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第三 永平军的成长与蜕变（第1页）

第三节永平军的成长与蜕变

随着安史之乱与李光弼时代的结束，河南的政治版图将面临一轮大的调整。在这次调整中，我们将看到新的政治势力是如何在河南一步步站稳脚跟并发展壮大的。河南藩镇的这种发展壮大在旧史中常被归因为代宗的“宽柔无怒，一切从之”[1]。但如果考虑到唐廷此时面临的来自西部异族的恐惧性威胁，以及在代宗初年关中与宫廷的一系列不稳定情形，同时还有长期战争对唐代社会与唐人心灵所产生的持久性影响，以及军事布局制衡方面等的考虑，那么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代宗对包括河南在内的诸多藩镇所采取的所谓“姑息”政策。[2]事实上，代宗的“姑息”政策是有前提、弹性和底线的，在此后的河南政局变化中我们将看到这种政策的应用。同时，河南藩镇也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铁板一块，随着时局的变化，我们将看到它们不同的走向与裂变。而利用藩镇间的这种差异，代宗也将以一种比较委婉的手段为重新争得河南的控制权以及应对河南的新危机进行努力。

一、平卢系藩镇的崛起

在安史之乱与李光弼时代结束后，河南政治格局出现了新的变化。在东部，平卢军由侯希逸率领于宝应元年来到青州，于是原淄青节度使田神功以州让希逸[3]，唐廷遂“以平卢节度使侯希逸为平卢、青、淄等六州节度使，由是青州节度有平卢之号”[4]。此后希逸为军将所逐，其内弟、同为南下的平卢军将李正己（李怀玉）被立为节度。大历前期，李正己已统有淄、青、齐、棣、登、莱、沂、密、海诸州，胶东半岛、胶莱平原以及鲁中山地的一部分现已成为其势力范围。

当田神功让出淄青等州后，原兖郓节度使能元皓可能也在这时去世，田神功很自然地移至兖郓间，被唐廷任命为兖郓节度使。[5]广德元年，代宗幸陕，史称：

公（指田神功）首来扈从，都知六军兵马。每食宿，公皆躬自省视。上（指代宗）感焉，方委以政事，公涕泣固辞而止。二年拜汴宋节度，迁兵部。[6]

田神功是平定安史之乱的平卢系功臣，此时的扈从更加深了代宗对其的好感。不过从上述史料来看，代宗很可能有意在乱后将其调离河南留在中央，颜真卿的《八关斋会报德记》很委婉地将其称为“方委以政事”。但田氏显然更喜欢留在地方，因为那是他的权力所源。代宗当然也不便于勉强，并且因为田的扈从更诏加其为汴宋节度。而投降唐廷的原叛军汴州刺史张献诚则被调任为山南西道节度。

田神功当时的治所在汴州，统辖汴、宋、曹、徐、兖、郓、濮、泗八州之地[7]，这一地区包括黄河冲积平原的一部分，以及平原东侧与鲁中山地间一片海拔较高的过渡地带。虽然这一地区在乱中也频遭战火冲击，但仍不失为河南最富庶的地区。更为重要的是，安史之乱以来堙废的汴水漕运在此时经由刘晏重开[8]，而田神功所辖的汴、宋、徐、泗诸州正在漕运一线。换言之，唐廷的生命线汴水此时正经过田氏的辖区，这一重要地位显然是他镇无法比拟的。

与东部和中部相比，河南西部的局面则要复杂得多。原陈郑颍亳节度使李抱玉在邙山之败后退至泽州，专在泽州一带与史朝义军队对抗，目的应当是扼守天井关，防止叛军沿太行山麓北上，并且重振再次南下的力量。代宗即位后，李抱玉被任命为泽潞节度使，治所也移至更北的潞州。泽潞位属原河东道南部，换言之，李抱玉辖镇的军政中心现已移至河东，与河南的联系已大打折扣。但其仍旧领有陈、郑诸州，其节度之衔亦以陈郑、泽潞并称。[9]

安史之乱结束后，河北诸州被分授予叛军降将，泽潞也因此成为控扼河北诸镇的重要藩镇，其战略重心已完全转向经营河北[10]，这也成为此后泽潞、昭义（河北藩镇）二镇能合并的地缘政治原因所在。李抱玉的泽潞势力退出河南的主要标志，就是其逐渐让出所领之河南诸州。最早让出的可能是亳州，亳州在安史之乱结束后，当即被割属于滑州刺史令狐彰。陈州据考在大历五年（770）时已经不属泽潞所管[11]，其很可能在脱离泽潞后，也被划归为滑亳节度使。[12]至于郑、颍二州则有明文记载在大历五年由泽潞让出，遥归京西泾原军所管。[13]郑、颍二州虽属泾原军所管，但主要是为其提供军粮廪食，因此在行政上与泾原军的联系是很薄弱的。其实，郑、颍二州在割属泾原前，其对泽潞的意义也主要是经济上而非行政上，因为泽潞节度李抱玉当时还身兼凤翔节度使，长期率领防秋兵在凤翔屯驻，而军食来源就是本道所领的郑、颍二州。[14]由此可见，河南诸州虽遭战火洗劫，但在经济上，尤其对于贫困的京西地区而言，仍旧具有相当的意义。而也正由于郑、颍二州对京西诸镇的意义只是经济上而不是行政上，因此它们与后者的关系实际上不可能维持太长时间，最终还是将隶属于临近诸镇。而河南藩镇因其地缘优势，当然也就成为此二镇改隶的首选对象。

事实上，安史之乱结束后在东都、河南附近由泽潞所管辖的地区，在大历时期都经历了一个逐渐脱离泽潞的过程，这在日野开三郎教授论述河阳三城的问题时已有提及。[15]但这种行为并不是中央要有意削弱泽潞的实力，而是泽潞辖州这种极不自然的情形本身就是因战争而造成的一种临时性状态，本就具有调整的意义。而李抱玉的忠于唐廷则是中央得以对泽潞辖州进行调整的一个前提条件。到了李抱玉之弟李抱真的时代，泽潞因为其长期效忠唐廷的表现以及对抗河北藩镇的需要，它的北部领地获得了新的扩展。这不仅弥补了它此前在河南的损失，而且也使它与河南彻底断绝了行政上的关系。[16]

与泽潞势力逐渐退出河南不同，来自南方的淮西势力则开始进入河南。河南西南部与淮西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安史之乱爆发初期的来瑱时代。[17]在王仲昇担任淮西节度使时，其就领有河南的许、豫（蔡）二州。但由于许、豫（蔡）周近是朝叛对峙的地区，所以王仲昇的驻地与实际统辖地区可能主要还是在淮河以南。宝应元年，王仲昇战败被掳，李忠臣代之为淮西节度。此后李忠臣不仅会同诸军成功收复东都，而且在吐蕃侵犯西陲之际因扈从及时深得代宗信赖，史称：

永泰元年，吐蕃犯西陲，京师戒严。代宗命中使追兵，诸道多不时赴难。使至淮西，忠臣方会鞠，即令整师饰驾。监军大将固请曰：“军行须择吉日。”忠臣奋臂于众曰：“焉有父母遇寇难，待拣好日，方救患乎！”即日进发。自此方隅有警，忠臣必先期而至。由是代宗嘉其忠节，加本道观察使，宠赐颇厚。[18]

关于李忠臣当时的领州和治所，史料没有给出一个统一明确的说法，且淮西一镇自设立以来行政建置变化就颇为频繁。我们在这里比较关心的是治所问题，据《旧唐书·李忠臣传》载：“宝应元年七月，拜忠臣太常卿同正、兼御史中丞、淮西十一州节度。寻加安州刺史，仍镇蔡州……（大历）五年，加蔡州刺史。”新书本传则曰：“淮西节度使王仲升（昇）为贼执，以忠臣为汝、仙、蔡六州节度使，兼安州。”又《新唐书·方镇表二》：“（大历八年）淮西节度使徙至蔡州。”常衮《授李忠臣右仆射制》则称李忠臣之衔为：“淮西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工部尚书，兼安州蔡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国、西平郡王。”[19]此制文所作时间在大历七年（772）。[20]身为淮西节度使的李忠臣一人身兼安、蔡二州刺史，这在当时是一个极特殊的现象。它或许提醒我们，淮西镇的政治中心有两个，一个是淮河以南的安州，一个则是河南的蔡州。虽然上引《旧唐书》和《新唐书》对于李忠臣究竟是镇安州还是蔡州提供的信息互相抵触又模棱两可，且信息的准确与否我们也不能完全确定，但它至少能反映这样一个趋势，即位于河南的蔡州逐渐成为或更重要地代表着淮西的政治中心。淮西治所偏移河南的这一趋势，显然应该与安史之乱结束后，全国军政局势由战争转向和平这一大的背景有关。从区位上来讲，蔡州无疑比安州更具有作为治所的优势，那么如果淮西的治所原来因为安史叛军控制河南西部而被安排在安州的话[21]，现在确实当是移至蔡州的时候了。而学者也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淮西看作与淄青、汴宋并列的河南三大节镇之一。

有关河南三镇的军团构成情况，辻正博等学者很早便进行了考察，无论节帅、军将还是士兵，淄青、汴宋、淮西三大镇核心的军队构成都是来自乱前河北的平卢节度使麾下。[22]换言之，河南现在已经成为平卢系军人的天下，三大平卢系军阀分别占据了河南东、中、西部的主要版图。随之而来的，则是这些新兴的河南藩镇开始逐渐显露出一种自立化的倾向。最突出的表现便是节帅的废立由本镇内部产生或决定，而不由中央主导。永泰元年淄青军人驱逐侯希逸，拥立前兵马使李正己为帅；大历八年汴宋防秋兵因田神功薨逝盗归本道，神功弟神玉被委以权知汴州留后；大历十四年（779）淮西将领李希烈胁逐李忠臣，被唐廷任为淮西留后。代宗对这三起事件都采取了默认或保守的应对态度，因而也就被认为是“姑息”藩镇的表现之一。但正如德宗在贞元元年（785）的《宣慰平卢军陷淮西将士敕》中所称的：

淮宁军（淮西此后的军号）将士等，顷自平卢，来赴国难，涉溟海不测之险，灭凶贼作乱之徒。其后分镇淮西，防秋陇上，奉我王事，久著勋劳。或耆老见存，子弟相继，举其诚效，并是勋臣。[23]

对于这种“久著勋劳”，举族并为“勋臣”的功臣藩镇，如果唐廷果真采取一种强硬立场，则势必会对安史之乱后一大拨因平叛之勋而崛起的藩镇产生连锁效应，这在舆论上显然是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况且这些河南藩镇在大历前期屡有防秋之功于唐廷，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代宗之特别优待河南藩镇未尝不是其努力树立新型朝藩关系的一种表现。只是代宗的这种优待确实日益助长了淄青、汴宋、淮西三大镇的自立化趋势。但是，河南的另一藩镇——滑亳，却着实在大历时期走上了一条与淄青、汴宋、淮西完全不同的道路。

二、令狐彰与滑亳的特殊性

滑亳镇也是在安史之乱平定后设立的河南藩镇，首任节度使是令狐彰。令狐彰原是出于安史军队的将领，不过其在随史思明南下被任命为博滑二州刺史、引兵数千戍滑台后，便潜谋归顺唐廷。旧书本传称：

会中官杨万定监滑州军，彰遂募勇士善于水者，俾乘夜涉河，达表奏于万定，请以所管贼一将兵马及州县归顺，万定以闻。自禄山构逆，为贼守者，未有举州向化，肃宗得彰表，大悦，赐书慰劳。时彰移镇杏园渡，遂为思明所疑，思明乃遣所亲薛岌统精卒围杏园攻之。彰乃明示三军，晓以逆顺，众心感附，咸悉力为用。与贼兵战，大破之，溃围而出，遂以麾下将士数百人随万定入朝。

令狐彰的归顺之举在当时具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就是本传所称的“自禄山构逆，为贼守者，未有举州向化”。而令狐彰就是“举州向化”的第一人。其二，据《资治通鉴》等相关记载判断，令狐彰的归朝很可能是在唐军邙山之败后，或至少是叛军方面并不占劣势的时候[24]，这样一来，他的归顺对于唐廷就有雪中送炭的意味。因此肃宗对于令狐彰也特予厚赏，并诏拜其为滑州刺史、滑亳魏博等六州节度，令镇滑州，委平残寇。不过对于仅携麾下将士数百人入朝的令狐彰来说，“委平残寇”显然是一个过高的要求。令狐彰此后应当是从元帅诸军参与了对叛军的讨伐，但其在此中所担负的任务应该相当有限，因为史料并未就其讨叛之事留下任何记载。而令狐彰的滑亳魏博等六州节度在当时也显然只是个虚衔。

安史之乱平定后，令狐彰正式移镇滑州，由于魏、博等河北诸州现已割属给叛军其他将领，所以令狐彰其时所领只有河南的滑、亳二州。滑、亳二州在地域上并不相连，令狐彰的经营中心其实主要是在滑州，亳州对其意义很可能类似于郑、颍二州对泽潞的意义一样，为自叛乱发生以来，频“当寇冲，城邑墟榛”[25]的滑州提供经济方面的支持。虽然史料显示，令狐彰对当时河南中西部的影响可能并不局限于滑、亳二州，颍州、陈州在不久后应该也受其节制[26]，但两唐书本传却只是对其经营滑州的情况进行了颇为详细的描写，如旧书本传称：

彰在职，风化大行。滑州疮痍未复，城邑为墟，彰以身励下，一志农战，内检军戎，外牧黎庶，法令严酷，人不敢犯。数年间，田畴大辟，库藏充积，岁奉王税及修贡献，未尝暂阙。时犬戎犯边，征兵防秋。彰遣属吏部统营伍，自滑至京之西郊，向二千余里，甲士三千人，率自赉粮，所过州县，路次供拟，皆让而不受，经闾里不犯秋毫，识者称之。

从上述描写来看，与此前潜谋归顺时的表现一样，令狐彰在大历时期的行事也颇与其他出任节帅的安史降将有所不同，其内行治理、外修贡奉、征兵防秋且不犯秋毫，因此颇得中央之识。虽然在当时的河南，滑亳的军事、经济地位相较其他三镇还略有差距，但在政治认可上，令狐彰的地位却并不在其他三镇的节帅之下。

令狐彰颇异其他两河藩帅的行事风格，在大历七年其临终之时以更加明显的方式显示出来。史称其临终，手疏辞表，诫子以忠孝守节，又举能自代。其遗表曰：

臣自事陛下，得备藩守，受恩则重，效节未终，长辞圣朝，痛入心骨。臣诚哀恳顿首顿首，臣受性刚拙，亦能包含。顷因鱼朝恩将掠亳州，遂与臣结怨，当其纵暴，臣不敢入朝，专听天诛，即欲奔谒。及鱼朝恩死，即臣属疾苦，又遭家艰，力微眼暗，行动须人，拜舞不能。数月有阙，欲请替辞退，即日望稍瘳，冀得康强，荣归朝觐。自冬末旧疾益重，疮肿又生，气息奄奄，遂期殒殁，不遂一朝天阙、一拜龙颜。臣礼不终，忠诚莫展，臣之大罪，下惭先代，仰愧圣朝。臣谒诚事上，誓立大节，天地神明，实知臣心，心不遂行，言发自痛。当使仓粮钱绢、羊马牛畜，一切已上，并先有部署。三军兵士、州县官吏等，各恭旧职，祗待圣恩。臣伏见吏部尚书刘晏及工部尚书李勉，知识忠贞，堪委大事，伏愿陛下速令检校，上副圣心。臣男建等，性不为非，行亦近道，今勒归东都私第，使他年为臣报国，下慰幽魂。临殁昏乱，伏表哀咽。[27]

这份以情自疏的上表不仅将令狐彰始终未及入朝的原委及愧疚之情一一道来，读之令人动容。更重要的是，令狐彰决意以土地兵甲籍上朝廷，并将节帅之任命彻底还归中央，显示了与其他两河藩镇决然不同的态度。据说代宗览此表后“嗟悼久之”[28]，又以此表宣示百僚，“当时在位者闻之，无不感叹”[29]。自安史之乱爆发十多年来，还没有一个出自安史集团的将领会对唐廷再次表现出如此的忠直。因此令狐彰的上表请代即使从情感上而言，对帝国的君主及其官僚也是一种深刻的慰藉。

令狐彰于大历八年二月去世，而史称在上一年十二月辛未“滑州置永平军”[30]。所谓“置永平军”，其实就是中央赐滑亳节镇“永平军”之号，所以令狐彰在去世时，实际上的名义是“永平军节度使”。虽说一个名号对藩镇实质并无影响，但它在政治上却是有意义的，这是唐廷在安史之乱后第一次赐以河南藩镇军号，这无疑在政治上更突出了滑亳与令狐彰的特殊地位。三月，代宗选择了令狐彰推荐的工部尚书李勉出任永平军节度使。虽然李勉在赴任之前，滑亳镇也出现了“三军逼夺情礼”[31]、令令狐彰之子建继任节度的**，但由于令狐建的“誓死不从、举家西归”[32]，**也就很快平息了。

总之，令狐彰特殊的举动现在为藩镇的权力交接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而代宗的赐滑亳为永平更显示了唐廷对于这种举措的赞扬与鼓励。不过滑亳镇在政治地位提高的同时，也将面临一个更为严峻的现实问题，那就是现在的永平军将是河南藩镇中唯一一个以文臣出任节帅的藩镇。在平卢系军阀掌控大局的河南，新任永平军节帅李勉不得不考虑其与淄青、汴宋、淮西三大藩镇间的关系。因为作为中央任命的节帅，他的一举一动很可能被这些藩镇当作中央意向的反映而理解。

从史料记载来看，身为宗室大臣的李勉为人清廉中正，史书对其此前任职经历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但对其任职永平军后的情况，却只云：“在镇八年，以旧德清重，不严而理。”而后又提到一句：“东诸侯虽暴骜者，亦宗敬之。”[33]这种关于任职描述的详略差异显然不是史书编纂者有意为之的结果，它其实正反映了李勉担任永平军后施政策略的一个主旨，即维持滑亳镇与河南既有的稳定状况，尤其是与邻镇相安无事的关系。而这，显然也是代宗所愿意看到的。

三、李灵曜之乱及其影响

对于大历后期的唐廷来说，滑亳镇的权力更迭并不是一件影响当时河南政治格局的大事。河南真正的危机，或者说将对整个河南政治地理版图产生重要影响的事件是大历十一年（776）汴宋留后李灵曜的叛乱。有关李灵曜叛乱的原委，各书记载略有不同，然以《资治通鉴》及《旧唐书·代宗纪》最为翔实可靠，据《资治通鉴》载：

（大历十一年）五月，汴宋留后田神玉卒。都虞候李灵曜杀兵马使、濮州刺史孟鉴，北结田承嗣为援。癸巳，以永平节度使李勉兼汴、宋等八州留后。乙未，以灵曜为濮州刺史，灵曜不受诏。六月，戊午，以灵曜为汴宋留后，遣使宣慰。秋七月，田承嗣遣兵寇滑州，败李勉……（八月，）李灵曜既为留后，益骄慢，悉以其党为管内八州刺史、县令，欲效河北诸镇。甲申，诏淮西节度使李忠臣、永平节度使李勉、河阳三城使马燧讨之。淮南节度使陈少游、淄青节度使李正己皆进兵击灵曜。[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