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我爸很注重读书,我小的时候,他还在西北大学读研究生,但是一到寒暑假他回了家,他就一定会督促我背古诗。那时候,我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背古诗。除了背古诗以外,还会看一些文学作品,主要是小说、诗歌。我十几岁的时候,就很喜欢看顾城、北岛的诗。我一开始写诗还是模仿古诗,后来慢慢地接受了北岛、顾城、舒婷等人的现代诗之后,我就开始模仿现代诗,也就陆续创作和发表了一些诗歌作品。我爸对我的诗歌很用心,也很鼓励我进行诗歌创作。
我刚开始尝试写诗的时候,他还曾请一位老师来帮我看诗,给我提出意见。到后来,我写的诗,父亲说他自己已经看不懂了,但我每次写完诗之后,他就会帮我联系印刷和出版。但是,我写诗到后期就有一种要崩溃的感觉,就想打开窗户往下跳。我也跟我爸说过这种感觉,他也就劝我不要再写下去了。
问:您刚刚提到王富仁老师在对子女的教育中很注重诗歌教育,那他在平时的生活中,有没有流露出对哪一位诗人的偏爱呢?
答:他很喜欢北岛的诗歌。有一次,在汕头的医院,当时他已经生病了,我很清楚地记得他问过我一句话:“你觉得就中国现代诗歌来说,有谁能够超越北岛?”他还问我:“北岛是不是像中国摇滚界里的崔健?”我就回答说:“崔健,是中国摇滚音乐的第一人,中国没有人能够超越他,我觉得北岛也应该是如此。”
三、病中日月
问: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察觉王富仁老师身体不好的?他的治疗过程是怎样的呢?治疗中他的身心状态如何?
答:我爸的身体一直不是很好。到了汕头以后,他曾经因为高血压抢救过。我爸这个人不信医,虽然他爸爸是医生,但他不信医。正好我前段时间看卢梭的《爱弥儿》,卢梭在里面对医学就很反感,觉得医学的东西都是骗人的。我爸爸也差不多。比如,我爸常年不体检,在2006年他因为高血压,在家里晕倒了,到了医院一检查,他的高压都达到了230。他总是这样,所有的东西都自己扛。在面对他人时,他往往展现的都是乐观的那面,但实际上,我能感觉到他自己一个人在汕头很孤独。再者,研究文学的人,思想是很痛苦的,越看书越痛苦,但是他却从来没有向我诉过苦。他很独立,独立到常人难以想象的程度,比如他做完化疗,按理说我们应该照顾他的起居,服侍他的大小便,但是他都不要我们管。他始终都很独立,能自己做的,坚决要求自己做,绝对不会因为子女在身边就依靠子女,只要他自己能干的,就绝对不求别人。
他第二次生病的时候,是在2006年,当时我正在东北出差,我弟弟先到的汕头。后来我出差回来就立马赶过去了,带他回北京做过一次全身的检查,在肿瘤医院发现了肺部有一个小的结节。当时医生说结节是良性的,并无大碍,我爸就回汕头了。到了汕头就有人劝他应该把结节切掉,但他觉得北京的专家说是良性的,就没有在意。直到去年(2016年)的6月,我去汕头,大夫把我叫到一边说:“怀疑你父亲是肺癌,但我们这里条件毕竟不好,你带他去大城市检查一下。”我赶紧带他到北京301医院,就确诊肺癌了。
其实我父亲什么都清楚,他当时对我们说:“你们也不用瞒我,该怎么治就怎么治。”医生的治疗意见就是放化疗,但是医生也说愈后效果不会太好,可能只是延长一段生命。如果不治,医生就建议我带着父亲到好一点的地方转一转,也就剩下半年时间了。在那种情况下,我不能放着父亲不管,还是要治疗,别无他法,尽管放化疗很痛苦,但也得做。
刚开始治疗的时候,医生说从我父亲的指标来看,情况很好。他就每隔21天做一次化疗,每次做完,就回汕头教课。到第四次化疗做完出院时,已经11月了,我们担心总这样做化疗,他的身体承受不了,我父亲也觉得不能完全听医生的,说要回去调整一下,这么连着做,他的身体受不了。
在整个化疗的过程中,他从未说过化疗特别痛苦之类的话,每次做完化疗,他就自己回汕头上课了,只不过会让学生到机场接一下。我父亲觉得化疗好像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他在医院里还跟病友们开玩笑说:“原先你们说的这个病多严重,化疗多严重,这不是我四次都扛过来了,还怕什么啊。”但是到了今年(2017年)3月的时候,他和我说最近喘得厉害,喘气喘不上来。我就赶紧让他回北京,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发现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整个肺部,他的肺部机能因此下降,影响了他的呼吸。
虽然这时采用放疗可能会比化疗产生更好的效果,但医生认为我父亲的年龄比较大,怕引起放射性肺炎等并发症或其他器官的问题。因为肺部离食管比较近,医生担心会损坏食道,影响吃饭,所以只能让父亲继续接受化疗。做了第五次化疗以后,我父亲的各个器官衰竭得比较厉害,他感到很难受,就想从医院出来,找个地方缓一缓。但医生不同意:“你就是上一次没有按时来做化疗才造成了现在的结果,你要是再不按时治疗的话,那我们也没法给你什么保证了。”我父亲想反正长痛不如短痛,就接着把第六次做完了。
然而第六次化疗做完出院后,他的状况更不好了。他只能在家里坐着,动都不能动。他虽然每天还会看书,但是一天看不了一页,看电视都看不了几个镜头,几个画面一播,他就感觉不舒服,就给关了。那种不舒服,他不会形容,但外人是能感觉到的。吃饭时他根本就吃不进去,睡觉也躺不下去,只能靠在椅子上靠一夜。
问:在王富仁先生确诊患了癌症后,您对他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什么?
答:直到我父亲辞世,我都没有觉得他像是一个病人。他从未流露出病人痛苦和脆弱的一面,始终乐呵呵的。别人提起他的病,他总说:“不要去想它,你想它就能把它治好了?走到哪一步,就算哪一步吧!”这次出院后,他还想继续教书,我们纷纷劝阻,他却说:“要是不去教书,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问:王富仁老师临终时,对家人有过怎样的嘱托?
答:他对生死总是轻描淡写,他常跟我说:“你爷爷才活了68,我已经活了76,可以了,你说再多活那几年,跟少活那几年有什么区别啊?也就是那样,反正总得有那一天。”他嘱咐我们把我妈照顾好,把孩子照顾好。他说:“也不指望你过得大富大贵,平平淡淡的,这样就挺好。”
他自己对死亡是有预感的。出院以后,他说:“我给你们留不下什么东西,只有一些书。你们又不是搞文学研究的,留着这些也没用。这样吧,你们看看哪个学校愿意要,就把书捐出去吧。”后来他提了两所学校,一所是他读研究生的西北大学,另一所是他老家的聊城大学。我联系了聊城大学,聊城大学表示愿意接收这些书,在今年(2017年)12月会有一个赠书典礼和学术研讨会。
四、前事追思
问:如果用三个形容词概括父亲,您会选择哪三个词呢?
答:第一个是执着,对他个人来说,执着二字贯穿了他的一生。我父亲取得的成绩,都是靠他一步步的奋斗、努力、勤奋得来的,并不是靠他天生有多大的才能。他这种几十年如一日的毅力是常人少有的。他潜心于文学研究和读书。有时我带着孩子去汕头看他,他说:“你们出去玩吧,别在家陪着我,我看我的书,我喜欢清静。”
第二个是宽容,这是他对别人的态度,也是对我影响最深的一点。父亲教会我不要总是揪着别人的一次错误不放,要在一个大的环境中思考如何看人,如何做人的问题。如果我父亲生前稍微自私一点,他的学术成就可能比现在还大,但他却把大量的时间都用在见访客上,无论是谁上门找他,他都一视同仁。他曾说过:“搞学术是因人而异的,你来了以后,我就尽我最大的能力去与你交流,但是自己发展最终还是靠个人。”
第三个,对家人、对我来说,他是慈爱的。我们每次去看望他,他都会给我们钱,说:“我平时就是看书,吃饭也用不了多少钱,不像你们年轻人还出去玩一玩转一转,要这些钱也没什么用。你在外面各方面都需要钱,就拿去花吧。”但是我父亲对我们的关心,不太像一般家庭那样,以单纯的物质支持为主,他给我们的更多是一种精神上的关怀和指引。
问:您是否打算写一些关于父亲的回忆性文章?
答:我一直想写回忆父亲的文字,但我一直感觉这好像做梦似的,没有他真实离开的那种感觉。父亲去世以后,我就想,他有一个很大的灵魂。他是那种有思想的人,不会被别人的意识所左右,能够始终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研究,同时他的精神感染力也很强。我爸爸不是很魁梧,外表上不像是人们提起的“山东大汉”的样子,他胆子也很小。但尽管如此,他还能挺得住,还能立得住,还能顶住很多的压力,所以我觉得很有感触。这样的灵魂一般人很难有,就像我,虽然能理解他,但是我很难做到。
问:我们能在您对父亲的评价中感受到您对父亲深深的情感,这也让我们感到感动和震撼。在采访最后,您还能谈些关于父亲与您之间的事情吗?
答:和弟弟相比,我性格开朗一些,和父亲交流比较多,从情感上我跟我爸爸比较近一些。因为我爸的工作经历也一定程度上导致我人生经历比较曲折,所以后来我父亲对我可能更内疚一些。他好像觉得是他的原因,才耽误了我。但是我从未这么想过。
他曾经说,如果我一直在他的身边的话,可能他会给我一个更好的环境让我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他觉得有些对不起我,后来对我也更关注一些。但是我还是没有继续他的学术研究,有时我感觉很对不起他。
我父亲去世以后,汕头大学的一位老师给我打电话说:“你爸爸一提起你就很骄傲,很为你感到自豪。他说:‘我的儿子虽然没有像别人那样考上研究生,但是他一直是靠自己的努力,他做得挺好。’”当时我听完这话,特别伤心。我的父亲可能不会像别的家长那样天天在你身边,但我觉得,我这辈子能有这样一位父亲,很知足了。
口述:王肇磊
采访与整理:武岳、郝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