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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事到史略从治学到人格（第4页）

王：对。

于：他这个境界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王：境界不一样。就是说，实际上绝大多数人是跟着中国社会的潮流走，跟着中国文学的潮流走的。北岛是独立地开创了一个时代，时代是跟着北岛走。当然，不是说永远地跟着。

于：对，对，对，对。

王：至少是在朦胧诗时代。

于：他是站在前沿的。

王：他是站在前沿的。他呼唤出了，重新呼唤出了新诗。其实你想呀，在现代，应该是从我自己的感觉，我还是觉得艾青，艾青算一代，算他们那一代的代表诗人。也算新诗。

于：《大堰河，我的保姆》《我爱这土地》。

王：对，是的。

于：都很好，我也很喜欢。

王：就是，新诗有了这么一个代表，表现了自己，尽管它的成就还不如传统的诗歌——传统诗歌毕竟两千多年了，是吧？

于：没法比。

王：没法比。这个没法比。但是它到底还是把中国的诗歌带入了一个新的时代。那么，第二次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的，就是北岛，就是朦胧诗人。我在那个时候，在当时看到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北岛。

北岛从历史的角度看，我觉得应该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个人，因为他是开创时代的人。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是邓小平开创的。其实呢，这个时代我还是觉得是他们共同开创的。因为我是从这个历程里走过来的，在整个“**”当中，我们都是有话要说的，只不过是没法说。邓小平还没有复出的时候，朦胧诗就出来了，是邓小平呼唤出了北岛们，还是北岛们呼唤出了邓小平？从这个角度你就可以看出，文学在中国，虽然一向是被不公平对待的，但还是起到了很大的历史作用。人们一向把政治家当作这个社会的领袖，而实际上，现代性的一个最根本的标准发生变化了。传统社会是政治社会，永远是政治人物在开创时代——二十四史、二十五史讲的都是那些帝王将相，这你不能不承认。那时候开创时代的不是政府，那是唐太宗，是吧？

但是到了现代社会，开创时代的是知识分子。这个知识分子包括自然科学和文学艺术两个方面。任何熟悉外国的文学文化史的人都知道，文艺复兴的主角就是这两类人。这两类人实现的是什么？实现的是对传统社会的一种点化、一种解放。到最后，推动启蒙运动的就是这些知识分子。他们颠覆了政治统治的绝对性。而在中国，政治就是社会事业，政治家是中国一些杰出的知识分子从事的一种职业。因此，到了现代社会，若你还总把政治家当作整个社会历史的创造者，而把其他人都当作他们的附庸者、随从者，这本身就是非常陈旧落后的观念。

于：王老师您再尝尝这个。嗯，好吃——邓小平在“**”的时候，下放到江西，好像还住在一栋楼里，一家一个小楼，所以给他的还是特殊待遇。

王：对，我上那儿去过。在那儿，走过他经常走的那条路。是，邓小平是有他的历史功绩的，关键看你用什么样的文化思想来看待这个人。他在政治上结束了一个时代，开创了一个经济的时代。他呼唤经济，经济就构成了现实政治的一个因素。这个经济是用政治呼唤出来的，不是由经济自身发展出来的。而在当年的英国，新生资产阶级抛出了自己的哲学思想，把自己的思想表现在社会上，这种思想就适应了当时新生的资产阶级的要求，两者遥相呼应，经济就在社会文化的基础上发展了起来。

中国是让一些人发财，让这些人先发起财来，对社会的伦理道德、法律和政治原则肯定就会有一个破坏性的而不是建设性的影响。而西方的经济发展，它首先是一个思想的建设，它促进了思想的发展，思想也就给予这些资产者以合法的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给予了一个肯定。

于：所以它的中产阶级就是一个稳定的力量。

王：对，对。是它自身发展起来的。而中国的中产阶级实际上是被政治家栽培起来的，有一些是自己闯出来的。它就不够稳固，也会随时遭受打击。

于：对了，王老师，您现在开始写回忆录了吗？

王：我……

于：我觉得您应该写了。我觉得您出院以后，写吧。因为您走过的路很有回顾的价值：第一，在中国的学术建设进程里，您代表着最正统最正规的那一部分，您是新中国第一个（现代）文学博士；然后您从硕士论文开始，也一直都是最正规的。

王：没有，没有。

于：就是，整个学科，您可以去回忆。您既走在思想的前沿，同时又很稳健，回忆起来应该是非常有意思的。王老师，您应该写。

王：但是，现在吧……

于：写吧。我觉得您现在写什么呢？不要想着能不能发表，也不要想其他的。您现在只要把该记录的记录下来，早晚会有发表的某一种方式。但是我觉得您得写。就像钱锺书，他那么多的笔记，结果杨老太太最后把它们全出出来了——没形成正式的文，以笔记的方式也都出出来了。可是您想想，咱们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结晶啊。王老师，像您思想密度这么大，总要形成文字的。您在现在这个年龄，是该总结一点儿什么了。我跟谢冕老师也说过这个。我说：“谢老师，您少开点儿会，多写点儿东西。”然后，您知道他跟我说什么？他说：“我不是王蒙，王蒙他吃饭跟谁坐哪个桌，说什么话，他都能记住。我什么也记不住。”我说：“王蒙可能是记了日记。”

王：其实在性格上，在内在性格上，我比谢冕老师明显进步了。他是搞当代，他是搞诗歌，我是搞现代，我是搞鲁迅，但是我们俩没有什么交集，我们也就是有一些观点还……只是说法不一样，但是互相是尊敬的。其实我的内在性格，我在初中的时候，跟现在不是太一样……我们这一代经历过太多的磨难。

于：但是您知道，王老师，您跟他和他们又不一样的是什么呢？您走的是一条正规的学术的路。就是“**”以后，您是正正规规地上了硕士，上了博士。您看，您1941年生人，钱理群老师1939年生人，洪子诚老师也是1939年生人。您实际上呢，跟他们年龄差不多。您的资格，跟他们是一样的。但是您当年又是以一个青年学者的身份出现的，因为您走的是正规的学术路径，您是科班儿。所以呢，您是两套鞍鞯，您写出东西来一定会更加地有意思。您一定要写，王老师。

王：我就觉得我一生没有做过那么多的……

于：您做的是范例，真的是范例。南方您又待了那么久，又有了不一样的视角。我觉得王老师您的当务之急，是用未来几年的时间写回忆录。

王：现在没有那个精力。

于：不是，现在得写，这个精力就是抢出来的。王老师，我认为您现在，如再集中去写一本书，像什么学术随笔，也有意义，但是我觉得您过去累积的那些书也够多了——我个人就特别喜欢您那本《说说我自己——王富仁学术随笔自选集》，那里头有很多框架什么的，您都能把它给介绍出来，供人借鉴；我也很看重您那本《呓语集》，您当时是在韩国还是在哪儿隐居的时候写的，密度多大呀，后人也可以从里面汲取很多养分。您现在缺的是回忆录，您必须有一本回忆录。

于：这是您的当务之急——您得写，王老师，您要写。

王：要写这个回忆录，得有关系，得有故事。但是我从来不跟人家交往，我不好跟人家交往，没有什么故事可说。

于：总有交往吧，有交往的就可以写啊。把您能回忆的那部分回忆出来，您整个学术的路怎么走过来的，和单演义老师、李何林老师、杨占升老师他们的交往——陈福康是您师弟，对吧？

王：对，对。

于：也可以写写他。

王：呵，呵，呵。

于：他那个路子挺别致的。还可以写写跟黄子平、钱理群他们的交往——您不是还参加了陈平原的婚礼吗，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