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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源到海回忆王富仁先生（第1页）

由源到海，回忆王富仁先生

唐利群（北京外国语大学）

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末期，我师从王富仁先生研习现代文学，由于自身的愚钝，一事无成，毕业后遂与先生往来日疏，至先生赴汕头任教之后，联系更少。即使是昔日的朋友、伴侣、志同道合者，有时候也难免渐行渐远，类似冯至在20世纪40年代回望“五四”时的发现和感叹：“如今走了二十多年，却经过无数的歧途与分手”如此这般的情形在大半个世纪之后的当下也让多少人重温；然而先生却始终是原点性的存在，无论时空如何变化，世事如何变迁，他都在那里，他就在那里。先生因他的宽广、他的仁厚，既是大海，也是源泉。每一次忆及他的教诲、他的文章、他的为人行事……都如同在漫漫黑夜中点燃的一粒粒灯火，使人不惮于前行。先生已逝，怀念永远。

一

你看有些人的文章和著作，所有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世界就是这样的”，你再看另一些人的文章和著作，字里行间也只有一个意思——“你们都是胡说八道”。而先生写文章，只是想说：“你们说的都对，但我这里也有一点点自己的看法，想要拿出来说一说。”

究竟是什么引发了他的议论我已经忘记了，印象深刻的是无论他怎么搬家先生家的客厅永远是简朴到有些简陋的。来访者往往坐在书柜旁的一圈沙发上，而他自己就搬个凳子坐在对面。先生健谈，总是他在说，有时候说到客厅里的光线一点一点暗下去，而精神上的丝缕则一点一点亮起来。

那一番话即如电光石火般，触发了我的“分别识”，我猛然领悟到自己原来是把知识、才华、能力看成一气的，他们把知识分子也看成一气的，他们都是值得尊崇的对象。先生的话一下子揭开了知识分子作为话语生产者之间的争斗。他们的傲慢与偏见，他们的君临天下与自以为是，他们之间树立权威与打倒权威的无尽的循环。说实话，当时颇有一些破除“迷思”的感觉。

先生无疑是把知识分子这个阶层看得很重很重的，他将现代知识分子的形成，视为现代社会成立的一个标志：处于官僚和民众之间、独立起作用的群体。在先生看来，鲁迅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鲁迅式的知识分子的存在，就是中国文化传承的命脉。先生的学术人生，即围绕阐释鲁迅而展开。

只不过，因为有了“鲁迅”这一标杆，先生对知识分子分化的认知也极其敏感，《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里面的一段话在现在来看更是历久弥新：“知识分子阶层，从来不是一个统一的思想阶层……社会各阶级的思想倾向、感情情绪都以特定的形式，经过可能有的转化和变形，汇流到这个阶层中。一个民族最野蛮、最落后、最反动的思想，最荒谬、最陈旧、最愚蠢的思维方式，最庸俗、最低劣、最恶臭的审美情趣和感情情绪，在这个阶层中都有可能披上理论的外衣，被打上文化的光蜡，被组织在精美的文词中，被以真诚的或非真诚的态度，宣扬着、品咂着、赞美着。”

彼时看还觉得过于尖锐，这么些年过去，目睹了各类知识精英逐渐蜕变为既得利益阶层，他们私欲膨胀而又冠冕堂皇，此时方才感到先生所言，毫不为过。没有那九个“最”字，不足以批判中国“智识阶级”绅士化、才子化和流氓化的现实。

先生的批判，从来不仅仅指向他人，而常常指向自身。他的那一番话，除了对知识分子的洞悉，真正令人惊讶的是他的自我定位——“我”只不过是要说说自己的看法的一个人，并不是要指点江山，也不是要改变世界。如若先生只是一个无名小辈，尚在为获得一点儿发声的权利而努力，这样说也符合常理，但先生早已功成名就，在鲁迅研究界被视为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的人物，他这样说的时候，就包含了一种清醒的自省，其中既有对知识分子职责的当仁不让，也有对知识分子自我局限性的体认。

这种对于自我的反省，有时候甚至到了谦卑的程度。他在《文化与文艺》的自序中即说：“我知道自己的渺小，自己心灵的渺小，我知道自己这颗渺小的心灵绝不可能吐出伟大的光焰，绝不可能飞上绝对真理的峰巅，但无奈这颗心灵尽管渺小，但也像其他心灵乃至于那些伟大的心灵一样必须以维持它渺小的、尚有一息存在余地的生命，并且暂时还在‘学术’这块圣灵之地上，随着它的风云变幻、雷鸣电闪而蠕动。”记得第一次看先生的自序，读到此处不觉动容，究竟是什么，使一个著名的学者真诚地**内心，将自己的思考和写作命名为“一颗渺小心灵的微弱蠕动”？

先生无疑有狂放的一面。说起自己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个文学博士，他会用“我是全国博士生、研究生的头儿”这样的语句来表达他的得意；说起他与钱理群的同与不同，他会用“钱先生是人道主义者，而我是个性主义者”这样的表述来声称自己的特点。先生逝世后，最懂得他的师母，嘱人要在墓碑上刻上“传播鲁迅精神，追求个性解放”的铭文……对于挣脱一切羁绊的自由个性的追求，构成了先生高蹈、超越、张扬的精神世界。

然而，先生的方式却从来与通常所谓的“高”“大”“上”无缘，也与“精英”的权势和位置无缘，而且，还时时有意与之保持着某种距离和警醒。他要做的，不是一个认为自己真理在握的导师、一个位在上者的代言人，而是在种种局限中探索“未知的路”，让自己的每一次言说都保有生命的热度和温度的知识者。我想，先生之所以如此，一定是因为他从不把自己所属的这个阶层看作全世界，故而能够深深体味更广大的社会之中所存在的悲苦、艰辛。他放低了身段，却获得了高度。

二

读研究生之后跟王富仁先生见的第一面，我们就谈到了“从哪里来”的问题，得知我来自农村，他说：“从农村来的，好，要珍惜自己的成长经验，因为它是别的东西不可取代的。从农村来到城市，面对完全不同的环境，很容易希望自己变成另一个人，但其实你是不可能与城里人完全一样的。自己的来处，就是你的一部分，不要忘掉这个部分，要珍惜这个部分。”

我很感激先生的话。乡下人进城，往往充满了对自我认知的烦恼和苦闷。自己的过往和初始，可以转化为弥足珍贵的资源，这是先生教我的。

而先生自己，也从不讳言他的农民出身。有时候会很开心地说起自己的土气，“我就是爱喝棒子面碴粥，而且还蹲着喝”；谈到研究生阶段要不断地练习写作论文，他会打比喻，“就像我们以前在地里挖土豆，过一会儿挖出一颗，再过一会儿又挖出一颗，很有成就感，这样就越挖越多”。

先生并非完全出身于农民家庭。先生的父亲自学中医，在山东家乡一带算是个郎中，并在1938年加入中共地下党，1949年后历任冠县卫生局副局长、茌平地区肺结核防治所副所长、聊城市干部疗养院副院长，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个小官儿，过去则叫革命干部；先生的母亲一直是农民，在毛泽东时期，不兴“升官发财”，也不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先生的父亲是一位严格遵守党的原则的干部，一生也没为妻儿谋取城市户口。一半干部、一半农民的家庭，在那个时代也是很普遍的情况。我想，这对于先生的成长是很重要的，也很深地影响到他对很多事物的看法。属于父亲的那一半令先生从小有更多的机会看书、阅读，追求知识，属于母亲的那一半令先生对农民的劳作、辛苦并不陌生，甚至感同身受。

先生于1962年入山东大学外文系俄语专业深造，临近毕业时恰逢“**”爆发，旧有的教育体制被改变，原本已经算是高级知识分子的他，1968年赴青岛附近的解放军农场参加重体力劳动，围海造田，直至1970年才回到聊城找到了一份普通中学教师的工作。

同鲁迅经历了复杂的社会、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才开始创作一样，先生也是尝遍了人生各种滋味之后才开始成为一个学者的。他对事物的观察和判断往往带有更复杂、更综合的眼光。在学界，他被视为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的代表性人物，一代“新启蒙”的学者都是在对“**”极“左”的否定、反思中于西方启蒙主义思想中重新寻找资源的，先生也不例外，对文化专制主义、极权主义的批判一直是他工作的重要部分；不过，与那些将毛泽东时期看作一团漆黑的观点不同，先生的价值观有时候迥异于他的同道。

记得有一次说起“上山下乡”，先生的一位好友愤然作色道：“凭什么！我们在城里呆得好好的，然后就被发配到农村劳动，一生的命运都被改变了？！”先生的看法却不一样，他说得平和、中肯：“上山下乡，现在很多人抱怨，但是对于农村来说、对于农民来说是有利的，所以它就有它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