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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帝国的东北地区（第2页）

牛僧孺的态度当然完全符合杜牧的“姑息”一说，但是杜牧因“愤河朔三镇之桀骜，而朝廷议者专事姑息”[33]而作《罪言》《战论》《守论》等反对姑息的文章，其所针对的“朝廷议者”其实还不是牛僧孺，而很可能是僧孺的政敌，即在传统上被认为对藩镇持强硬态度的李德裕。[34]其实就横海之役结束后的文宗一朝观之，相较其他人，尤其是文宗本人，李德裕对藩镇的态度实在不能说是姑息。[35]但至少，李德裕对河朔的态度是很现实的。这种现实，我们在真正由其主政的武宗时代会看得更明显。当会昌三年（843），李德裕力促武宗讨伐泽潞时就说：

泽潞事体与河朔三镇不同。河朔习乱已久，人心难化。是故累朝以来，置之度外……河朔自艰难以来，列圣许其传袭，已成故事。[36]

在“党争”框架影响下的史学家，常会将牛僧孺与李德裕对待藩镇态度的不同视为牛、李二党的差异之一。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至少在对待河朔藩镇的态度上，牛、李二人并无本质的差别。[37]李德裕与牛僧孺的不同只是在于，李德裕坚持唐廷在放弃河朔实际控制权的同时，必须要维持名义上的“朝典”或“事体”[38]，即必须由唐廷主动授予河朔内部推选出来的藩帅以名位，而不能由河朔方面以跋扈或威胁的态度来邀求唐廷的旌节。而自河朔一方来说，如果其能够承认唐天子的天下共主身份，并愿意促成唐廷这种主导地位的获得，那么，对于河朔三镇的世袭，唐廷也可以给予公开的承认。这就是李德裕在会昌年间向河朔三镇使者表明的：

河朔兵力虽强，不能自立，须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归语汝使：与其使大将邀宣慰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奋忠义，立功立事，结知明主，使恩出朝廷，不亦荣乎！[39]

由武宗时代最终确立下来的“河朔旧事”传统，是唐廷与河朔三镇在名实方面妥协的产物。虽然从表面上看，它似乎加剧了河朔藩镇的割据状态。但如果以唐廷在大中（847—859）以后，“廊庙之上，耻言韬略，以櫜鞬为凶物，以钤匮为凶言”[40]的状况来看，“河朔旧事”传统的确立，倒真是帮了日趋孱弱的帝国的大忙。因为在唐末动乱之际，这样一个具有“旧事”特权的河朔，却真成了基本没对帝国造成太大威胁，甚至还可以提供给帝国些许援助的地方。

总之，以唐廷承认藩镇帅位世袭为核心的“河朔旧事”[41]，并非安史之乱结束后不久就已奠立的一个传统。它是唐廷与河朔藩镇历经八十年左右的较量后才逐渐形成的。其过程概言之就是：“期以土地传之子孙”的藩镇，由两河以外缩小至两河，形成所谓“两河旧事”；进而又缩小至河北；最后则是只有幽州、成德、魏博三镇才可以享有的“河朔旧事”。“河朔旧事”形成的历史，其实也就是一个唐廷的控制力在安史之乱后逐渐退出河朔的历史。至于唐廷为什么会退出河朔，固然，诚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唐廷在军事、经济、政治等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使得它力图收复河朔控制权的行动无法取得成功。[42]这里需要补充的是，这些问题并不是从唐廷试图收复河朔伊始就已存在的，或者说，至少在德宗削藩战争的时代，它们还没有那么严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诸如军事的疲软、财政的拮据、政治的腐败等问题，确实是日益变得严峻了。然而，我更想强调的是，唐廷的退出河朔，不仅是因为上述问题的日益严峻迫使它“被动”或“无奈”地放弃对河朔的控制权，而是在主观上，唐廷也已经不想再去干涉河朔了。换言之，唐廷的离场，既是一个关涉其政治能力的问题，更关键的，则是一个关涉其政治理念的问题。这个政治理念的核心就是：河北对帝国的意义究竟在哪里，或者说，它对帝国究竟还有没有意义？

从德宗朝到武宗朝，在唐廷处理其与河朔藩镇的关系中，对后者的擅地自立，唐廷从名实两方面都予以坚决否定，到名义上反对而实质上承认的暧昧妥协，再到名义上都可以不去计较“顺逆”与否，最后则是折中为在保证朝廷“事体”的前提下，公开承认“河朔旧事”。这背后，暗藏着的其实是一条现实的地缘政治考量逐渐压倒旧有意识形态桎梏的逻辑链。9世纪后的士人逐渐意识到，河朔藩镇至晚在大历末年即已形成的“意在自保，势无他图”的心态，决定了它们实际上已经不构成对帝国的致命威胁。而以当时的环境来看，河北的存在与否对帝国的正常运作也没有太大的影响。它既不为帝国提供财赋，也不为帝国分担近在咫尺的边境压力。相反，没有河北，帝国倒是可以减轻不少经济和边防负担。如此来看，得失与否的天平逐渐偏向“放弃河北”一边或许也就不难理解。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河朔旧事”形成的过程，其实也是朝士们有关河朔的自立逐渐达成共识的过程。而这种共识一旦达成，反过来也将制约那些试图更革“河朔旧事”的努力。现在，朝堂上不再有针对用兵河朔的讨论。然而这并非如德宗时代那样，是鲜有人质疑出兵河朔的必要，而是再也没有人认为有必要干涉河朔了。事实上，这种“主动”放弃河朔的心态才是杜牧真正予以抨击的。我们看到，这位大胆进言反对姑息的诗人，其实本人也并不认同可以对河朔随意兴兵。其在《罪言》中提出的观点是：上策莫如自治。关于“自治”，杜牧的解释是：

法令制度，品式条章，果自治乎？贤才奸恶，搜选置舍，果自治乎？障戍镇守，干戈车马，果自治乎？井闾阡陌，仓廪财赋，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虏为虐，（河北）环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复有天下阴为之助，则安可以取？[43]

可见，杜牧所批评的，是那种默认河北自立、不愿再去尝试经营河北的心态，至于收复河北的前提，杜牧同样认为，甚至还特别强调，依旧是必须先处理好法令、人才、武备、财赋等内部问题。如果这些都做不好，即使在汲汲于收复河北的杜牧看来，河北又“安可以取”呢？

有趣的是，“河朔旧事”形成的过程，又同时是一个河朔联盟逐渐瓦解的过程。在面对唐廷的威胁时，河朔等镇的联盟交好由公开逐渐走向隐蔽，并最终随着三大家族的退出河朔统治层，联盟也宣告瓦解。这层转变固然与河朔藩镇内部矛盾的演变关系更大，并且也直接影响到了三镇未来，尤其是晚唐时代，作为传统强藩的河朔三镇始终没能结成联盟的这一事实。但是，唐朝确实是没能很好地利用这一契机，或者说，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唐朝是既无力也无心再去利用这一契机了。

总之，几进几出后的离场，昭示了唐朝对河北的最终“放弃”。不过，我们也不要因此就过于贬低了唐朝的政治理念。因为在姑息河朔藩镇的同时，唐朝对三镇以外的其他强藩，比如位于河南、河东的两个大镇淮西和泽潞，另一种与对待河朔三镇相反的态度也变得逐渐明晰了。这就是“事体”与河朔三镇“不同”[44]的其他藩镇，唐朝也逐渐否认了它们自立的存在。[45]而这种认识，除了基于传统的考虑外[46]，地缘因素也同样正在成为至关重要的考量。这就是为什么在宪宗和武宗讨平淮西和泽潞后，这两个分别处于交通结点上的藩镇会遭到割裂的原因。[47]

此外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尽管享有同样的“旧事”传统，但河朔三镇在唐朝心目中的地位却仍有高下之分。不过这种高下之分，却还不仅是唐朝基于地缘角度来判断三镇对其战略价值的差异而产生的。[48]本章最后想要讨论的问题就是，一种身份上的差异，可能更为关键地影响了唐朝对三镇态度的厚此薄彼。

二、作为“他者”的幽云

和安禄山一样，可能同为粟特种族的后晋开国君主石敬瑭，也许也是我们在涉及唐代后期的河北问题时绕不开的一个人物。因为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数个世纪以来一直统一的河北地区，至此将正式分属于南北两个政权，而这上距唐朝的灭亡只有几十年。

关于石敬瑭以割让幽云为代价换取契丹对其建立政权的支持，《资治通鉴》卷280“天福元年（936）十一月”条有着言简意赅的记述：

契丹主作册书，命敬瑭为大晋皇帝，自解衣冠授之，筑坛于柳林。是日，即皇帝位。割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十六州以与契丹，仍许岁输帛三十万匹。

顺、新、武、儒、应、寰诸州都是唐末五代分析幽、妫、云、朔等州而置。也就是说，石敬瑭割让的正是唐代的幽州一镇（营、平二州此前已为契丹所得），以及河东的雁门以北地区。巧合的是，如果我们赞成前文的分析，即约两个世纪前，身为河北、河东两道采访处置使的安禄山，其所真正有效控制并借此发动叛乱的地区只是两道北部近边地区的话，那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一近边地区差不多就是此后的幽州镇及代北，也就是石敬瑭割让的幽云十六州。

一个曾经引发帝国大动**的地区，在经历了约两百年的时间后，终于被划出了帝国的版图之外，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当然，我不否认安史之乱与幽云被割让的特定政治背景，也无意因这种地域的巧合去引发刻意的比较。我想强调的是，即便不去计较当年安禄山发动叛乱的这一地区是否已经与帝国的其他地区具有不相类的气质，但是，如果在安史之乱结束后的一百七十余年时间里，这个地区因其身为叛乱渊薮的缘故，而在情感上一直无法被帝国所宽容和接受，或者，如果它此前确实具有那种不相类的气质，而在乱后，这种气质始终无法很好地融入帝国的整体氛围中，甚至愈益疏远地被排斥在帝国整体之外的话，那么，对于此后石敬瑭这样一位着眼于夺取中原的将领来说，轻易割舍幽云十六州也许就不是一件特别难以理解的事情。因为长期的隔膜，早已使幽云地区成了中原王朝眼中的“他者”。

实际上，幽州与唐帝国的隔膜确实在安史时代就已经相当明显了，《安禄山事迹》称当史思明于乾元二年夏秋之际于幽州施行礼制改革时：

令其妻为亲蚕之礼于蓟城东郊，以官属妻为命妇，燕羯之地不闻此礼，看者填街塞路。燕蓟间军士都不识京官名品，见称黄门侍郎者曰：“黄门何得有髭须？”[49]

而或许是对于燕蓟之地这种普遍“无识”的不齿，作为唐末士人的姚汝能——这位《安禄山事迹》的撰者，用了“识者笑之”、“又皆此类也”等的字眼来形容史思明的一系列礼制改革，以及燕蓟军士的反应。

行年早于姚汝能的张弘靖及其幕僚[50]，他们与姚氏所持的态度也基本相同。不过身为幽州历史上唯一一位由唐廷派遣的节帅（821在位），张弘靖在到任之初即已着手变革这种燕蓟风俗，史称：

（弘靖）始入幽州，老幼夹道观。河朔旧将与士卒均寒暑，无障盖安舆，弘靖素贵，肩舆而行，人骇异。俗谓禄山、思明为“二圣”，弘靖惩始乱，欲变其俗，乃发墓毁棺，众滋不悦。旬一决事，宾客将吏罕闻其言。委成于参佐韦雍、张宗厚，又不通大体，朘刻军赐，专以法拫治之。官属轻侻酣肆，夜归，烛火满街，前后呵止，其诟责士皆曰“反虏”，尝曰：“天下无事，而辈挽两石弓，不如识一丁字。”军中以气自任，衔之。（刘）总之朝，诏以钱百万缗赉将士，弘靖取二十万市府杂费，有怨言。会雍欲鞭小将，蓟人未尝更笞辱，不伏，弘靖系之。是夕军乱，囚弘靖蓟门馆，掠其家赀婢妾，执雍等杀之。判官张澈（彻）始就职，得不杀，与弘靖同被囚。会诏使至，澈（彻）谓弘靖曰：“公无负此土人，今天子使至，可因见众辨，幸得脱归。”即推门求出……数日，吏卒稍自悔，诣馆谢弘靖，愿革心事之。三请，不对。众曰：“公不赦我矣，军中可一日无帅乎？”遂取朱克融主留后。[51]

发生在长庆元年的这起变乱无论在幽州还是在整个河朔历史上都极为特殊。叛乱的发动者是普通士卒而不是幽州将校。事实上，当士卒“连营呼噪作乱”时，幽州将校确是力图制约他们，只是已“不能制”[52]了。而这些士卒囚禁节帅、诛杀幕僚看来也只是一时气忿的结果，本无另立他帅的意愿。而导致这些士卒与节帅矛盾激化的根源，截留了军士的赏赐似乎还是次要的，更主要的则在于，张弘靖及其幕僚的行事作风与幽州旧俗大相径庭。

其实身为两代相门之后的张弘靖为人“简默自处”[53]，前此出镇河东、宣武两个大镇，亦以“廉谨宽大”[54]颇得士心。史称其在宣武任上甚因“屡赏以悦军士”而致“府库虚竭”[55]。实际上，拟求归朝的刘总之所以请除当时还在宣武任上的张弘靖代己为幽州节度，就是看中了“弘靖先在河东，以宽简得众，总与之邻境，闻其风望，以燕人桀骜日久，故举弘靖自代以安辑之”[56]。而此前在以“骄兵”著称的宣武镇中“用政宽缓”[57]的张弘靖，到了幽州以后也并没有变得为政严猛起来。但是燕人的“桀骜日久”或许真是超出了张弘靖及其幕僚的想象，确切地说应该是这种“桀骜”本来就不在张弘靖等人可想象的范畴之中。对于张弘靖这样一位本来就侵染着唐朝主流政治文化理念的士大夫来说，无论是自身的“肩舆于三军之中”，还是宽容属下的“轻肆嗜酒，常夜饮醉归，烛火满街，前后呵叱”[58]，放在他处原本都不是可被骇异之事，但在幽州就变得格格不入了。更不用说张氏等人无法容忍幽州的“二圣”之俗而欲“发墓毁棺”的惩乱措施了。陈寅恪先生曾对此事发过如下之感慨：

穆宗长庆初上距安史称帝时代已六七十年，河朔之地，禄山、思明犹存此尊号，中央政府官吏以不能遵循旧俗，而致变叛，则安史势力在河朔之深且久，于此可见。[59]

其实，这种旧俗并不是在整个河朔地区都表现出这种“深且久”的特质的，而只是在幽州一镇，它的政治文化理念与唐廷的对立才表现得如此尖锐。

松井秀一先生曾对比过幽州与魏博、成德两镇和唐廷关系的差异。他指出，不仅幽州存在着更为强烈的反唐情绪，而且唐廷对待幽州的态度也比对待魏、赵二镇更淡薄，芥蒂更深。比如被唐廷赐名的幽州节帅只有与唐室可能存在宗亲关系的李再义（赐名李载义）[60]，与回鹘出身的李茂勋（本名不详）两人，尚公主者则无一人，而节帅一族归朝后任官的事例也记载得较少。[61]幽州频繁的内乱当然也是增加唐廷对其相较魏、赵二镇产生更大反感的原因。[62]而尽管幽州节帅对唐廷的态度总体而言还比较恭顺，但与同样对唐廷态度较为恭顺的成德节帅相比，幽州的这种恭顺甚或依赖，更多的还是基于现实利益考量下的行为，而没有生发出情感上的归属感。这就是为什么到了唐末黄巢起义，中央威望急剧衰落的时代，与成德节帅王景崇“贡输相踵。每语及宗庙园陵，辄流涕”[63]的表现截然相反，幽州就再也谈不上对唐廷恭顺或依赖与否了。

而我们也发现，这种以“土人”指称幽州民众的说法，直到割让幽云十六州的石晋时代，仍在被当朝的士大夫们所使用。就在成书于石晋时代的《旧唐书》中，史臣在幽州后期的那些节度使传记的末尾写道：

彼幽州者，列九围之一，地方千里而遥，其民刚强，厥田沃壤。远则慕田光、荆卿之义，近则染禄山、思明之风。二百余年，自相崇树，虽朝廷有时命帅，而土人多务逐君。习苦忘非，尾大不掉，非一朝一夕之故也。[65]

这段看似综括唐代幽州一镇人情政理的话语，未尝不含有对石晋割让幽州地区的开脱之意在内。但其所言幽州近二百余年来的“自相崇树”、“习苦忘非”，甚或“朝廷命帅、土人逐君”，确也并不全是虚语。而在石敬瑭于天福元年割让幽州于契丹后，我们确实也没有看到幽州民众的抵制或反抗。契丹于天福二年（937）以幽州为南京，以及此后对幽州地区的统治仍是较为平稳的。

与幽州一样，为石晋割让的代北地区在唐代中后期的“他者”位置也很明显，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与幽州有所不同。安史之乱后，唐朝因受吐蕃压力而将关内等地的诸蕃部落逐渐东迁入代北。到唐代末年，代北已成为蕃族集聚的一个重要地区，并已成为以太原为治所的河东节度使的心腹之患。而其中势力最著者，就是宪宗时代徙迁代北，并在此后建立后唐王朝的沙陀部落。[66]不过诚如胡三省所言：“雁门以北诸州，弃之犹有关隘可守……若割燕、蓟、顺等州，则为失地险。”[67]而尽管显德六年（959）周世宗的收复三关、瀛、莫，兵不血刃而取燕南被誉为“不世之功”[68]，但深具“地险”及“健马之利”的燕及燕北却真的在此后数个世纪中再也不属于中原王朝了。当端拱二年（989）宋太宗三度北伐失败，诏文武髃臣各陈备边御戎之策时，右拾遗、直史馆王禹偁即言：

对于10世纪末的朝野士大夫而言，边民在心理上已经不再认同燕蓟作为“汉疆”的情形，也已经成为他们可以公开向君主表达的一个事实。

不过我们也不要认为幽州边民对宋朝的排斥就意味着他们对辽的接受，两个世纪后金世宗有关燕人的一番话语也许才真正点出了燕人的政治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