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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源到海回忆王富仁先生（第2页）

我想，先生之所以持这样的看法，其实是基于一种不割裂历史的态度，一种将现象放入广泛的社会联系之中分析的方法。他成长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并且又不完全否定自己的时代经验；上博士研究生时导师是著名的左翼学者李何林，这也成为他自身历史的一个部分。中国社会一直以来的特点是思潮起伏跌宕，新的转瞬即旧，你方唱罢我登场，需要抛开历史的负担，才能够站上潮头，而先生偏偏是一个不背叛自我历史的人，正如他论说梁启超、郭沫若、康有为、鲁迅这些不同类型的文人时更倾向于后者一样，他自己在追踪着“十年一变”的社会时也在不断地变换着思考，从鲁迅研究到左翼文学研究再到倡导“新国学”研究，里面有内在演化的轨迹，但却从未有过为追逐新潮而进行翻转的、颠倒式的言说。相反，针对现代文学研究中出现的“翻案”潮流，他把“过去说是黑的，现在就说是白的；过去说是白的，现在就说是黑的；谁否定得大胆，谁就最新潮；谁改口得快，谁就最‘先进’”这样一种“简单的跳跃性的变化”视为应该克服的“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20世纪80年代、90年代，21世纪……从“告别革命”甚嚣尘上，到“新左派”兴起，从“后现代”，到“国学热”……各种学说如走马灯似的替换着，真如先生在《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中所言：“中外纷纭复杂千奇百怪的思想文化学说在几十、几百、几万、几十万、至今也不超过几千万的知识分子中间膨胀、发酵并且万头攒动、彼此撕咬，使中国文化不但有贫弱的悲哀，同时也有壅塞的苦闷。”人在这样的状况中是多么容易迷失啊！而先生的坚守与独立不移，却启迪着我们在混乱的旋流中不断返身自问：我是谁？我站在哪里？

三

王富仁先生的风格，有时候是锋芒毕露的。有一次我参加了一个好像公关会议的学术会议，他笑笑答了一句：“中国有学术界、学术圈，哪里有学术？”——辛辣！

先生以倡导“思想自由”闻名，我以为他说的“思想自由”就是“思想多元”的意思，然而并不尽然，因为有一次他说道：“思想有通过思想自身的方式和力量消灭对手思想的自由。”——震撼！

先生开过一门《鲁迅研究》的课，却讲了一整学期的儒、道、释，只在最后一节课的最后两分钟终于论及鲁迅的出现：“中国传统文化提供的所有路径，到‘五四’前夕都已经走到了尽头……只有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开辟的通道，才能容纳得下鲁迅庞大的身躯。”——因为这短短的两分钟，鲁迅的伟岸形象从此在我的心中矗立不倒。

而对于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先生的评价就很低：一个文人，云淡风轻时他写得很闲适，民族危亡时他写得还很闲适；和平年代他写得很闲适，战乱年代他仍然写得很闲适……这里面就有大问题，中国文人不缺雅气、贵气，但缺点儿骨气——先生说的时候一针见血、毫不留情。

先生类似这种极富批判性的言辞，总是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我想，批判性，也就是先生的底色吧。但是他说的另一句话，我也总不能忘记——“不要有道德的洁癖”。好像是当年我写一篇关于女作家苏青的论文，觉得她的女性意识颇有可取之处，后来查资料查来查去发现此人在上海沦陷期间任职于敌伪文化机构，算是个小的文化汉奸，我一时觉得很发愁，不知如何写这个论文。先生说：“你不能拿你的研究对象进行一番剪裁来适应你的研究标准，你得看是什么使得作家做出这样或那样的选择。你认同的是什么，不认同的又是什么。看待、评价人物和事件的时候，注意不要有道德的洁癖。”

他同时还给我举了自己经历中的一个例子：那是“大跃进”之后三年饥荒时期，他遇到了一个逃荒讨饭的中年农妇。先生说自己当时脑子里有很多自以为正确，其实是很僵化、很概念化的标准，就质问那个妇人：“你怎么不劳动？跑来乞讨！”那个农妇气得看着他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终于说了一句：“但凡有办法，谁愿意不劳动来乞讨？！”先生说：“我永远也忘不了她当时看着我的那双眼睛，那么黑，那么亮，好像夜晚天幕上的星星，可又是那么愤怒，令我惭愧。因为始终忘不了，所以到20世纪80年代初我写一篇小说的时候，就化为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先生写的小说不多，都是以师母的名字“赵育岚”为笔名发表的。我很快找到先生说的那篇——《长祥嫂子》，里面那个有着一双大大的、乌黑的眼睛，充满生命活力和青春朝气的女主人公，后来被自己的爱人、亲人所固有的贞操观念给毁灭了精神。先生是学者，据说写小说是为了体验创作家的状态，以及试验究竟什么是形象思维。而这篇小说的确写得生动、真切，创作者对于被侮辱、被损害的无辜者的关注，具有一种强烈的打动人心的情感力量，一如先生所喜爱的那些作家的作品。先生的小说和他的文学批评一样，都在不断地提醒和强调：任何一种先在的、不与具体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观念、学说，都可能成为一种异化的力量，不可不察。

不要有道德的洁癖，这形成了先生的宽厚。先生无疑是原则性极强的人，但同时又是极其宽厚的人。这种宽厚，不是因为放弃原则而得来的，而是通过理解对象而得来的。这不仅表现在他作为批评家的素质——他的研究往往给人海纳百川之感，同时也表现在他的与人交往，以及对待自己学生的态度上。有时候觉得先生有点儿傻，好些人明明只是为了利用他，旁观如我等都已了然于胸，先生却似乎浑然不觉、习焉不察。一开始我只是不解，后来念及鲁迅似乎也曾说过，明明知道有些人是利用自己，那么，利用就利用一下吧！再后来就觉得，先生也不是不知，他还是替别人考虑得多了一点儿，况且，他从来不是完美主义者，没有这种洁癖。大江大海，容纳得了清澈的溪流，也容纳得了浑浊的泥沙。

四

我在刚做王富仁先生的学生时很兴奋，觉得又惊又喜，又有些患得患失。因为我不是考的，是保送的。学校有些知名的老师是挑学生的，但先生不挑，电话里告诉我，“分给我的我都要”。这个可能也是先生理解每个人的合理性的特有方式之一吧！虽然如此，我还是觉得不放心，隔了几天又给他打电话，电话通了又不知道要说什么，期期艾艾半天说了一句：“就是觉得心里有点儿不安……”

我没想到的是，正是这句话，居然引得先生给我说了半小时，他发挥了很多，我后来才知道这是先生的长项。他说话，也如他给别人的书题写序跋，往往把作者尚未意识到的说了出来，并进行某种升华，最后序跋写得比人家的书还好看。

那一天，庸俗的我只是因为牵挂他和牵挂自己的前路，便说了一句“心里有点儿不安”，先生的长篇大论则把它升华为“哲学上的不安”，他谆谆嘱我“要保持这种心灵上的不安”，因为人很容易安于现状，也很容易流于一派和谐，可是没有波动的水是死水，不能从纷繁的生活中体味矛盾、痛苦、搏斗……就不能明白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人，永远要有所不安。

当时我听得半懂不懂，心里还想：“我说的不安跟先生说的好像不是一回事耶！”入学不久，我跟师母也认识了，有一次听师母说起先生的趣事，其中有一件就是20世纪80年代“气功热”，先生也学了一段时间的气功，师母说：“你老师做什么事都认真，学气功学得还特别好，气感特别强，回家爬五楼噌噌噌的，腾云驾雾就上来了，一点儿不费劲儿。可是气功是学好了，文章却写不出来了，因为练气功要心情平静，一平静他就不能思考，所以到后来就放弃气功了。”

师母说得很形象，把我乐得不行。乐完了以后我隐隐约约地感到原来思想的诞生往往有赖于某种富有张力的状态，平静的心灵则需要获得与现实的和解。后者可能是更舒适、更安全的方式，但先生选择了前者。

现在想来，先生说的“要有所不安”其实是在阐释他自己的人生观，他就是那样度过了一生。早年他虽经磨难，却得以与现实人生相接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没有离开过学院，而中国社会的转折变化、波澜不断，又使先生从来不能只做书斋里宁静的学者。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生活在胡适所开创的学院传统当中的，而心仪的却是鲁迅所代表的社会人生派的风骨。相对于在优渥的条件下著书立说的现代文人，他的情感认同更偏向于那些在动**不安的中国社会辗转、流徙并有所反抗的左翼作家。他之所以那么推崇鲁迅和毛泽东，与把他们看作永不停歇、永不安于秩序的变革者有关。稳健平和的学院风完全不是先生的追求，保持头脑的紧张思考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从2016年5月查出罹患癌症到2017年5月2日，先生一共做了六次化疗。最早一次去医院看他，见他手不释卷，看的是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我说：“这也太费神了，不能看些轻松点儿的吗？”我马上掏出为他准备的怎么吃喝、怎么养生的书，他笑：“不行，我看我这个不费神，看你那个会很困难，看不下去的。”我后来听说先生非常遗憾一生有两种书还没来得及看，一是《二十四史》，二是《资本论》。

“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这是鲁迅的话，也是先生的心声。倘若不能学习，难以思考，自由意志无法控制自己的肉体……这样的生命又有什么意义呢？先生的最后时刻，是对生命价值的再度肯定，从而也藐视了死亡的专制与骄横。

最后一次见到先生，是追悼会的送别。这也是第一次看到他那么平静地躺在花丛之中，仿佛生与死的距离，并不那么遥远，就像一首歌所唱的：“天堂若比邻”。

不安的灵魂，去时安详。

2017年8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