师：“是不是王老师为给自己壮胆，做给你看的？”罗老师说：“不是。我觉得他是真不怕……”

在罗老师高亢的叙述中，王老师的那个吓不倒的身影也变得伟岸起来。据说，许多人是被癌症吓死的，而癌症遇到王老师，是不是会被他的大义凛然吓得退避三舍？就是那次聚会，我开始寄希望于奇迹的出现。我觉得在这样一个精神战士面前，任何疾病都应该懂得规避。

然而，疾病终于还是把王老师击倒了。5月2日晚，当王老师的辞世突然成为一个“炸群”的重磅消息时，我还算镇静，却依然心存侥幸，于是立刻私信李怡教授，想核实消息真伪，却久无回音。快零点时他才答复道：“我刚从医院回来，刚才一直在忙碌。这对王老师也是一种解脱。”我说：“李怡兄节哀……”

就是从那时起，我与王老师有限的几次交往开始变得清晰起来。

一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王富仁既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又是一个精神符号。他与同样研究鲁迅的钱理群先生一道，代表着20世纪80年代的某种精神气质。那个年代，我正以特有的方式搜集着属于自己的《鲁迅全集》，自然，鲁迅研究者的著作也在我的视线之内。我从刘再复的《鲁迅美学思想论稿》、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读起，一直读到林贤治的《鲁迅的最后10年》。[2]但如今检点我的藏书，钱理群先生的有好多本，王老师的却只有一本《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而且，这本书还是2010年的新版本。这很可能意味着，整个20世纪80年代，我并没有读过王老师的书。

但为什么我却常常会生出了解王老师思想的错觉呢？是不是20世纪80年代我读过他的文章？或者，是不是即便没怎么读过，他的思想已融入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叙事之中，如同水银泻地，无孔不入？而我们这些后来者一旦在思想解放中接受启蒙，王老师便总是待在一处思想高地上，等我们上山？所有这些，我现在已无法核实。我能确定的是，在我见到王老师之前，他在我心中已是一种标高，也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一处思想风景。如果能当面向他请益，那该是一件多么愉快的事情！

这样的机会忽然就来临了。1994年10月上旬，我来北京参加“世纪之交：中国当代文学的处境和选择”研讨会。会议期间，有人提议去拜访王富仁老师，我立刻报名响应。拜访者中，我记得有陕西师范大学的李继凯、北岳文艺出版社的李建华、《太原日报》的安裴智、吕梁高等专科学校（现吕梁学院）的郝亦民等，他们都与王老师有过交往，有的甚至过从甚密，只有我是慕名而去。我在《蓝田日暖玉生烟——忆念导师童庆炳先生》一文中写道：

我也夹在这些人中间，想一睹王老师的风采。只是与他们相比，我还多了一层私心杂念：请王老师帮忙打招呼，然后去拜访童庆炳老师，在考博之前先去他那里报个到。心里是这么想的，但王老师会不会引荐，童老师能不能接见，我却完全没谱。因为王老师不认识我，童老师也不了解我（此前我并没有联系过童老师，既没写过信，也没打过电话），他们完全有理由把我的请求拒之门外。我把我这个担心说给同行的朋友，与王老师相熟者说：王老师乐于助人，肯定没问题。拿不准的人说：那就试试呗。

我们走进了王老师家客厅。

见来者众，王老师大喜过望。他给我们倒茶水，散香烟，然后就笑哈哈地与我们聊起来。聊的内容如今早已忘得精光，但那个场景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几杆烟枪同时点火，不一会儿屋里就烟雾腾腾了。王老师似乎还觉得不过瘾，他又从沙发后边摸出一包万宝路，炫富般地嚷嚷：我这儿还有外国烟，来，尝尝这个，这个有劲儿。

终于，我向王老师提出了我的请求。为了得到王老师的理解，我在前面还铺垫了一番。王老师很爽快，说这个好办，我马上给童老师打电话。

电话拨通了，王老师说：我家里来了个考生，想去见见你，你能不能给他一个机会？童老师在那边回应着什么，王老师连说好，好。

放下电话，王老师给我发布命令：小赵你赶快去。童老师说前一拨客人刚走，后一拨客人要来，现在正好有个空，就20分钟左右的时间。你赶快下楼，我告诉你楼门号。[3]

现在看来，我那次的拜访属于搂草打兔子，动机似不纯粹，但实际情况要复杂许多。那时候我还在一所地方院校教书，三年前考博未遂后，正思谋着东山再起，目标基本上锁定到童老师那里。开会的时候，我心里已在打鼓：好不容易来一趟北京，要不要去见见童老师？能见的话当然好，但北京师范大学我两眼一抹黑，总不能盲人骑瞎马，把栏杆拍遍，然后硬着头皮往他家闯吧。正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同学里传来了将去拜访王老师的喜讯。王老师是传说中男神般的人物，能见到王老师，我已不虚此行。但假如能通过王老师“摆渡”到童老师那里，我就成了李光羲，得高唱“胜利的十月永难忘，杯中洒满幸福泪”了。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若可得兼，果然美不胜收。

许多年之后，我初见童老师的记忆已模糊一片，却依然能清晰地回想起王老师与我们交谈的那个下午。阳光从窗户透进来，烟雾就更是重峦叠嶂，缭绕得也越发分明。王老师始终笑眯眯的，锁在烟雾中忽隐忽现。他边说边笑边抽烟，尼古丁与山东普通话也糅合成一种特殊的味道。我原本以为近朱者赤，王老师也该像照片上的鲁迅那样，面呈冷峻之色，却没想到他如此喜兴、随和。在一根接一根给我们发烟抽的过程中，我也彻底放松了。我这个人站没站相，坐没坐相，是不是一放松就在他家沙发来个“葛优躺”，还真是说不好。

童老师去世后，我向已在深圳供职的安裴智核实过这次拜访。如今，我又向已在上海大学任教的郝亦民（郝雨）询问此事了。我如此在意这次造访，是觉得它对于我，显然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我生怕哪一天把它弄丢了，成了《软埋》里的丁子桃。

二

直到我考进北京师范大学后，我才逐渐意识到中文系里关系复杂，那是当年搞运动留下的后遗症。而在这种复杂的格局中，王老师与童老师恰恰是属于“感情深，一口闷”的那种关系。于是我便暗自庆幸，当年自己误打误撞，完全是跟着感觉走。假如他们不是铁哥们而是死对头，我岂不是又制造了一回“人民内部矛盾”？

但读博三年，我并没有再去拜访过王老师。原因很简单，王老师是个大忙人，本专业的老师、学生他都接待不过来，我哪儿好意思再给他添乱？我只是去听过他的一次讲座。

那是2001年10月16日。想到他气场强大，听众很多，我早早就去那个能放下200多人的阶梯教室占了个座位。他讲的话题是《鲁迅与21世纪的中国人文精神》，内容却从古及今，纵横开阖，时有冷嘲热讽隔山打牛之语呼啸而至，台下顿时掌声一片。他说：“中国从宋代以后就丧失了人文精神，丧失到哪里去了呢？丧失到政治、经济中去了。”他又说：“权力是流动的。政治权力像货币一样可以在社会上流通。”他还说：“鲁迅的支柱是立人、爱人。不要以为今天是21世纪，鲁迅就过时了。鲁迅怎么会过时呢？我们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鲁迅……”

今天回想起来，我依然觉得那是一次思想的盛宴。王老师的演讲是充满**的，是生气灌注的。他从大处着眼，不纠缠于学术细节，却能把道理讲得通透明白，启人深思，令人感奋。这是20世纪80年代的演讲风格，或者也可以说，在“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年代里，王老师依然磨砺着自己的思想锋芒，丝毫没让它蜕化变质。于是我就想，研究鲁迅者，尤其是像王老师那样研究鲁迅者，是孤独的，也是幸福的。因为他还通过学问忧国忧民，所以他孤独；也因为他居然还没把学问做成纯学术，所以他幸福。王老师曾把他的一本书命名为《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要我说，他就是鲁迅文化的守夜人。当学界的一些人士大大咧咧谈论着鲁迅已过气，胡适要吃香时，王老师却选择了一个如此不合时宜的演讲题目。这是坚守，也仿佛是他站在世纪之交的风口高声断喝：“不能走那条路！”

“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4]

然而，这次演讲之后不久，就传来了王老师将被汕头大学挖走的消息。那时候，我读研究生时的导师夏之放先生刚从汕头大学还乡，选择了落叶归根，而王老师却在同样的年龄远走南方。两相对比，我不好理解。但想到鲁迅当年离开北平，去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任教，我似乎又释然了，却依然有些失落。我觉得北京师范大学不能没有王富仁，少了他，这个校园总似乎少了些什么。

在王老师南下的十多年里，有关他的故事主要是童老师告诉我们的。童老师说：“王富仁是个大烟鬼。他早上醒来，待在被窝里的第一件事情是先抽烟，把自己抽精神了才起床。他烟抽得太厉害，不得不在自己的房间里装了个排风扇。后来他换了地方，别人要住他的房子可遭殃了。为什么呢？烟味儿太重。那种味道都钻到墙里头去了。为了把烟味去掉，人家先得刮墙皮。”童老师还说：“王富仁这个人很有思想，他读书很杂。什么书他都要翻一翻，读一读。他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一是他悟性高，另一个就是他读书多。你们应该向他学习。”

那些年里，在北京师范大学主楼那个巨大的顶棚下，偶尔我也会看到一个手夹香烟，与几位老师边走边谈的身影。——王老师！我一激灵，也才意识到，繁忙的答辩季又一次到来了。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