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派系危机与空间的崩溃
在上一节中,我分析了唐政权与其外部世界的关系,我们看到异族的威胁促使安史之乱后空虚的关中一步步重新构建起它的空间体系。现在,我将转向这些空间体系的内部,来检视一下构成这些空间体系的政治实体的动向。如果说异族的威胁是左右安史之乱后关中地缘政治重组的一极重要力量的话,那么,关中政治实体与唐廷间的角逐将成为影响关中地缘政治的另一极力量。而它与前者构成的合力,共同决定了唐代后半期关中政治形势的走向。所以在这一节中,我的关注点依旧是因异族威胁而逐渐建立起来的京西北藩镇,只是我的视角将不再是朝向外部,而是转而审视京西北藩镇的内部。而当我们转变研究视角的时候,我们也将发现,安史之乱后关中所面临的地缘政治危机不仅仅是来自外部异族的,一股来自内部的政治力量同样深深困扰着唐廷和它的统治者。
一、南北两道通和吐蕃使的设立
上文说过,邠宁、鄜坊、凤翔是因党项威胁京西北地区最早建立起来并在此后一直长存的三大藩镇,因此考察安史之乱后关中政治势力的重组就不得不从这三大藩镇说起。
(一)凤翔:南道通和吐蕃使的设立
我们首先来谈一下三镇中位于最西边的凤翔。凤翔镇建于上元元年,首任节度使是曾在河南、河北与安史叛军作战的崔光远。初建时的凤翔辖境与此后的凤翔不同,它不仅包括凤翔府与陇州,秦州也归其管辖,故而崔光远的职名又称“秦陇节度使”[1]。
到当年底李鼎出任凤翔节度使的时候,凤翔的辖境又有所扩大,凤翔府西南面的成州以及此后属于山南西道的兴、凤等州也归其管辖,因此李鼎的职名又称“兴凤陇等州节度使”[2]。凤翔辖境的这种扩大当与奴剌、党项的侵扰范围此时已经扩大至山南西道的兴、凤等地有关。不过在李鼎任职凤翔期间,凤翔节度使最大的改变不是其西南辖区的扩大,而是上元二年六月,已任凤翔节度使的李鼎兼任陇右节度使。[3]由凤翔节度兼领陇右,其实也就意味着吐蕃的攻势已经对陇右造成了大的压迫,安史之乱前设立的陇右一镇已经丧失了独立存在的位置。《新唐书·方镇表》称,“初,陇右节度兵入屯秦州”[4],就是陇右军队因吐蕃压迫不得不从其治所鄯州退屯秦州的写照。到宝应元年,吐蕃攻陷临、洮、成、渭等州。[5]《资治通鉴》“广德元年七月”条亦称:
吐蕃入大震关,陷兰、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尽取河西、陇右之地。[6]
河陇尽陷吐蕃后,原在秦州的河陇残军也不得不撤至凤翔。[7]于是正如学者所指出的,因河陇的陷没,凤翔、陇右二镇至此合为一镇,凤翔节度例兼陇右之衔的局面也正式形成了。[8]
如上所说,凤翔节度兼领陇右的另一重内涵,即河陇军队部分地归入凤翔。事实上,不仅是河陇军队,更远的安西、北庭的一部分军队也因此时吐蕃的内逼关中而被远调进凤翔。如继李鼎、高昇后担任凤翔陇右节度使的孙志直就是来自安西北庭的将领。而随着孙志直的任职凤翔,部分安西北庭兵也被带到了该镇。[9]但是,虽然西方军队此时进驻凤翔,但他们的人数却是比较有限的。[10]此外,凤翔当地在乱前本身也没有什么军事基础,并且凤翔又当吐蕃入侵的南道,因此面临吐蕃、党项的进攻,其局势自然吃紧。于是在广德二年九月,基于吐蕃在上年底一度攻陷长安的严峻现实,代宗进行了以下这项重要任命:
陈郑、泽潞节度使李抱玉进位司徒,充南道通和吐蕃使、凤翔秦陇临洮已东观察使。[11]
李抱玉是曾在河南等地与叛军作战“屡建勋绩”[12]的将领。邙山之败后,李抱玉退守泽州,扼守天井关,代宗即位后被任命为泽潞节度使。以广德二年九月关东的政治形势来看,河北地区已被授予投降唐廷的安史将领,河南在李光弼死后,也已由平卢系为首的河朔军人主掌大局。于是一方面,唐廷与安史集团的对抗已暂告一段落,这使得调遣李抱玉入关中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李抱玉是当时关东地区唯一的非河朔集团出身又有相当资历与功勋,同时颇为代宗所信赖的人物。此外,李抱玉是武德功臣安兴贵的后裔,史称其:
代居河西,善养名马,为时所称……抱玉少长西州,好骑射,常从军幕,沉毅有谋,小心忠谨。[13]
早在天宝时代,李抱玉就已因在河西作战有功而被玄宗赐名[14],换言之,他曾经也是河西集团的人物。这样看来,由李抱玉出任新任凤翔陇右节度使,主持京西南道吐蕃问题,自然是最佳的人选。史载:
时吐蕃每岁犯境,上(指代宗)以岐阳国之西门,寄在抱玉,恩宠无比,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又兼山南西道节度使、河西陇右山南西道副元帅、判梁州事,连统三道节制,兼领凤翔、潞、梁三大府,秩处三公。抱玉以任位崇重,抗疏恳让司空及山南西道节度、判梁州事,乞退授兵部尚书。上嘉其谦让,许之。抱玉凡镇凤翔十余年,虽无破虏之功,而禁暴安人,颇为当时所称。大历十二年(777)卒,上甚悼之,辍朝三日,赠太保。[15]
李抱玉以泽潞节度使的身份出镇凤翔,因地缘因素一度被委任兼领山南西道,同时又兼领河西、陇右、山南西道副元帅,是大历时代权重一时的人物。然而从上述记载看,李抱玉地位虽崇,但其在凤翔制约吐蕃的功绩却并不特别显著,史料更多的是记载其在当地征讨“盗贼”的事迹。[16]实际上,我们不会忘记李抱玉曾是跟随李光弼征战河南“差功第一”[17]的将领。固然,吐蕃与当年的安史叛军未必有可比之处,征讨叛军有杰出的战绩也未必能证明李抱玉在征剿吐蕃时也有同样出色的能力,不过我在这里想指出的是,李抱玉在凤翔十余年未有“破虏之功”的原因,倒未必关乎其能力,或许更主要的还是在李抱玉统辖凤翔期间,凤翔的军事实力仍旧是比较有限的。
大历九年(774)四月代宗的敕文,提供了李抱玉镇领凤翔时的军队构成情况:
抱玉以晋之高都,韩之上党,河湟义从,汧陇少年,凡三万众,横绝高壁,斜界连营。[18]
凤翔的军队构成以李抱玉统率的泽潞防秋兵,原河西、陇右、安西、北庭退屯凤翔的义从兵,以及凤翔当地的汧陇少年三者构成。实际上,我们将在下文的研究中谈到,除了这三支由李抱玉直接统率的军队外,关东防秋兵与禁军的很大部分当时也屯驻在凤翔,由于后者并不由李抱玉直接统辖,因此凤翔镇很早便形成了一种多级统属的体系。而这种局面的产生,除了因为凤翔在防御吐蕃时的地位与压力颇重外,也未尝不是因为李抱玉直接统率的军队实力有限。
我们在上文中已经说过,这“河湟义从”与“汧陇少年”的人数本是不多的,而作为李抱玉嫡系的泽潞兵来自关东,且泽潞兵的历史不长,它主要是上元二年邙山之败后李抱玉退守泽潞后的产物。按泽潞作为一支重要力量在大历时期的崛起,其实主要并不与李抱玉有关,更重要的是与在抱玉出镇凤翔时担任泽潞留后以及在其死后接替他出任泽潞节度使的从父弟抱真有关。在李抱真的经营下,泽潞诞生了一支此后雄张山东的步兵。李抱真培植泽潞步兵始于何时,两唐书本传没有明确交代[19],但似乎即使在李抱玉出镇凤翔时抱真就已着手其军事规划,新兴的泽潞步兵也未见得对凤翔的本镇防秋力量有多大支持。旧书本传认为,李抱真之所以发展泽潞的军事力量,乃是因为:
抱真密揣山东当有变,上党且当兵冲,是时乘战余之地,土瘠赋重,人益困,无以养军士。
换言之,泽潞军事力量的崛起主要是为了防备河北藩镇,而且此段资料似乎也表明,李抱真此举的用意恰恰还在于泽潞原先的军事力量并不强。
因此我们认为,代宗虽然在大历时期委任此前平定安史之乱有殊勋的李抱玉出镇凤翔,但抱玉直接统辖的军队力量实际仍比较有限,而凤翔的军队构成也因此相对比较多元。当然,这或许也就是在吐蕃的强大压力下,曾经与叛军作战“差功第一”的李抱玉却无法取得显著的“破虏之功”的原因吧。
(二)邠宁:北道通和吐蕃使的设立
与凤翔镇同年建立的是鄜坊镇,它是由上一年成立的邠宁镇分析而置的:
(上元元年正月,)党项等羌吞噬边鄙,将逼京畿,乃分邠宁等州节度为鄜坊丹延节度,亦谓之渭北节度。以邠州刺史桑如珪领邠宁,鄜州刺史杜冕领鄜坊节度副使,分道招讨。戊子,以郭子仪领两道节度使,留京师,假其威名以镇之。[20]
罢职在京的郭子仪以前朔方军统帅的身份虚领两道,实际负责两道事宜的分别是邠州刺史桑如珪和鄜州刺史杜冕。桑、杜二人可能直接由当地刺史被提拔为新任节帅,两镇的军事力量估计也主要由本地军队重新编组。换言之,新建的邠宁、鄜坊两镇军事实力并不强。
从现存为数不多的有关杜冕的史料来看,杜氏任职鄜坊的时间似乎并不短,到代宗初年其仍是鄜坊一带的重要人物,虽然鄜坊节度之职其间可能一度由他人担任。[21]而在代替杜冕一度出为鄜坊节度使的人中,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史料记载可能在广德年间出任鄜坊节度使的白孝德。
白孝德是出身安西、北庭集团的高级将领。我们在上一章中说过,在安史之乱爆发前不久,安西节度使封常清正好入朝,且在随后被投入与叛军在东部的较量,并最终死于玄宗的冤杀。至德元载(756)七月,玄、肃二帝分道扬镳后,初至灵武(灵州)的肃宗立即诏追安西、北庭军赴援。于是一支由时任安西节度副使李嗣业率领的安西、北庭军便被带到了行在。这支军队不是安西、北庭军的全部,但却是其精英和主干,同时也是唐廷此后与叛军作战的先锋力量。在随后唐廷与安庆绪对决的相州之役中,就有作为九节度之一的李嗣业与这支军队的身影。而李嗣业当时的身份就是镇西(即安西)[22]、北庭行营节度使。
李嗣业死于乾元二年的相州之役,死后其军队由部将荔非元礼统领,并受时任天下兵马副元帅的李光弼节制而随之征战河阳等地。上元二年邙山之败后,河阳一带的唐军全线退缩至太行、王屋、中条山一线以北的原河东地区。李抱玉可能因陈郑颍亳节度使的身份退屯至与之临近的泽州,李光弼所率的朔方军主力则退屯至稍西的绛州闻喜县,而由荔非元礼统率的安西、北庭军队则退屯至绛州的另一属县翼城。但很快,退守绛州的两支军队就由于当地“素无储蓄,民间饥,不可赋敛,将士粮赐不充”[23]的原因发生兵变,两军统帅李国贞和荔非元礼也相继遇害。而继荔非元礼后被推为镇西、北庭行营节度的就是同军出身的白孝德。
相当奇怪的是,这支曾在李嗣业与荔非元礼时代颇有战功的安西、北庭军,在此后诸路大军同讨史朝义的决战中却突然不见了踪影。而当它再次引起我们的注意时,已经是广德元年底吐蕃入寇长安时的事了。而此时作为这支军队统帅的白孝德,除了仍旧身为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外,还多了另一重身份,即鄜坊节度使。换言之,这支军队现在已经由河中转移到了京西北的鄜坊。两唐书的《白孝德传》关于安西、北庭军的这一变化没有作任何交代。推测这一变化可能与荔非元礼被害时“将佐亦多遇害”[24]这一点有关。也就是说,安西、北庭军队在荔非元礼事件中遭受了重创,因此似乎已不能再为唐廷所信赖和重用。而这支军队也因为在绛州得不到军需保障,被顺势调离至经济状况稍好一些的鄜坊。[25]
不过广德元年秋吐蕃的大举入寇,却再一次为这支军队带来了重新被重用的契机。吐蕃的这次入寇主要由秦州入大震关,再攻泾州、邠州、奉天、武功,然后渡过渭水,由盩厔攻入长安。[26](见图14)而其时的唐廷刚结束与叛军的作战,主要军队全部在东方,因此吐蕃入寇之初,即迫使代宗东幸陕州。史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