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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谁风露立中宵（第2页）

2008年8月下旬，“文学与文学研究的公共性”学术研讨会在新疆师范大学举行，我应邀参加。报到的时候发现王老师也来了，真是有点儿喜出望外。因在不同的专业，此前开会从来也没遇到过王老师。他能来，该是像我一样，也是冲着“我们新疆好地方”的吧。

第一天开会，王老师的发言正好安排在我前面。别人发言，时间基本都在规定的15分钟之内，王老师讲了半小时还意犹未尽。但他都讲了些什么，内容早已忘却了，我只是记住了一点儿感受。于是上网查，发现那次会议有三篇综述，只有一篇提到了王老师的发言题目《文学与中国现代社会》。而三位作者也仿佛约好了似的，概括其他人观点时浓墨重彩，却唯独对王老师的发言或一笔带过，或只字不提。[5]这也怨不得他们，说实在话，王老师的那次演讲并不是十分理想。他是宏大叙事，但观点似乎又有些落套。至少对于我来说，它的冲击力与七年前的那次讲演相比，已大为减弱。或许是大家都有同感，那天晚上我们几个人跑到外面马路牙子上就着羊肉串喝啤酒的时候，王老师的发言就成了议论的话题之一。

但他与我聊天的内容却记忆犹新。第二天继续开会，上午茶歇时我坐到了王老师对面。几句话之后，他就转到了当下的问题上，说：“一个正常的时代往往是文学界充满了激烈的冲突，但你看看现在，正好反了个：社会冲突不断，文学界却一派祥和，这种情况很不正常。这哪里还称得上和谐，明明是伪和谐嘛。”说到这些时，王老师就有了一些不平之气。我则想起刚刚读过的一本书，就问王老师：“钱理群先生出了本《我的精神自传》[6]，您读过吗？印象怎样？他写的可是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困顿史啊。”王老师说：“我没读。我们这代人经历相似，都是通过自己的感受说话的。用不着读他的书我就知道他在说什么。”

考察开始了。达坂城—吐鲁番—葡萄沟。葡萄沟一家民居的葡萄干货真价实，稍一砍价，便成了100元3千克。库尔勒—千佛洞—库车老城。但我们与塔里木河和胡杨林却失之交臂。阳霞镇—孔雀河—托克逊。托克逊的拉条子可真好吃啊，面筋道，肉瓷实，密密麻麻的大肉块，状如核桃，不膻不腻。那一顿之后，所有的羊肉都黯然失色。

就是在那几天里，王老师成了我近距离观察的对象。他饭量可真大。早餐有包子，我们吃两三个已志得意满，他能一口气吃六个。托克逊那顿拉条子，一大碗已把我打发得沟满壕平，他居然干掉两碗。我还注意到，他吃馒头时不用筷子夹，而是一手拿着一手掰，一块一块往嘴里送。见他吃相如此“斯文”，我就觉得我那种筷子串馒头又咬又啃的“山药蛋派”吃法太老土了。

还有抽烟。我们都知道王老师烟瘾大，往往是车行一小时左右就有人嚷嚷：该停车了，让王老师下去过把瘾。于是我们集体下车，跟着王老师沾个光。在十来分钟的时间里，王老师通常要连抽两三支。香烟点燃时，他第一口往往吸得很深，仿佛要吸到骨头缝里。烟雾被他吐得断断续续的，似乎他在肺里、呼吸道里、嗓子眼里、鼻腔里已层层设卡，要雁过拔毛。有一次，看着王老师快活的样子，我忍不住问道：“您就没打算控制一下？”他嘿嘿一笑，说：“我现在是保烟限酒。酒可以控制，烟不能动。”

我想起了萨特。萨特也是瘾君子，他甚至把抽烟这种行为融入他的哲学之中了。在他那里，香烟是“虚无”，烟斗是“存在”。当我们点燃一支香烟，大口吸入，再缓缓地把烟雾吐出来的时候，他觉得这是“为了拥有世界而做出的‘破坏性的占有行为’。为了能够占有整个世界，我们将世界‘简化’为单纯的火＋烟＋灰烬，甚至简化为可以吸入到我们的肺中的一团空气”。[7]王老师同意这种论断吗？当然，王老师不抽烟斗。抽烟斗太绅士气了，估计王老师不喜欢。他应该像鲁迅先生那样，也是常年吸食纸烟的。但如果失去了烟斗这个“存在”，“虚无”又如何附丽？或者，是不是鲁迅式的“虚妄”无须“存在”出面？是不是王老师也信奉着“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8]这句名言，而那里早已隐藏着烟熏火燎的高级机密？

也许，王老师确实因为抽烟去世。但在我看来，当王老师如此执着地、大剂量地、百折不挠地迷恋着烟草时，抽烟之于他已非一般的俗见所能解释。那是他的生命美学，是他在虚妄中书写出来的另一种存在哲学。

当最后一站参观完天山牧场之后，我们坐上了回程的大巴。一上车大家就热闹起来了，“三老委员会”决定趁热打铁，给这次表现好的同志评奖。奖品嘛，一瓶矿泉水，表现好的一整瓶，表现差的给空瓶。主持人开始发话了：“朱大可拍了2500张照片，摄影最多奖给他，大家同意不同意？”大家齐声吆喝：“同——意。”主持人又说：“朱竞被照得最多，购物最多，给她两瓶水怎样？”“亚——克——西。”“最佳唱歌奖给谁呢？”大家嚷嚷：“《我的太阳》——杨小滨。”“那赵宪章老师呢？他一路上指点江山，叽叽喳喳没闲着，应该给他评个奖。”有人开始控诉：“在葡萄沟，他起劲儿煽动大家买葡萄干，结果他一粒没买。赵老师应得最佳忽悠奖！大家觉得……”还没说完，大家就笑作一团，鼓掌通过。

主持人忽然严肃起来，说：“下面我们要揭晓本次考察的最后一个大奖：最佳饭桶奖——王富仁老师。获奖理由：吃早餐，六个大肉包子，粥一碗，奶一杯；吃拉条子，两大海碗不尽兴，又加了两个羊肉串。王老师是典型的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请王老师接受奖品并发表获奖感言。”

在爆笑中，好几瓶矿泉水举起来了。王老师起身，嘿嘿乐得合不拢嘴，他接过一瓶水，清清嗓子准备说什么。我急忙举起相机，按下了快门。

因为王老师，那一次的欢乐之旅完美落幕。

第二天就要各奔东西了，回到房间之后，王老师忽然拎着一兜东西找过来了：“小赵，你看童老师生病了，我暂时也没时间去看他。这是我在葡萄沟买的葡萄干，我尝着还不错，麻烦你帮我带给童老师，表达我的一点儿意思。”

我心里热了一下。接过葡萄干的那一瞬间，他们这对老朋友的情谊一下子“实焦”了。

四

2010年2月底，我儿子从学校回来后与我正儿八经地商量起一件事情：“你能不能找个名人，给我们的书作个序？像这本书一样。”

他们忙活的那本书我早有耳闻。那时候，我儿子正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文科实验班念高中。每到高二，他们都要把自己的作品汇集成书，找地方出版，这已成为一个传统。只是我没想到还有作序一事。

他塞过来的书是上一届的作品集。封面的书名题字“沧浪”出自舒乙之手，打开瞧，序是于丹写的，名为《青春是一种传奇》，我就乐了。我说：“儿呀，你们想找怎样的名人作序，作家还是学者？作家的话，莫言、铁凝、阎连科都是名人，但这些我一个也不认识。学者嘛，我觉得要找关心中学语文教育的资深教授，这样才压得住阵。比如，我身边的童老师就很现成。王富仁老师我还算有点儿小交情，也可以找。北京大学的钱理群老师更合适，但我跟他没交道。你们要是非找他不可，我得拐个弯，抹个角。这样吧，你和你的同学商量下，给我个目标，我再想办法。”说这些时，我想起了童老师带着我们编写高中语文教材的日子，也想起1999年就买过并读过的一本书——《中国语文教育忧思录》。编者王丽后来成了我们这个编写组的一员，但此前她就很有能耐。为编这本书，她挨个采访童庆炳、钱理群、王富仁等诸多名家，一并把他们“捉拿归案”了。[9]

儿子很快给了我答复，就王富仁老师。

接受下任务后我才觉得头皮有点儿发麻。我与王老师也就是新疆之行才稍稍熟悉起来，仅凭这么点儿交情，我能求来王老师的这篇序吗？更麻烦的是，我听说王老师作序非常认真，常常会写成长篇论文。他的弟子梁鸿曾赠我他的大作——《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开篇就是王老师的五万言长序。[10]据她言，让王老师作序不能着急，通常得等个一年半载。而我这倒霉儿子给我的期限还不到一个月，这么短的时间如何让他老人家闪展腾挪？还有，据说请王老师作序的人排着长队，即便他能应承下来，我这么加塞儿合适吗？

忐忑之中，我还是鼓起勇气，给王老师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他明白我的意思后，很痛快就答应了。儿子回来后听到喜讯，立刻嬉皮笑脸道：“唉吆喂，没看出你还这么有面子。”我正色道：“是我有面子吗？是你们这帮小兔崽子有面子。你们要不是花骨朵，别想让我求到王老师的序。别废话了，明天赶快把书稿打印一份，我给他寄过去。”

过了些日子，我给王老师打电话。他说书稿的材料收到了，也正琢磨着写，只是怕写不好，写好后是不是寄到文学院？我说：“王老师是手写还是用电脑写？您不用电子邮件吗？通过电邮发过来，岂不省事？”王老师答复我：“用电脑，但不用邮件。这样吧，到时候我让学生帮着发送过去。”我说：“这样好。寄材料时给您写了封信，那上面已留有邮箱地址。”

但几天之后，我又接到出版社史编辑电话。她问我序言进展一事，说何杰老师在催她，希望这本书在招生时能派上用场，所以4月必须见书。她问能不能让王老师加快进度？我说：“求王老师这篇序本来就不容易，这么催他恐怕不大合适吧。”她说：“王老师给我们上过课，人很好，你不妨试试。”我无奈，只好打电话向他说明实情，意思是还得往前赶。王老师说：“这几天因为接待伯克利来的一个学术访问团，还没顾上写。本来我想多写几句，谈谈我对中学语文教育的看法，看来只能长话短说了。这样吧，我明天上午就写，不出意外的话，晚上就能发给你。”

3月26日晚10时许，我等到了王老师写来的序言：《生命活水汩汩来——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2011届文科实验班〈文心·问心〉序》，打开读了两遍，不由得击节叹赏：王老师真不愧是对中学语文教育素有思考的“老革命”，在1300字的篇幅里，他把生活、阅读和写作的关系拎起来，举重若轻，既深入浅出，又句句在理。如今，当我重新面对这篇文字时，依然忍不住要从中拿出一段：

为什么生活本身不能构成一个人乃至整个人类的成长形式呢？因为人在生活中总是被动的，形成的只是一个个模糊的印象，并且像黑瞎子掰棒子一样，捡起一个便必须扔掉另外一个，到头来剩下的仍然只是最后的那点朦胧的感觉，成不了思想的形式。显而易见，这就是阿Q到死也没有自己的思想的原因。一个人要想有思想，至少要对自己生活中的一些模糊的心灵感受和生活印象想一想。这一想，我们的心灵就展开来了，像孔雀展屏一样，原来我们生活中的任何一个刹那，都是包含着丰富的内容的，都不是空洞无物的。但是，想，往往想不多深，想不多广，并且常常想得很乱，没有头绪，特别是在童年、少年时期，不知应当想什么、怎样想。要想形成“想”的习惯，想得越来越深，越来越广，越来越有意义，有价值，就得写。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不是想出来的，而是写出来的；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是写出来的，只想，是想不出这么深、这么广的。[11]

这是王老师在“只读不写容易成书呆子”这一观点之下形成的妙论。童老师晚年就经常给我们念叨“想与写”的关系，我对这一话题也兴趣颇浓，甚至后来读叶兆言的小说时还抄录了其中的一段文字：“很多年前，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有着多年写作经验的父亲告诉我，写作就一个字，就是……‘写’……文章就是用文字将思想的火花固定下来，想得再好，不写出来都白搭。”[12]平心而论，这番思考也颇为出彩。但同样的道理，王老师谈得朴素自然，发乎情止乎礼，为什么作家一写就直逼下三路呢？于是我就有些后怕：幸亏当年作序找到的是王老师，如果找的是某位作家，他一“性”趣盎然，我这里可如何收场？

但是，我像黄世仁一样逼着王老师在20天左右的时间里交出了一篇好序文，这件事情却一直让我心生歉意。如果从容一些，王老师是不是会写出万字美文？当然，那样一来，我除了更加感谢，或许就歉意更浓了。

我无以为报，只能向王老师学习了。去年9月，一位朋友要帮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人文班的一位高才生出书，找我作序，急如星火。那一阵子我特别忙乱，拒之亦未尝不可。但想到当年求王老师作序的情景，还是应承下了。我把王老师的序文找出来欣赏一番，揣摩一番，然后提神运气，写了篇将近3000字的文章：《成长是一门终生的功课》。[13]现在想来，我当时敢大包大揽，除了抹不开面子外，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向王老师致敬吧。

五

2015年6月中旬，童老师在攀登金山岭长城时，永远倒在了下山的途中。办完丧事开过追思会后，我们决定出版一本怀念童老师的纪念文集，并以“中心”的名义发出了《诚征有关童庆炳先生纪念文章》的邀请函：

学界诸君、文坛同人：

童庆炳先生于今年6月14日溘然长逝，学界叹惋，文坛同悲。为承继先生遗志，抒发缅怀之情，北师大文艺学研究中心拟于今年10月前后出版关于先生的纪念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