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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后安禄山时代的叛军（第2页）

史朝义对河北控制力的丧失始于幽州。本来，在史思明死后，史朝义只是密敕在幽州的张通儒等将领杀史朝清及朝清母辛氏等不附己者数十人。但在朝清诸党被顺利剿灭后，幽州却爆发了将领火拼的事件。其时留镇幽州的高级将领——张通儒、高鞫仁、高如震、辛万年、向润客、阿史那承庆、康孝忠等纷纷陷入其中。上元二年（761）春夏之际的这次蓟门内乱，不仅导致了这些幽州将领及其部曲的逃亡殆尽，而且还因阿史那承庆等与高鞫仁的相互攻杀，引发了著名的杀胡事件：

承庆、孝忠出城收散卒……径诣洛阳自陈其事，城中蕃军家口尽逾城相继而去。鞫仁令城中，杀胡者皆重赏。于是羯、胡俱殪，小儿皆掷于空中，以戈承之，高鼻类胡而滥死者甚众。[29]

幽州的内乱最终被史朝义派遣的大将李怀仙在两个月后平定，但是，一个由史思明所安排的幽州军政体系却至此不复存在了。

受蓟门内乱影响的不仅是幽州，它也直接影响到了河北中部的形势。上文已说过，河北中部的关键地区是控扼井陉的恒州。在安禄山南下之初，他除了任命颜杲卿为常山太守外，还曾派遣大将李钦凑镇守井陉口。李钦凑是北平王李归仁之弟，而《新唐书·颜杲卿传》则又称他是安禄山的假子。《河洛春秋》还说，安禄山“留同罗及曳落河一百人”于井陉，《考异》认为，这百人就是李钦凑所直接统帅的禄山“腹心爪牙”[30]。继颜、李二人后出镇常山的叛军将领是安思义，他应该是在史思明等攻克常山、颜杲卿被俘后镇守这里的。不过由于李光弼的迅速西来，安思义很快就被常山团练兵所执。安思义即便不是安禄山的假子，也应该是与安禄山有拟血亲关系的亲信。而随着他的被执，他麾下的胡兵也被常山团练兵所杀。安禄山叛乱后的第三任常山守将是张忠志，他是在朔方军撤出河北，史思明再次攻陷常山后被安庆绪任命为常山太守、出镇井陉的。[31]张忠志是安禄山的假子，他在叛乱之初是安禄山的前锋。[32]因此总的来看，在安氏父子时代，出守井陉的将领及部众基本都是安氏的亲信。换言之，泛泛之辈是不会被授予常山军政大权的。

安庆绪在弑父后任命张忠志为常山太守，不知是否有遏制史思明的意图。但史思明却确实对张忠志心怀芥蒂。《资治通鉴》称在至德二载十二月史思明投降唐廷后，立即召张忠志还范阳，以其将薛萼摄恒州刺史，开井陉路。[33]不过这段记载与两唐书的《李宝臣传》及《李宝臣纪功碑》的记载有很大的不同，两唐书都认为，张忠志（即李宝臣）是在九节度围攻相州时，也就是在乾元元年秋冬之际投降唐廷，并继续被肃宗任命为恒州刺史的。《李宝臣纪功碑》在认同张忠志被肃宗任命为恒州刺史的同时，还记载称：

惟三年（即乾元二年）二月，上（指肃宗）以思明作藩于蓟，临长于恒。夏四月，思明笃叙不供，贼镇威众。俾公（指张忠志）如蓟，将贼公也。公执忠起信，罔得加害。殆六月，恒□□复公□□。[34]

上述记载均没有提及以薛代张一事，而从纪功碑的记载推测，张忠志在相州之役时应该还在恒州刺史任上。他是在史思明杀安庆绪后，亦即史思明由相州返回幽州时，被一并调离恒州、召还幽州的。碑中所谓“将贼公也。公执忠起信，罔得加害”云云，也许是确有其事，但也许只是此后再次投降唐朝的张忠志为划清与史思明的界限所作的一种托词。而从碑文记载看，张忠志也确实在两个月之后又重新被史思明任命为恒州刺史，并获得了统兵三万驻守恒州的权力。[35]

张忠志可能确是一个逶迤功夫了得的人物，以至于身为安氏亲信的他可以在不久后又复被史思明委以恒州刺史的大任。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史思明并没有将恒州的军政大权如此轻易地就交付给前者。纪功碑称，史思明在上元元年（760）十一月的时候，派遣心腹大将辛万宝镇守土门，此举就是为了要在前者南下后对恒州的张忠志实施监督。[36]

吴光华先生曾有过这样一个看法，即和安禄山麾下许多蕃族将领拥有自己的部属不同，史思明却原本只是一寒素胡人，“（其）既无宗族又无党援，故与当地汉人势力结合，娶大豪辛氏之女。[37]观其遣辛万宝领恒州以制张忠志。以辛万年辅史朝清，均以妻族为其腹心。立辛氏为后，以朝清为皇太子，虽有感情成分[38]，但亦为客观形势使然。朝清之族实乃汉人势力之代表。故朝义弑父称王之后，即遣张通儒返幽州（笔者按：张通儒本就留守幽州）[39]诛朝清及其母辛氏，并不附己者数十人。及事成之后，通儒又嘱鞫仁、如震诛辛万年。此事件乃为从政治之事而转变成胡汉之争的关键，因鞫仁、如震，与辛万年同为汉人集团之代表，张通儒乃代表朝义集团，故不从通儒而立斩之。此事件自如震被杀而扩大，因此壁垒分明，即康孝忠与阿史那承庆为中心的蕃羯集团，与以鞫仁为中心的汉人集团对立，结果蕃羯大败，高鼻类胡而滥死者甚众”[40]。

吴氏认为辛万年、辛万宝是思明的妻族，并且是幽蓟当地的汉人豪强，这一推测应该有一定道理。《蓟门纪乱》中说：“思明骁将辛万年特有宠于朝兴（清），又与鞫仁、如震等友善，为兄弟。”[41]按高鞫仁所统为汉族的“城旁少年”没有问题，而高氏又是唐末五代燕蓟地区著名的汉人大族[42]，所以辛万年与鞫仁、如震约为兄弟可能与他们都是幽蓟一带的汉人豪强有关。而从《蓟门纪乱》的记载看，鞫仁、如震所担任的又正是“朝清衙将”[43]这一朝清心腹之职。并且，与辛万年、辛万宝一样，我们在安氏时代并没有看到有关他们的事迹记载。换言之，这一汉人集团应该是伴随着史思明的崛起才登上叛军集团核心位置的。

我在上文中曾说过，史思明与安禄山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刻意利用唐朝的礼仪制度作为确立自己威信的手段。那么这种对唐朝制度的大规模采用，是否与他身边的这一汉人集团有关呢？虽然安、史两人都是以武将起家的粟特胡人[44]，但与安禄山明显的粟特种族特征相比，史思明的身上却显现出一定的汉化倾向。比如与安禄山娶同为粟特出身的康氏不一样，史思明则并没有与粟特人联姻。与安禄山利用祆教“光明之神”的身份号召胡众也不同[45]，史思明则似乎更对佛教情有独钟。[46]虽然《安禄山事迹》称，安、史两人都是“不识文字”[47]的武夫，但其中却载史思明攻陷洛阳后“忽然好吟诗，每就一章，必驿宣示”[48]。同时我们还知道，安禄山曾养有大批的假子，其以“父子军”[49]的名义率领幽蓟之众反叛。在安庆绪谋杀安禄山后，前者为拉拢史思明亦有赐其安姓、改名荣国的举措。[50]但在史思明这边，我们却从未看到他有豢养假子或赐姓大臣的行为。因此我想，史思明的汉化特质也许与其身边的汉人集团有关。他或许是受他们的影响，并在汉人的鼓动下推行各种礼仪制度或形成了某些文化倾向。当然，也可能是为笼络身边的汉人而采取了这些措施。

不过在当时的幽州，虽然作为史氏亲信的汉将把持着一些关键的军事职位，但蕃将与禄山旧臣，比如左散骑常侍张通儒、户部尚书康孝忠、侍中向润客、中书令阿史那承庆等的势力也不容小觑。[51]其实，正是基于他们的这种地位，在朝清死后，张通儒、向润客、阿史那承庆先后被幽蓟或洛阳方面任命为范阳留守。但从《蓟门纪乱》的描述看，这些因为禄山旧臣而享有极高官品的将领，实际上并无实质的军事执掌权。或者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其实早被史思明解除了兵权。[52]所以，阿史那承庆和康孝忠此后因与两高反目而利用的军队其实已不是他们原先的部众，而是凭借他们在叛军中的资历，尤其是蕃族的身份召集来的汉军与诸蕃部落的联军。而据《河洛春秋》的描述，阿史那承庆的军队虽然有三万之多，但其中的万余汉军很快就被高鞫仁招降了。[53]至于其时所统领的诸蕃部落，也已经敌不过鞫仁“骁勇劲捷，驰射如飞”[54]的“城旁”汉军了。而高鞫仁之所以要在此后对幽州的胡人大开杀戒，其实也是意识到了阿史那承庆在蕃族中的地位和号召力实在太强。

现在我们要来谈谈恒州的辛万宝了。我们知道，史朝义弑史思明事在上元二年三月。据《李宝臣纪功碑》和学者的相关考证，张忠志于当年四月杀辛万宝于井陉。[55]而四月又正是上述蓟门内乱发生的时间。因此，张忠志杀辛万宝是配合着蓟门内乱进行的一起事件。但是，这起事件并不是由史朝义指示施行的。当与辛万年关系甚好的高鞫仁、高如震因不满张通儒意杀前者的决定，反诛张氏后，史称其“函通儒等首，使万年送洛阳，诬其（指张通儒）欲以蓟城归顺（唐廷）”[56]。这样看来，若辛万年真是彻底维护朝清的党羽，他断不敢携通儒之首赴洛，而在到达洛阳后，史料也没有记载史朝义对其仍行诛杀之举。因此张忠志在恒州诛杀或为万年兄弟的万宝，更可能应该是张氏本人而非史朝义的意愿。对于拥兵三万的张忠志而言，仅仅是驻扎在土门的辛万宝是不会对他构成太大威胁的。其实张忠志真正担心的不是辛万宝，而是辛氏所代表的幽州集团。假若幽州的局势稳定，那么以史朝清为首的幽州就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制约恒州的张忠志。但是，当史朝清被杀，朝清集团瓦解，幽州的安、史大将因互相火拼而实力殆尽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所以说，由朝义、朝清兄弟互争而导致的幽州内乱，最大的受益者既不是接手了元气大伤的幽州的李怀仙，也不是斗争的胜利者洛阳方面的史朝义，而是恒州的张忠志。蓟门内乱使得张忠志可以在完全不被史朝义抓到把柄的前提下除去被其视为眼中钉的辛万宝。因为不管如何，他都可以向朝义解释，他为后者解决了一个朝清的党羽。同时，凭借辛万宝的被杀与幽州的大乱，制约恒州发展的最大阻力已经不复存在。对于张忠志来说，他总算可以摆脱史思明施加于其身上的桎梏了。至于史朝义，蓟门内乱后，后院的不稳与实力大损已是不争的事实，除非其与唐廷在前线的较量有大的斩获，否则尚难改变其对河北后方“略相羁縻”的尴尬处境。

但不幸的是，宝应元年（762）冬，原为史朝义所诱力图趁唐室丧主打劫后者的回纥转而支持唐廷，唐回联军再次对叛军实施反击。十月，唐军攻克东都、河阳，叛军陈留节度使张献诚以汴州降唐。十一月，唐军败史朝义及其睢阳节度使田承嗣于魏州，叛军邺郡节度使薛嵩以相、卫、洺、邢四州，恒阳节度使张忠志以恒、赵、深、定、易五州降唐。广德元年（763）正月，为史朝义留守莫州的田承嗣降唐，并送朝义母、妻、子于官军。当月，叛军范阳节度使李怀仙降唐，于幽州乞援不得的史朝义率胡骑数百欲北投奚、契丹，最终为怀仙追兵所迫自缢于平州石城县温泉栅林中。

虽然回纥兵的支援再次成为扭转朝叛战局的决定性力量，而唐军此次也没有放弃一鼓作气长驱河北的机会，这些无疑都是促成史朝义迅速失败的关键因素，但是和四年前的安庆绪一样，史朝义其实也是死于他的河北将领之手。一个始终不稳定的后方，让安、史两人到最后连退守的后路都没有。而那些投降唐廷的安史降将，却在唐廷“厌苦兵革，敬冀无事”[57]的心态下，于叛乱结束伊始即被授予河朔方面大任。广德元年，一个以张忠志为成德军节度，领恒、赵、深、定、易、冀六州；薛嵩为相卫节度，领相、卫、邢、洺、贝五州；田承嗣为魏、博、德、沧、瀛五州都防御使；李怀仙仍故地为幽州、卢龙节度使的四节度分镇河北的局面正式形成了。[58]（见图26）

图26广德元年初设的河北四镇

河朔藩镇的诞生，标志着持续八年的安史之乱的结束，也宣告了一个统一的河北时代的终结。当然，它同样标志着一个唐后期最为活跃的藩镇集团至此将登上唐代的政治舞台，并且注定将吸引后代研究藩镇问题的学者最为集中的目光。不过，当我们以崭新的眼光来打量这些初生的河朔藩镇时，我们不应忘记，正如这些初代的河朔节帅都是安史旧臣一样，新型的河朔藩镇在本质上其实也仍是安史集团的后身。换言之，虽然他们是安史叛乱真正的受益者，但也同样是叛军内部矛盾的接手者。安禄山、史思明留给他们的问题一点也不少，并且正是在处理这些危机的过程中，他们奠定了未来河朔藩镇性格的基调。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本章前两节的论述既可说是对八年安史之乱时期的河北所作的一项研究，也未尝不可视为一项有关河朔藩镇形成史的研究。

[1]《安禄山事迹》卷下，第108～109页。

[2]《资治通鉴》卷220“至德二年十月”条：“乙丑，郭子仪遣左兵马使张用济、右武锋使浑释之将兵取河阳及河内；严庄来降。陈留人杀尹子奇，举郡降。田承嗣围来瑱于颍川，亦遣使来降；郭子仪应之缓，承嗣复叛，与武令珣皆走河北。”

[3]参见《旧唐书·安禄山附安庆绪传》和《新唐书·安禄山附安庆绪传》。

[4]参见《全唐文》卷342颜真卿《特进行左金吾卫大将军上柱国清河郡开国公赠开府仪同三司兼夏州都督康公神道碑铭》。

[5]《新唐书》卷225上《逆臣上·安禄山传》。

[6]《资治通鉴》卷220“至德二载十二月”条。

[7]《安禄山事迹》卷中，第97页。

[8]参见《旧唐书·地理志》和《新唐书·地理志》。

[9]《资治通鉴》卷219“至德二载四月”条、卷221“乾元二年十二月”条。

[10]《安禄山事迹》卷上，第82页。

[11]陈寅恪：《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金明馆丛稿初编》，第303页。

[12]天宝十五载五月，安禄山使牛廷玠发范阳等郡兵万余人助史思明攻常山，其中“同罗、曳落河居五分之一”（《资治通鉴》卷218“至德元载五月”条）。该条《考异》引《河洛春秋》亦云：“其中精骑万人，悉是同罗﹑曳落河，精于驰突。”而在安禄山的南下军队中，天宝十五载六月，禄山将崔乾祐在灵宝一役中“遣同罗精骑自南山过，出官军之后击之，官军首尾骇乱，不知所备，于是大败”（《资治通鉴》卷218“至德元载六月”条）。潼关遂被崔乾祐攻克。

[13]《资治通鉴》卷218“至德元载七月”条。《旧唐书》卷111《崔光远传》作“八月”，现从《资治通鉴》。

[14]《资治通鉴》卷218“至德元载七月”条《考异》。

[15]《新唐书》卷217下《回鹘传下附同罗》。

[16]马驰：《唐幽州境侨治羁縻州与河朔藩镇割据》，《唐研究》第四卷，1998年，第204页。

[17]《资治通鉴》卷220“至德二载十二月”条。

[18]《资治通鉴》卷220“至德二载十二月”条。

[19]《资治通鉴》卷220“乾元元年九月”条称：“安庆绪之初至邺也，虽枝党离析，犹据七郡六十余城。”胡注称七郡为：“汲、邺、赵、魏、平原、清河、博平。”安庆绪领有卫、相、魏、德、贝、博这六州没有问题。（可参见《全唐文》卷360杜甫《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寇形势图状》、《资治通鉴》卷220“乾元元年三月”条）但胡注中的赵州肯定不是，因为此时的邢、洺应该已经倒向史思明一方（《资治通鉴》称十月史思明派李归仁遥为庆绪声势时，就屯军于北临洺州的相州滏阳县），邢、洺既已在史思明的控制下，那么邢、洺以北的赵州就更不可能在安庆绪一方了。邢、洺在安庆绪北奔之初倒可能还是站在他这边的（《新唐书》卷225上《逆臣上·安禄山传》称：“会蔡希德自上党、田承嗣自颍川、武令珣自南阳各以众来，邢、卫、洺、魏募兵稍稍集，众六万，贼复振。”），但此后可能就为史思明所控制了。所以我们目前只能确定六州。另暂补一棣州。

[20]参见《安禄山事迹》卷下，第110页；《旧唐书·史思明传》《新唐书·史思明传》。

[21]《旧唐书》卷200上《史思明传》载：“自禄山陷两京，常以骆驼运两京御府珍宝于范阳，不知纪极。由是恣其逆谋。思明转骄，不用庆绪之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