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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东大门的空间塑造（第2页）

事实上，鱼朝恩在乱后留守河阳的时间确实不长，因为他很快回到了陕州，并在那里迎来了人生的一次重要际遇。这就是史料所说的：

广德元年，西蕃入犯京畿，代宗幸陕。时禁军不集，征召离散，比至华阴（华州属县），朝恩大军遽至迎奉，六师方振。由是深加宠异，改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时四方未宁，万务事殷，上方注意勋臣，朝恩专典神策军，出入禁中，赏赐无算。[18]

按《资治通鉴》的时间记载，鱼朝恩因吐蕃入侵长安之时的迎扈有功，在广德元年十二月，即代宗刚回长安之际，就被任命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史称其“总禁兵，权宠无比”[19]，从此代替程元振成为新一代的唐廷权宦。而也就在鱼朝恩由陕入京的前一个多月，即吐蕃撤退长安之初，鱼氏的部将皇甫温、周智光也已经分别被任命为陕州刺史和华州刺史。很明显，借此次吐蕃入侵，鱼氏的势力开始主导京畿与京东的局势了。

实际上，鱼朝恩对京东局势的主导，一定程度上也是肃代时期宦官势力影响京东局势的一个反映。关于这一问题，我在附录中已有探讨，可以参见。[20]所不同的，只是鱼氏的势力更大，其影响辐射面更广而已。现在，鱼氏的部将担任了京东的同华与陕虢两镇的节帅；鱼氏本人则因掌握着神策军而控制着长安的形势；此外，由于京西北地区也有部分神策军镇，所以这些地区也是鱼氏的势力范围。我们在上节曾谈到安史之乱后关中的派系问题，这些派系主要集中在京西北。而现在我们则看到，一个以宦官鱼朝恩为首的军事派系也已形成，而它占据的关中地理空间，则主要在长安及其以东地区。

不过，鱼朝恩与这些军队间的紧密程度似乎要略逊于我们之前谈到的那些关中派系。尽管《新唐书·鱼朝恩传》有言：

郭子仪密白（代宗）：“朝恩尝结周智光为外应，久领内兵，不早图，变且大。”

《资治通鉴》卷224“大历元年十二月”条亦作：

郭子仪屡请讨智光，上不许。

不过郭子仪因鱼、周相结而请讨伐后者的内容却并没有出现在《旧唐书·鱼朝恩传》中。而且有趣的是，史料显示周智光对宦官似乎根本没有好感，并且，其与同出鱼朝恩麾下的皇甫温关系也不佳。实际上，周智光是一个四面树敌的人物，而当大历二年初，代宗对前者阻兵跋扈的行径实在忍无可忍、决意讨伐时，我们在其中也未看到鱼朝恩有什么阻扰之举。更为重要的还有两点，一则是史料称周智光阻兵时，“（代宗）诏（淮西节度李）忠臣与神策将李太清等讨平之”[21]。我们当然不会忘记，当时的神策军统帅正是鱼朝恩。第二点则是当不久后，郭子仪成功平定了鱼朝恩这位旧部的叛乱后，鱼氏在长安的权势未见有丝毫受影响的迹象。

与周智光不同，皇甫温则一直是鱼朝恩的得力亲信。但他在后来也站到了欲诛朝恩的元载一边，并协助后者在大历五年成功诛杀了朝恩。而在朝恩倒台后，皇甫温依旧在陕虢节度的位置上又待了五年，并在此后转任浙东观察使。

因此，如果真要将鱼朝恩的军事集团也算作一大派系的话，那它存在的时间也不长久。此外，比较同为鱼氏势力所及的京东与京畿，不难发现，鱼朝恩对京东的控制远没有他对京畿的控制来得牢固。不过，他对京东的影响还是不得不提一句的。虽然我们无法肯定河阳一镇的建置雏形是不是由其奠定，但陕、虢合镇与同、华分镇的规制却是在他的部下皇甫温任使期间[22]，以及周智光死后基本确立下来的。[23]尽管这些节镇规划未必真与鱼朝恩有直接关联，但至少在鱼氏掌权的时代，我们目睹了京东空间的重新塑造。而对于帝国来说，京东空间重塑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它标志着帝国完成了由动乱年代向和平时期的转型。

三、京东与河东

前文中，我们分析了京东与两京的关系。人们或许会认为，京东地区的意义仅仅体现在它屏蔽与沟通两京的作用上。事实上，打开一张唐代地图，我们不难发现，除了“抗雄都，临大道”的地理特征外，京东地区还处在一个被河南、河北、河东、关中包围着的地理位置中。因此，倘若我们想要全面地揭示京东及其邻近区域的地缘政治构架，仅仅讨论京东与两京的关系恐怕是不够的。

在围绕京东的四大区域中，河东与京东的关系最为密切。这不仅是因为京东诸镇——河阳、陕虢、同华在地理位置上都与河东接壤，而且更重要的是，只有依托河东的支持，京东所具有的那种“抗雄都，临大道”的作用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如果说河阳是京东第一道防线的核心，那么以此组建的河阳三城一镇，就将以太行山西之高地的泽潞镇为其依托。经河阳、怀州直北上，是著名的太行径和天井关。位于丹水河谷的太行径道与白水河谷的天井关道是河南、河东间的交通巨险，此山道的控制权向来是南北用兵必争之地。[24]而河阳的价值与作用，也正是依傍位于此道上的泽、潞才得以体现并稳定的。

河阳与泽潞的这一密切关系其实早在安史之乱时期就已奠定。当乾元二年九月史思明率叛军南下时，意欲力保河阳的李光弼就曾对试图退守陕州的东京留守韦陟说：

“不若移军河阳，北连泽潞，利则进取，不利则退守，表里相应，使贼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势也。”[25]

因此当战争结束后，河阳所领一州（怀州）、五县最早就隶属于泽潞镇，并且其镇遏使的人选也与泽潞有所渊源。正如日野教授所描绘的，河阳及其所领怀州，并与天井关地区的泽州现在构成了一个颇为有趣的三角形。[26]（见图17）

潼关是京东第二道防线的核心，它所在的同华地区，自古以来便与位于晋南的汾河下游盆地与更南的涑水盆地关系密切。在唐代，汾河下游地区的政治中心无疑是河中府（蒲州）。[27]以河中为治所的节镇建立于安史之乱爆发初期，虽然初置时期河中的领州也不稳定，但在上元二年前（应该是唐军邙山之败前）河中一直都辖有同州，并且其节帅还要兼领位于同州、同时紧邻河中府的蒲关防御使，可见蒲、同二地关系之密切。[28]唐军邙山之败后，河中及其周近的绛州等地一直是朔方军的势力范围，此后朔方军由此南下，会同在陕诸军东讨史朝义。尤其在大历四年前，朔方军主力一直屯驻河中，因此河中不仅将对同华，并且对京西北地区都有直接的制约和保障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当大历二年周智光阻兵不臣时，代宗就是密诏河中的郭子仪率兵征讨前者的。而同华将士听闻朔方军南下的消息也纷纷离心，不是举众投降子仪，就是斩杀智光以邀功。因此和第一道防线一样，我们在这第二道防线处也能找出一个有趣的三角形，它分别由位于华州的潼关、河中与邻近的位于同州的蒲津关，以及陕州灵宝县的旧函谷关三者构成。（见图17）

图17京东与河东的地缘模式

（参考日野开三郎：《唐河阳三城镇遏使考》，《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第一卷《唐代藩镇の支配体制》，第263页绘。）

我想，这种建构于京东与河东南部地区的有趣地缘模式，不仅是战争环境下的产物，也与这一地区独特的地表形态有直接的关联。

四、京东诸镇性格的转变

京东诸镇虽然由安史之乱时期的据点发展而来，但是和其他很多藩镇不同，它们在乱中形成的性格并没有随着节镇的设立而被保留。恰恰相反，在叛乱结束后很短的时间里，京东诸镇就实现了其性格和地位的转变，其变化之大与之速，是任何其他藩镇都无法比拟的。

河阳作为洛阳的屏障，在乱中主要扮演着控遏河北叛军西进的作用，但这种控遏作用是被动而不是主动的。叛乱结束后，河阳三城隶属泽潞，其性格便开始随同泽潞而发生转向，河阳逐渐成为主动控遏河北藩镇之一的魏博镇的重要堡垒。尤其是建中二年正月，德宗为对付叛乱四镇中的魏博，创设河阳三城节度使，从此，河阳宿兵以制魏博的局面正式形成了。

不过有意思的是，河阳钳制魏博的职能并不是固定的，或者说，河阳在中晚唐时代，实际上并没有固定的职能可言。日野开三郎教授相当细致地梳理了安史之乱后河阳三城节镇规格的升降与巡属的变更，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其与邻藩的关系。河阳地处河北、河南、河东三大区域的交接地带，其周近的魏博、淮西、泽潞都是当地的强藩。河阳可以在贞元时代因德宗对魏博态度的改变而变更其巡属和规格，也可以在宪宗讨伐淮西的战役中增领临近淮西的汝州，甚至在武宗会昌年间因泽潞叛乱而在乱后获得原属泽潞的泽州。同时，在唐廷讨伐上述藩镇的过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河阳在其中不俗的表现。日野教授早已指出，河阳三城节度使的沿革，与唐廷的藩镇统御政策密切相关。简言之，唐廷在安史之乱后致力于将河阳培养成制约周边藩镇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事实上，这种培养很可能在代宗大历中期，即河阳尚属泽潞时就已经开始了。所谓“尚属泽潞”，就是名义上隶属泽潞，而实际上已经直属唐廷。在上一章中，我们已经说过泽潞在大历中期逐渐放弃所领河南诸州的走势，而河阳的直属中央，其实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奠定的。[29]

正因为如此，我们不必诧异会昌三年（843）武宗讨伐泽潞时，宰相李德裕上奏所说的：

“河阳节度先领怀州刺史，常以判官摄事，割河南五县租赋隶河阳，不若遂以五县置孟州，其怀州别置刺史。俟昭义（即泽潞）平日，仍割泽州隶河阳节度，则太行之险不在昭义，而河阳遂为重镇，东都无复忧矣！”上采其言。[30]

河阳五县在会昌三年正式升为孟州，意味着河阳现在同帝国的其他藩镇一样，获得了至少领有两州的完整形态。而泽州在次年（844）武宗讨平泽潞后划归河阳，则意味着京东第一道防线的三角形空间现在完全由河阳控制。

至此，河阳终于由一受制于泽潞的据点，蜕变成一方制约泽潞的重镇。而河阳性格多面性特点的背后，正可折射出唐廷对其周边强藩的态度。

陕虢一镇的规制基本是在安史之乱后确立下来的。尽管从地图上看，陕、虢二州邻近，但在乱前，它们分隶河南道和河东道。虽然从地理环境与战略角度而言，陕虢的形势还是更侧重于西面的第二道防线处，但在行政建置方面，乱前介乎两道的特征，仍在此后的陕虢身上留有遗影。[31]也许，我们可以把陕虢的这种特征归结于其“藩垣二京”[32]的作用中。“藩垣二京”之语出于贞元四年穆员为其时卒于陕虢防御使任上的卢岳所作的墓志铭中。到宪、穆之际，元稹在《授卫中行陕州观察使制》中，又将陕虢“表率方夏，张皇京律”的作用具体描述为“尽置为轺车臣所理”[33]。而在文宗开成年间，李商隐的《上河中郑尚书状》则明确地以“控二京舟车之会”[34]来形容其时陕虢的价值。在这些不同时期描述陕虢的语句里，我们隐约感到一种陕虢功用明确化的趋势。安史之乱中的陕州地处两京之间，对于唐廷来说，陕州的得失常常也是京、洛两地得失与否的政治风向标。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我用穆员的“藩垣二京”之语来形容当时的陕虢，以证其时陕虢在军事尤其是政治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