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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永平军的成长与蜕变（第2页）

我们发现，仅在短短的四个月里，中央对待汴宋的态度就发生了数次戏剧性的变化。

在八月中央征讨李灵曜的军事行动前，围绕李灵曜事件出现了这样几个重要人物，一个是被李灵曜所杀的濮州刺史孟鉴，他的被杀随后成为整起事件的导火线；一个是李灵曜结援的魏博节度田承嗣；另一个则是永平军节度使李勉。我们首先需要关注的是田承嗣，身为魏博节度的田承嗣是安史叛乱结束后令唐廷最为头痛的叛军降将。一年多前他盗据相卫，致使代宗发河北、河东、河南等诸道兵对其进行讨伐。田氏为人狡黠多谋，虽一度因部将叛惧，遣使归降，但实际并未放弃攻城略地的计划。到大历十一年春天的时候，田氏第二次上表请降，代宗亦一如既往宽赦其罪，令其入朝，但史载“承嗣逗留不至”[35]，似乎仍存观望之姿。果然不久后，田氏再一次找到了出兵骚扰邻镇的绝佳口实，只是这一次其出兵的对象已经不再是同属河北的昭义（即相卫），而是河南的汴宋。因为在这年夏天，由于汴宋留后田神玉的去世，当镇内部出现了节帅继任的矛盾。

李灵曜可能因“都虞候”[36]的身份在田神玉死后获得了节帅继任的主动权，但他或许并未赢得当镇所有将领的支持，身为兵马使的濮州刺史孟鉴应当就是其反对者之一。濮州的地理位置在当时的汴宋镇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紧邻黄河，越过黄河，对岸便是魏博的会府魏州。河上的濮阳津是连接汴宋、魏博二镇的重要据点，自古为津渡之要。因此如同在安史之乱中一样，此时的濮州也是河南藩镇与魏博对峙的前沿阵地。自田承嗣在一年多前挑起战乱，身为讨叛藩镇之一的汴宋镇，在它的支郡濮州应当是安排了为数不少的兵马。而这或许也就成了田神玉死后，孟鉴得以与李灵曜叫板的资本所在。孟鉴身为濮州刺史，其职责理所当然应该是防范和控扼魏博。而李灵曜既然想要除掉孟鉴，拉拢魏博作为其后盾则显然是一个很好的策略，这可能才是所谓“北结田承嗣为援”的实质。而李灵曜应付唐廷的理由也很容易找到，他完全可以向代宗解释，由于孟鉴的强硬，可能导致当时心存观望的田承嗣再一次发动叛乱。这无疑是极具说服力的一个理由，因为唐廷在当时最盼望的就是田承嗣尽早入朝。所以我们看到，在李灵曜杀死孟鉴后，唐廷并没有立即授予其汴宋留后之衔，而首先想到的是授予其濮州刺史之衔。原因就在于唐廷很自然地认为，李灵曜能够代替强硬的孟鉴处理好与田承嗣的关系，而这无疑就是李灵曜向中央所表达的理由。至于以永平军节度使李勉为汴宋留后，则显然不仅是因为永平军在地域上临近汴宋的原因，更主要的也是考虑到李勉所具有的中央背景。

但是很快，代宗发现李灵曜想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濮州刺史的职位，但孟鉴已死，而前者又表示出能与田承嗣相安无事的意向，于是面对李灵曜的强硬态度，代宗还是遵从其即位以来对待东部藩镇的惯例加以妥协了。不过有趣的是，事态并未就此平息，反而在此后又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首先是一个月后田承嗣的兵寇滑州。对于田氏来说，他当然也可以借口朝廷任命李勉而不是李灵曜为汴宋留后而对前者进行征伐，但唐廷实际上在六月已经任命后者为汴宋留后了，因此若田氏以“未知此命”而冒然出兵滑州，虽然也可说得通，但总不免有牵强之嫌。而且若果真如此的话，在获得留后之衔后已与田承嗣无甚瓜葛的李灵曜，纵然不对前者的兵临河南采取征讨的姿态，也绝不至于像后来史料中记载的那样，与田氏形成密切呼应，并在田氏兵败河南后，也企图脱身北走，逃归田氏。

因此更可能的情况是，田承嗣是再一次得到李灵曜的请求而南下施援的。而后者此次结援田氏的原因就是《资治通鉴》所说的，其试图以其党为管内八州刺史、县令，欲效河北诸镇的举措可能遭到了中央的拒绝。尽管李灵曜此举未必在一开始就是针对中央，其很可能是想在汴宋立即建立起个人权威，这不仅是因为汴宋毕竟曾经是一个由田氏长期经营的地区，而且可能考虑到既然有一个反对他的濮州刺史孟鉴在先，就不免会让人担心出现第二个或第三个。李灵曜很可能是想故伎重演，利用田承嗣的威胁为自己经营汴宋寻找借口。当然，也可能像《资治通鉴》所透露的信息那样，李灵曜的这种使汴宋完全效法河北的举措引起了代宗的反感。[37]或者说，他的这种举措至少遭到了为代宗所信赖的前汴宋留后李勉的不满或抵触。所以，正如其之前借田承嗣之机除掉孟鉴一样，其可能想再次依赖田氏的力量给李勉制造压力，从而巩固其在汴宋的地位。

然而，李灵曜可能忽略了两个更重要的问题。首先，与其他两河藩帅，即使是此前对抗唐廷的田承嗣相比，他的资历还不足以帮助他与代宗讨价还价。此外更重要的是，不久前刚刚结束与唐廷对抗的田承嗣，因李灵曜的“结援”而重生事端，并将矛头伸向了河南，这可能是代宗决意讨伐后者更为根本的原因。如果我们联系李灵曜事件前后，河南的另两大藩镇——淄青与淮西，尤其是晚于李灵曜事件不久的淮西镇内部节帅交替的事件来看，同样作为藩镇内部的实力军将，李正己与李希烈得以成功胁逐节帅，并获得中央认可获得旌节的前提条件，不仅是他们都获得了当镇内部大多数军将的支持，而且也是因为他们都将当镇的矛盾消化于藩镇内部。这样一来，他们既对稳定当镇的形势做出了贡献，并且也未对邻镇的局势造成影响。然而，李灵曜的策略却是适得其反，身为“都虞候”，他当然也有资格尝试成为节帅的努力[38]，况且田神玉已死，其所面对的境况似乎还要好于之前的李正己与之后的李希烈。但是他赢得当镇同仁的支持可能还不够，孟鉴的挑战就是个警讯。更重要的是，他错误地将汴宋镇内部的矛盾扩大到了邻镇的永平军，并且还引来了河北的田承嗣，而后者又恰恰是唐廷在当时极力要压制的对象。于是，李灵曜的这种突破代宗姑息河南藩镇底线的行为，不仅给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也给汴宋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而对于田承嗣来说，不管具体理由是什么，其均可以像之前出兵相州那样，以“他州骚扰，邻境救灾”[39]为名出兵干涉。即使最终师出不利，至少还可以退还本镇，并将出师之名转扣在李灵曜头上。而与李灵曜最大的差别在于，田氏深谙邻镇矛盾与中央对其的态度，即使对其盗据相、卫的行为，中央都可以一而再地赦免他，那么再而三地宽宥他侵扰河南的举措也未尝不是没有可能。而且，出兵河南给中央制造压力，也未尝不是为自己寻找逗留不朝的一次绝好机会。事实证明，到李灵曜之乱平定后的大历十二年（777）三月，田承嗣第三次上表请降，“上亦无如之何，庚午，悉复承嗣官爵，仍令不必入朝”[40]。田氏显然成了此次事件中最大的受益者。

以上的推断当然未必完全正确，但我们认为，将李灵曜的叛乱置于这样一种地缘关系中来进行解读，或许也不失为理解李灵曜事件，以及重新认识唐廷与两河藩镇关系的一条有效途径。在接下去的论述中，我们也将以同样的思路来考察平定李灵曜叛乱的过程，因为平乱的过程也将对此后河南的地缘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

从相关记载来看，平定李灵曜叛乱的时间不长。河阳三城镇遏使马燧与淮西节度李忠臣应该是此次征讨中出力最多也是最得力的，因为他们主攻的是李灵曜的军政中心——汴州。不过史称在征讨之初，两军也稍遇不顺，李忠臣甚至想引归淮西，幸赖马燧固执不可，军势复振。此后两军破李灵曜于汴州，亦是马燧不入汴州，成忠臣之功。河阳三城是唐廷在大历中期扶植起来的新藩镇，马燧原是泽潞李抱玉手下的将领，因此在泽潞势力退出河南后，河阳三城便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史载其时“河阳兵冠诸军”[41]，其崛起之势可见一斑。[42]马燧在平定李灵曜后，便很快回镇，没有涉入此后的河南事务。而李忠臣在进入汴州城后，则果然专断其功，并在十二月，被唐廷加以“同平章事，仍领汴州刺史，徙治汴州”[43]。于是淮西的势力现在渗透到了河南中部。

永平军在此次平乱中的表现亦深得中央赏识。虽然其与淄青在匡城（滑州属县）败于田承嗣派救李灵曜的援兵，致使后者得以进军汴州，但受府主李勉之命经营陈、亳二州的李芃，则不仅“练达军事，兵备甚肃”，而且在“李灵曜据汴州，公私财赋，一皆遏绝”[44]之时，“又开陈、颍运路，以通漕挽”[45]。此后李灵曜逃至韦城（滑州属县），又为永平军将杜如江所擒，史称代宗“褒赏甚厚”[46]。与此同时，永平军衙将刘洽也趁宋州刺史李僧惠为李忠臣所杀之际，成功占领了宋州。[47]既而李忠臣代镇汴州，原本诏为汴宋留后的李勉也就还归本镇。不过宋州和泗州现在诏隶永平军，刘洽也被李勉奏署为宋州刺史。[48]

至于此次平乱中淄青镇的表现，时人王行先评论为：“小有逗留，未肯戮力。”[49]不过李正己的“未肯戮力”恐怕并非针对李灵曜，而是针对田承嗣。田承嗣最为忌惮的河南节帅就是淄青的李正己，因此在上一年河南诸军大破田悦于汴州之际，承嗣便已向正己示好。后者也因此暂时放弃了对田氏的讨伐，按兵不进。而因李氏的观望，望其项背的河南诸道兵也皆逡巡不敢前。此后李正己屡为田氏的入朝之请上表陈述，许其自新，因而对于此次与魏博重启战端，李正己显然是有所保留的。而其在此后于匡城败于魏博援兵之手，不知是否也与此有关。但李正己征讨李灵曜的态度却似乎很积极，并且由于李灵曜的军事部署主要集中在西部，尤其是汴州周围，因此李正己乘此次平乱，一举拿下来了汴宋东部的曹、濮、徐、兖、郓五州之地。淄青也成为此次平乱中斩获实地最多的藩镇。并且与李忠臣一样，李正己也在乱后被加以“同平章事”一衔。

总之，由于李灵曜的叛乱，河南的政治格局现在发生了大的变动。三大平卢系藩镇之一的汴宋镇在乱后彻底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新三大节镇——淄青、永平与淮西。到代宗的最后一年，即大历十四年三月，唐廷乘淮西发生内乱、李忠臣为养子李希烈所逐之际，以任命李希烈淮西留后为条件，“以永平节度使李勉兼汴州刺史，增领汴、颍二州，徙镇汴州”[50]。而淮西则仍治蔡州。

至此，代宗为不久即位的德宗留下了这样一幅河南版图：在东边，李正己占领了“淄、青、齐、海、登、莱、沂、密、德、棣、曹、濮、徐、兖、郓十五州之地，养兵十万”[51]；并“自青州徙治郓州，使其子前淄州刺史纳守青州”[52]。（见图4）对于李正己来说，借李灵曜之乱，其势力现已越过了鲁中山地，到达河南中部。并且很重要的是，李正己现在控制了徐州，足以对江淮漕运造成影响。其又因“押新罗、渤海两蕃使”之职，“货市渤海名马，岁岁不绝。法令齐一，赋税均轻，最称强大”[53]。史称其“雄据东方，邻藩皆畏之”[54]。这支曾经从河北举镇南逃的平卢军现在已成为帝国最强大的藩镇之一。

与李正己中分河南的是永平军，同样因受惠于李灵曜之乱，永平军现在增领了汴、宋、泗三州，治所也移至了河南的中心汴州。而原来遥隶京西泾原军的颍州，以及河南西部的陈州也已正式划归永平军所有。[55]（见图4）对于永平军来说，因辖有汴、宋二州，使得它得以控制汴河漕运，而辖有陈、颍二州，则又使它的辖区内多了一条陈、颍水路。当汴河漕运受到阻碍时，这条水路的作用就将体现出来。

图4大历十四年河南藩镇图

虽然淄青、永平两大藩镇的成长主要都是得益于李灵曜之乱，但是两者的成长道路从本质上来说还是不同的。淄青的成长依靠的是平卢军旧有的功勋，其成长途经依循安史之乱以来代宗姑息两河藩镇的惯例。而永平军的成长则不再是依靠当日的勤王之劳，更主要地则是大历时期其为诸镇所营造的奉国忘家的典范作用。于是其成长途经就已不再是旧有的朝藩惯例，而是新型的朝藩模式。而当大历十四年帝国的新君主德宗即位之后，这种新型的朝藩模式就已经不再只是唐廷渴求的榜样，而是必须要实现的目标。于是到这个时候，永平军作为唐廷在河南代言人的身份也真正被确立了。当然，因循惯例并借此大获发展的平卢军，也将把自己推到与唐廷对峙的风口浪尖。

[1]《旧唐书》卷144《阳惠元传》。

[2]关于代宗朝的对藩政策，可参见张国刚：《肃代之际的政治军事形势与藩镇割据局面形成的关系》，《唐代藩镇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1～30页；樊文礼：《安史之乱以后的藩镇形势和唐代宗朝的藩镇政策》，《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

[3]《全唐文》卷338颜真卿《有唐宋州官吏八关斋会报德记》。

[4]《资治通鉴》卷222“宝应元年五月”条。

[5]参见《全唐文》卷338颜真卿《有唐宋州官吏八关斋会报德记》、《新唐书》卷144《田神功传》。

[6]《全唐文》卷338颜真卿《有唐宋州官吏八关斋会报德记》。

[7]《旧唐书·田神功传》和《新唐书·田神功传》均载神功时统汴宋八州。《新唐书》卷65《方镇表二·河南》宝应元年：“复置河南节度使，治汴州，领州八：汴、宋、曹、徐、颍、兖、郓、濮。”《资治通鉴》卷225“大历十一年五月”条：“癸巳，以永平节度使李勉兼汴、宋等八州留后。”胡注：“汴、宋、曹、濮、兖、郓、徐、泗八州。”按颍州当属泽潞节度，故此处从《资治通鉴》胡注八州说。另，泗州的归属在《方镇表》中也显得比较紊乱，似乎是先隶淄青后隶汴宋，但据《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上》、卷144《阳惠元传》等相关记载看，泗州当不属淄青。

[8]参见《资治通鉴》卷223“广德二年二月、三月”条。

[9]如《全唐文》卷413常衮《授李抱玉开府仪同三司制》称其为“陈郑泽潞观察处置等使”。

[10]如《旧唐书》卷132《李抱真传》言：“抱真密揣山东当有变，上党且当兵冲。”

[11]《全唐文》卷413收有常衮所作《授李抱玉河西等道副元帅制》《授李抱玉开府仪同三司制》二文，其先后顺序已有颠倒。《授李抱玉开府仪同三司制》一文当在前，此文称李抱玉职衔为“陈郑泽潞观察处置等使”，而《授李抱玉河西等道副元帅制》一文则称“怀郑泽潞观察处置等使”。考诸史料，后文所作时间当在大历五年。（《旧唐书》卷11《代宗纪》大历五年正月辛卯，“凤翔节度使李抱玉判梁州事，充山南西道节度使”。而《授李抱玉河西等道副元帅制》即称：“可兼充山南西道观察处置支度营田等使，判梁州事，陇右怀郑泽潞等使如故，充山南西道河西陇右等道副元帅。”）虽然不排除唐代制文在叙述节度职衔时有省略等情况，但也很可能说明陈州在大历五年时却已不属泽潞所辖。

[12]按《新唐书》卷65《方镇表二·滑卫》载，大历四年“滑亳节度增领陈州”。若新表此载属实，那么陈州在大历四年就当割属滑亳节度使。

[13]参见常衮：《大唐故四镇北庭行营节度兼泾原颍郑等节度观察使尚书左仆射扶风郡王赠司徒马府君（璘）墓志铭并序》（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六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9年，第98页）、《全唐文》卷419常衮《故四镇北庭行营节度使扶风郡王赠司徒马公神道碑铭》、《新唐书》卷138《马璘传》、《旧唐书·段秀实传》、《新唐书·段秀实传》、《新唐书》卷64《方镇表一·泾原》。《旧唐书》卷152《马璘传》误作“郑、滑”。

[14]《全唐文》卷682牛僧孺《崔相国群家庙碑》：“公以辟三府，由试大理寺直摄监察御史，四迁检校仓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郑、颍两州节度使观察留后录刺史事。时副元帅梁国公抱玉以全师军岐下，饩馈廪食，悉责于公，急须草草，一呼三索，应卒尤翔，了辨绰绰。”

[15]参见[日]日野开三郎：《唐河阳三城镇遏使考》，《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第一卷《唐代藩镇の支配体制》，东京，三一书房，1980年，第256～297页。

[16]有关泽潞辖区沿革的考证，有赖青寿《唐后期方镇建置沿革研究》（复旦大学199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99～102页）、陈翔《唐代后期泽潞镇军事地位的变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3辑，第86～91页）诸文。然而，由于以上有关泽潞辖区沿革的考证均以《新唐书·方镇表》为核心资料，而后者普遍存在大量错误；同时，由于学者在进行泽潞镇的辖区考证时，忽略了当时具体的政治语境，因此导致其考证存在不少错漏之处。而在此基础上考察泽潞军事地位的变化，也就不免会产生某些与事实不符的偏差。

[18]《旧唐书》卷145《李忠臣传》。

[19]《全唐文》卷410常衮《授李忠臣右仆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