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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派系危机与空间的崩溃（第2页）

（时）鄜坊节度判官段秀实说节度使白孝德引兵赴难，孝德即日大举，南趣京畿，与蒲、陕、商、华合势进击。[27]

图14代宗初年吐蕃进攻长安路线图

（此图参考史念海：《河山集》[四集]，第216页“唐代吐蕃进攻关中及长安图”绘。）虽然吐蕃此次入居长安仅半月即告撤退，但众所周知，这并非因为遭到唐军强有力的反击所致。事实上，郭子仪率领收复长安的京东军队是极有限的，以至于吐蕃撤离后，子仪部下都要为子仪入城可能遭到王甫集聚的长安暴民的威胁而担心。不过我们看到，当郭子仪进入长安并成功遣散了王甫的军队后，其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

（因）白孝德与邠宁节度使张蕴琦将兵屯畿县，子仪召之入城，京畿遂安。[28]

显然，在当时关中军事力量有限的情况下，鄜坊与邠宁这两支军队仍旧是郭子仪最需倚赖的。张蕴琦的情况史料几乎没有留下记载，据《通鉴考异》引《段公家传》的记载看，吐蕃在这次入寇长安的途中，曾攻陷过邠州，导致“节度使张蕴琦弃城遁”[29]。那么张蕴琦此后的退守长安，多半也就是一种无奈的自保之举。而如果邠宁此前还有过一定的军事力量，遭受此次打击，损失也断然不小。如此来看的话，被上述史料称为“引兵赴难”的白孝德的举动显然就与张蕴琦有所不同了。而白孝德率领的鄜坊军队实际上也并没有在吐蕃这次来去匆匆的入侵中遭受什么损失。正因为如此，在长安形势稳定后，唐廷立即任命白孝德代替张蕴琦出为新任邠宁节度使，而他的安西、北庭军队自然也就又由鄜坊被带到了邠宁。

不久后接替因“家难”[30]去职的白孝德担任邠宁节度，并依旧带有四镇北庭行营节度之衔的是同样出身安西、北庭系统的马璘。不过马璘并不出于李嗣业、荔非元礼、白孝德这一系安西、北庭军。他此前也曾率领一支安西军队赴援河南，跟随李光弼作战，但邙山之败后，因吐蕃寇边，他又被调回河西。广德元年底吐蕃入侵京畿，马璘旋即又率军救援关中。他的主要功绩是在吐蕃回撤至凤翔、猛攻凤翔节度使，即同样出身安西北庭军的孙志直时，成功打击了前者。马璘因收复凤翔之功而“雄名益振”[31]，不久后被任命为副南道通和吐蕃使[32]，辅佐李抱玉。很快，因为白孝德的丁忧，马璘又接替了白的职务。永泰二年（766），马璘被正式任命为四镇北庭邠宁等节度使。[33]至此，两支独立的安西、北庭军队正式合为一军，屯驻邠州。

我们知道，代宗曾在广德二年九月任命李抱玉为南道通和吐蕃使的同时，在北道方面亦有重要任命，即：

河东副元帅、中书令、汾阳郡王郭子仪加太尉，充北道邠宁、泾原、河西已东通和吐蕃及朔方招抚使。[34]

但郭子仪实际上是在河中镇领那里的朔方军，他仅仅是派了其子郭晞率领一支军队与白孝德一起防守邠州[35]，以应付其时因仆固怀恩之乱、吐蕃频繁入侵邠州一带的局面。郭晞的军队在仆固怀恩之乱结束后就应当撤走了，所以此后真正负责北道事宜的是不久后接替白孝德的马璘，虽然名义上的统帅仍是郭子仪。

图15广德二年九月所设南、北二道通和吐蕃使

因此到永泰二年的时候，京西北地区形成了以凤翔李抱玉为核心的南道，以及邠宁马璘为核心的北道两路防御吐蕃的格局。（见图15）但与李抱玉面临的情况一样，北道的马璘在面对其时势头颇盛的吐蕃威胁时，也常常显出力不从心的态势。这就是史料所说的：“吐蕃连岁入寇，马璘以四镇兵屯邠宁，力不能拒。”[36]但在有一点上，马璘与李抱玉的情况却是不同的，那就是比起李抱玉所统率的来源不一的凤翔军队，马璘的邠宁军队结构要单一得多，因为邠宁军队的主干是以四镇北庭军构成的。同时，在凤翔所出现的多级统辖体系，在邠宁也是看不到的。换言之，唐廷可以通过在凤翔配置体系不同的军队来增加凤翔防御吐蕃的力量，但在邠宁，当马璘所率领的四镇北庭兵也无法有效抵抗吐蕃的攻势时，唐廷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策略。它并没有为邠宁添注新的军事力量，而是调遣了实力更在四镇北庭军之上的河中朔方军入驻邠宁。而对于四镇北庭军来说，它的归宿则只能是撤离邠宁，为朔方军腾出空间，自己则在新建的泾原一镇重新寻找位置。比起凤翔，唐廷对待邠宁的这一举措，未尝不是考虑到邠宁的军队结构相对单一，而实力更强的河中朔方军同样也是具有此一特点的强势军团的缘故。

二、三足鼎立局面的出现

以凤翔军队与邠宁的四镇北庭军队为京西北两道核心的局面，到大历三年有所改变。考虑到马璘军队在抵抗吐蕃时的劣势，宰相元载建议，将处于无事之地的京东朔方军调至邠州。而分邠宁节度之泾、原二州，设立泾原一镇，令四镇北庭军移驻于此。四镇北庭军队在大历三年的这次移镇，意味着其自安史之乱以来颠沛流离的行军生涯彻底结束。而其统帅马璘坐镇泾州长达九年的执政生涯[37]，也保证了这支军队在新开辟的根据地中可以有一个较为稳定的长期发展，于是泾原一镇正式成为四镇北庭军的势力范围。

继四镇北庭军后入主邠宁的是帝国的老牌劲旅，同时也是原本就以关内道为势力范围的朔方军。朔方军的主力此前一直在关东与叛军作战，战后则一直屯驻在河中，而剩余的朔方军则主要留守在原治所灵州。虽然作为唐廷平定安史之乱的主力，朔方一军在乱中损失惨重，诚如郭子仪在大历九年入朝时所言：“朔方，国之北门，中间战士耗散，什才有一。”[38]但其仍不失为帝国当时最强大，也是帝国最需倚重的力量。于是在大历四年（769）六月，

郭子仪自河中迁于邠州，其精兵皆自随，余兵使裨将将之，分守河中、灵州。[39]

和四镇北庭军不同，鉴于郭子仪与朔方军的特殊地位，后者不仅在邠州建立了新的基地，河中与灵州也同样是其势力范围。尤其是灵州，由于大历时期吐蕃入寇多由灵州道南下，因此灵州的军事力量也随之有所增强，而在邠宁的朔方军也往往会北出庆州，赴援灵武。

总之，由于四镇北庭军与朔方军的移镇，京西北地区的政治集团现在进行了改组。不过，即便两军不移镇，北道的形势此前也一直受朔方与四镇北庭两股政治力量的影响，因此从这一点上来看，唐廷的这一举措其实并未让人感到太多的惊讶。相对而言，大历十二年南道方面的改变却有点出人意料，因为原本与关中并无关碍的幽州兵正式入驻凤翔，并代替此前李抱玉的军队，成为凤翔新的主人。

幽州兵进驻关中始于大历八年（773）新任幽州节度使朱泚遣弟滔率领五千防秋兵入朝觐见。[40]九年九月，朱泚又亲率五千防秋兵远道来朝京师。[41]朱氏兄弟的相继来朝，不仅结束了幽州兵自安史叛乱以来“未尝为用”[42]的局面，同时也为“外虽示顺，实皆倔强不庭”[43]的河朔藩镇开创了“首效臣节”[44]的典范。因而两者的先后入朝都受到了代宗极高规格的礼遇。而在大历九年九月的一份备边诏令中，我们看到入朝伊始的朱泚俨然已获得了与郭子仪、马璘、李抱玉三大节帅并肩统领关东防秋兵的权力：

九月甲辰，诏诸军分统防秋将士，其淮西、凤翔防秋兵士马璘统之，汴宋、淄青、成德军兵士朱泚统之，河阳、永平兵士子仪统之，扬楚兵士抱玉统之。[45]

不过当时的幽州兵还没有在关中找到固定的地盘，朱滔率兵来京时，他的军队被派往泾州[46]，也就是和四镇北庭兵一起担任防御吐蕃的任务。到朱泚率兵来京后，幽州兵很长时间是被安排在畿内的重镇奉天驻防。[47]不过当李抱玉于大历十二年去世后，朱泚正式接替前者出任凤翔陇右节度使，幽州兵也随之移屯凤翔。

幽州兵之所以能顺理成章地移镇凤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凤翔的军事结构是比较多元的。[48]而且很可能正如黄永年先生所说，曾经在凤翔占有一定比重的泽潞军，在抱玉死后已经被重新撤归泽潞。[49]或者也可以说，泽潞兵因幽州兵的介入而不需要被唐廷继续配置在凤翔防秋。当然，这两种解释的前提都必须是幽州兵的实力足以填补泽潞兵留下的空缺，因为唐廷断然不会无视吐蕃的强大压力而有意减弱凤翔一镇的防御力量。然而正如黄永年先生所指出的，对于凤翔这样一个防御吐蕃的前沿阵地来说，朱泚率领的千把幽州兵能否担负起这一重任是很让人怀疑的。黄先生从此后的一些事件中推测，当时从幽州应该还曾增调过部队，或者增补过一些其他系统的军队入驻凤翔。[50]不过由于无法找到直接的史料，这一问题似乎仍处在悬而未决的位置上。而且从事后的情况来看，我们很明显发现，朱泚的幽州兵不仅完全填补了泽潞兵离开后的军事空缺，而且与李抱玉时代的凤翔结构有所不同，幽州兵现在已经成为凤翔的主导力量。

这一无法通过传世文献解答的疑惑，由于一份《唐故开府仪同三司使持节陇州诸军事行陇州刺史上柱国南阳县开国伯张府君墓志铭并序》（以下简称《张道昇墓志》）的发现，似乎可以得到有效解决了。墓主张道昇曾是幽州的高级将领，墓志介绍其经历为：

释褐充（幽州）节度副将，转左金吾卫大将军，旋充左厢步军大将兼节度押衙。节制朱公（指朱泚）首议归朝，公演成其意，遂率精骑二万，西赴阙庭，署公为行营都知兵马使。帝（指代宗）嘉之，拜朱公为丞相，旋除太尉兼陇右节度。圣朝以公有辅佐之勋，特赐车马金银缯彩万数……积功劳迁特进、开府仪同三司、持节陇州诸军事陇州刺史、上柱国、南阳县开国伯。[51]

据史料记载，大历九年朱泚的率兵赴朝，乃是因其弟朱滔于大历九年戍还幽州后，

谋夺泚兵，诡说曰：“天下诸侯未有朝者，先至，可以得天子意，子孙安矣。”泚信之，因入朝。稍不相平，泚遂乞留，西讨吐蕃。以滔权知留后，兼御史大夫。[52]

《新唐书·朱泚传》亦称：

泚之来，滔摄后务，稍稍翦落泚牙角。泚自知失权，为滔所卖，不得志，乃请留京师。

按史载，朱泚“表请留阙下，以弟滔知幽州、卢龙留后”[53]乃是大历十年（775）正月之事，换言之，朱滔清理朱泚党羽、致使后者自知失权，也就是区区数月间之事。虽然上引张道昇墓志并未言及朱氏兄弟间的这一矛盾，但很明显，张氏是朱泚一方的人物。而且，他应该是跟随朱泚一同来京，而非由于朱滔的清洗步朱泚之后尘者。因为倘若幽州的朱滔谋夺其兄的兵权，他是绝不可能再纵容张道昇率兵逃离幽州投奔前者的。[54]此外，从道昇充任的“左厢步军大将兼节度押衙”的职务来看，他应该是幽州的实力派军将，并且应极为朱泚亲信。正因为如此，他可以“率精骑二万，西赴阙庭”，而且在入京后同样被奏署为“行营都知兵马使”这一显职。并在朱泚出任凤翔陇右节度使后，被安排担任凤翔唯一的属州——陇州的刺史。[55]而我们从这则墓志也可以看出，朱泚带至关中的人马绝非只有千把，而是一支由张道昇作为统帅的两万人的队伍。

不过这两万人马绝非只是士兵的人数，它应该包括士兵及其随军家属。这一点是我们从唐代后期的军事制度，以及墓志、碑文等私人撰述的写作惯例中可以判断出来的。[56]也就是说，这时由朱泚率领的幽州兵，与其他关东防秋兵的性质并不相同。虽然官方记录幽州兵的人数与其他关东藩镇防秋兵相似，都在千把左右[57]，但后者的千把是当镇派往关中的全部人数，当然，他们都是官健了。也就是说，所谓关东防秋兵是不可能有家属随军的，也因此，防秋兵是要换任的，而这换任的周期应该是三年。[58]实际上，朱滔在大历七年所率的五千幽州防秋兵也属于这种性质，所以到大历九年这支幽州兵就回镇了。但此时朱泚所率的幽州兵却是携带家属的，并且由于与朱滔存在矛盾，这些作为朱泚牙角的幽州兵已经不可能再回河北了。[59]所以后来陆贽在提及这批幽州兵中由曲环所领的一支时就有“其家属则陷于匪人”[60]之语。而朱泚也因为这个道理，才会“抗表乞留京师”[61]，这倒并不是他果真想要“西征吐蕃”[62]，而是如果不留京师，这支军队就会陷入无处立身的尴尬境地。

对于唐廷来说，朱泚的率兵防秋，以及此后其因与朱滔反目而不得不乞留阙下，纯属意料外之事。幽州兵的到来固然在政治上，以及在对抗吐蕃方面有积极的意义，但要养活这样一支携带家属的庞大部队毕竟是要大开销的。唐廷当然不能指望他们像其他关东防秋兵那样，由本镇提供防秋兵的衣粮供应[63]，而以当时京西北地区的经济状况来说，突然多了这样一支军队，压力陡增是不言而喻的。[64]这样看来，利用李抱玉去世的机会，让幽州兵整体移屯凤翔，就显然是最经济的一种策略。而且一方面，如前文所说，凤翔的军事结构有助于幽州兵迁入。再者，在当时的京西北藩镇中，只有李抱玉率领的泽潞兵是在关东还有基地的。不管在李抱玉出任凤翔节度使的这十多年来，凤翔的泽潞兵是不是与此时的幽州兵一样也以家属随军，但至少当实力足够弥补泽潞兵空缺、代替前者执行防御吐蕃任务的幽州兵入主凤翔后，泽潞兵不仅可以顺理成章地被撤出凤翔，而且可以重回它在关东的基地，不存在无家可归的问题。此外撤出泽潞兵可能也像上文所分析的，部分也是考虑到粮饷的问题。况且吐蕃在大历后期的攻势比起前期已略有削弱[65]，而且主攻的方向更偏重于北道，那么当幽州兵迁入凤翔后，泽潞兵的回镇也就比较好理解了。

于是随着大历十二年朱泚接替李抱玉出任凤翔陇右节度使，凤翔一镇开始成为幽州兵的天下。而京西北地区由邠宁的朔方军、泾原的四镇北庭军、凤翔的幽州军所构成的三大派系格局也正式形成。

最后，我们稍微来谈一下京西北的另一藩镇鄜坊的问题。鄜坊自白孝德率领四镇北庭军移镇后，似乎继续由原节度杜冕任使。[66]继杜冕后任职鄜坊的是李光弼之弟李光进。光进曾是自至德以来就与宦官李辅国同掌禁军的帝室心膂。据两唐书本传判断，李光进在代宗躲避吐蕃之祸还京后被委任为渭北（即鄜坊）节度使，只是代宗为消弭对其兄光弼的谗言、笼络后者的一种手段。并且从《新唐书·方镇表》的记载看，在李光进任职鄜坊时，丹、延二州已别立都团练使一职[67]，因此光进节镇鄜坊的权力实际并不大。

大历四年接替李光进的河西将领臧希让出身“世以材雄朔陲”[68]的臧氏家族。安史之乱后臧希让先后任职京畿附近的邠宁、山南西两道，后以为数不多的部曲协助郭子仪在吐蕃入侵时收复京师。[69]功业与经验均颇著可能是代宗选择其出任渭北节度使的原因。臧希让出任渭北节度后不久，丹、延二州又复归其管。[70]不过鄜坊一镇的军事实力在关中四镇中仍是偏弱的。这可能与白孝德移镇后鄜坊一直没有什么重要的军事势力介入有关。当然，党项在大历以后已不构成对关中的威胁，也使得唐廷在鄜坊不需要配置过多的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