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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刘展之乱的真相（第1页）

第二节刘展之乱的真相

结束了玄、肃之争的乾元元年，肃宗李亨开始对全国的军政格局进行调整，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着手规划即将开始的与安庆绪的相州之役。至此，朝叛较量再次成为帝国的主要矛盾，而帝国的军政焦点也再次汇聚于河南。次年春天，唐军相州之役失败，取代安庆绪的史思明重新控制了河北，并且一度军逼东京。此后，史思明返回幽州巩固根本，直到九月再次南下。而唐军方面也于两个月前重新更换了军事负责人，李光弼取代郭子仪出镇东京，随其一起任命的还有郑陈颍亳节度使李抱玉与淮西节度使王仲昇。南下后的史思明依循当年安禄山的路径，以西进长安为行军目的，并在南下伊始就占据了洛阳。不过也就在洛阳一带，史思明遭遇了来自李光弼、李抱玉的强烈反击，双方在这里对峙了一年多的时间。然而也正因为朝叛双方的主力此时一直在东京附近，所以自乾元二年九月到上元二年二月（759—761）这段时间里，王仲昇统领的淮西以及洛阳以东的河南中东部地区都没有受到叛军太大的冲击。[1]直到上元二年二月李光弼被迫出兵邙山，唐军败绩，情势才发生改变。我们本节所要讨论的“刘展之乱”，正是发生在上元元年十一月至二年正月（760—761），也就是邙山之役前的一起江淮动乱。

虽然从表面上看，“刘展之乱”与此前的“永王之乱”性质截然不同（尽管它们在江淮持续的时间都不长），但其实在导致原因及发展轨迹上却也遵循着某种相似的政治逻辑。然而与已吸引了不少学者关注的“永王之乱”不同，学界对“刘展之乱”的研究则几乎还是空白。而事实上，“刘展之乱”对江淮的影响又要远甚于前者。这样一来，我们现在对刘展事件的讨论就显得必要而有意义了。至于为什么要在讨论江淮的“刘展之乱”前先对河南的情形有所交代，看完下文的论述，我们将会知道答案。

一、刘展其人及“江淮都统”的设立

有关刘展事迹，除了其“叛乱”的情况外，史料留下的资料很少。关于他乱前的仕宦经历，据刘展本人言：

展自陈留参军，数年至（宋州）刺史，可谓暴贵矣。[2]

推测刘展应该是在安史之乱中崭露头角的一名河南地方将领。他最早以陈留参军的身份参与勤王，后因作战有功，在乾元二年五月前，已任至试汝州刺史。乾元二年夏秋之际，正值唐廷遭遇相州之役失败，重新规划河南方面军事部署的时期，据《资治通鉴》载：

（五月）壬午，（唐廷）以滑、濮节度使许叔冀为汴州刺史，充滑、汴等七州节度使；以试汝州刺史刘展为滑州刺史，充副使。[3]

许叔冀统辖的滑、汴一带是唐廷防范乘相州之役胜利而即将南下的史思明部众的前沿阵地，而濒临黄河的滑州又是这前沿中的桥头堡。因此作为滑州刺史的刘展其时还兼领“副使”之职，可见其地位并不低。不过刘展很快就被调往稍南的另一重镇宋州，因此我们在九月史思明南下的战事中并未看到刘展。

刘展的仕宦经历在安史之乱时期的河南颇具代表性。由于在叛乱爆发初期，唐朝在河南地区的两支主要军事力量——河南节度使张介然统辖的陈留唐军以及封常清招募的镇守东京的军队就都已经迅速瓦解，所以其时与叛军对抗的河南军队几乎都是河南当地的州县军队或义军。而率领这些军队的人物也基本上都是河南的地方将领，比如许叔冀、尚衡。其实我们熟知的抗贼名将张巡、许远也是如此，只不过后者在相州之役前就已经殉国了。而前几位河南将领则在乱中壮大了自己的实力，并成为唐廷此后在河南与叛军对抗的主要力量。刘展的情况实际上也是如此。

关于“刘展之乱”，史料称，其时身为宋州刺史的刘展“握兵河南、有异志”[4]，似乎刘展早有反意。但据对此事论述最详的《资治通鉴》记载，上元元年，时为宋州刺史的刘展与曾破永王璘军的李铣同为淮西节度副使，“铣贪暴不法，展刚强自用，故为其上者多恶之”[5]。节度使王仲昇先奏铣罪而诛之，又使监军使邢延恩入奏肃宗，请除刘展。之后肃宗听信邢延恩的建议，因刘展方握强兵，乃计除展江淮都统，代原都统李峘，拟俟其释兵赴镇，中道执之，密敕李峘及淮南节度使邓景山图之。

刘展与李铣都是曾于肃宗而言颇有功绩的将领，并早在淮西节度使王仲昇任使前就在河南一带领兵作战。不过也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他们为人处事颇有刚愎自用的特点，并与其时的上级王仲昇关系不佳。但是他们是否因此而心怀反状，倒是未必见得的。史称当邢延恩以肃宗制书授刘展时，刘展对此也颇有疑虑，其曾曰：

“展自陈留参军，数年至刺史，可谓暴贵矣。江、淮租赋所出，今之重任，展无勋劳，又非亲贤，一旦恩命宠擢如此，得非有谗人间之乎？”因泣下。[6]

直至邢延恩驰之扬州，解原都统李峘之印节授展，刘展才上表谢恩，并悉举宋州兵七千趣扬州赴任。可见刘展本人对无功而突授江淮都统一事也深感疑惧，唯恐是中央的政治骗局，故也执意要以印节为据，方敢起身赴任。而当刘展此后率军来到淮南时，也曾使人问于陈兵以待的淮南节度使邓景山：“吾奉诏书赴镇，此何兵也？”[7]因此所谓刘展心怀异志，看来是史家为回护肃宗等人而对刘展的诬枉。

刘展此时被授予的“江淮都统”是一个新鲜职务。该职始置于乾元元年，这年十二月，肃宗以户部尚书李峘“都统淮南、江东、江西节度、宣慰、观察、处置等使”[8]，驻扬州。同样在当月，史又称，置浙江西道节度使，领苏、润等十州，置浙江东道节度使，领越、睦等八州。[9]这样看来，统辖与监督这些新近调整过的江淮诸节镇就应该是江淮都统的职责所在。“江淮都统”一职属于肃宗的独创[10]，不仅肃宗之前无此职务，在肃宗之后的百多年里，江淮地区也只设有管辖各自辖区的节度使或观察使。

按重新规划江淮诸节镇及设置江淮都统的乾元元年十二月正是唐军与安庆绪在相州激战的时候。我们并不清楚肃宗此时对江淮地区进行军政设置调整的明确用意，比如它是否为了呼应北方的九节度围攻相州战役等。不过有两点是很清楚的，首先，肃宗现在开始重视并系统规划所谓“兵食所资，独江南两道耳”[11]的江淮军事布防了。其次，为了加强中央对江淮地区的控制，肃宗在江淮各节度之上又加置了江淮都统这层统治。或以为，江淮都统设置的目的即便不是为在军事或经济上支援北方，至少监督与防范在江淮地区再次出现永王式人物或“永王之乱”这样的变故，也必然是其的一项重要任务，尤其是当时朝廷大军正在北方与叛军鏖战之时。因为当年“永王之乱”发生时，北方的朝叛战争也正进行得如火如荼。

江淮都统既然负有替中央监督与控制江淮诸镇的使命，那么担任此职的人物则必然不一般。史载当时担任此职的是户部尚书李峘。有关李峘的事迹，《旧唐书》本传称：

（天宝）十四载，入计京师。属禄山之乱，玄宗幸蜀，峘奔赴行在，除武部侍郎，兼御史大夫。俄拜蜀郡太守、剑南节度采访使。上皇在成都，健儿郭千仞夜谋乱，上皇御玄英楼招谕，不从，峘与六军兵马使陈玄礼等平之，以功加金紫光禄大夫。时（峘弟）岘为凤翔太守，匡翊肃宗，兄弟俱效勋力。从上皇还京，为户部尚书，岘为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封梁国公。兄弟同制封公。

李峘是唐宗室，也是玄宗的护驾功臣，安史之乱中曾担任玄宗行在蜀郡的太守。不过李峘的另一个身份也很值得注意，他就是曾被玄宗任命辅佐永王璘，后来由永王处奔赴肃宗行在的前江陵长史李岘之兄。效节肃宗的李岘后来成为匡翊肃宗的凤翔太守。凤翔在肃宗由灵武回驾长安的途中一度是行在之地，而且紧邻京畿，因此不是肃宗亲信者是不会被授予凤翔太守一职的。在长安收复、玄肃二帝双双还京后，李氏兄弟也因为战乱初期效力二帝的特殊功绩，“同时为御史大夫，俱判台事，又合制封公”[12]。乾元元年十二月，李峘被肃宗任命为首任江淮都统。而次年三月，已为京兆尹的李岘又被肃宗升任为宰相。《资治通鉴》又称：“上于岘恩意尤厚，岘亦以经济为己任，军国大事多独决于岘。”[13]于是李氏兄弟一在外镇，一在朝廷，成为还京后的肃宗极为重用和信任的人物。

回到李峘与刘展的关系上来。从上文的分析来看，挑起刘展一事的似乎是淮西节度使王仲昇，但处理这一事件的却是江淮都统李峘。考虑到刘展手握强兵，而王仲昇其时的主要职责则是防备史思明，所以如果唐廷要求王仲昇来惩治刘展的话，很可能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同时，在当时的河淮与江淮地区，除了王仲昇外，只有李峘是唐廷的亲信力量，其余如在河南东部的田神功、尚衡诸人，不是投降唐廷的河北军人，就是河南当地的义军首领，肃宗显然不能依靠他们来收拾刘展。这样看来，将惩灭刘展的重任寄予李峘身上就是很容易理解的事了。

二、颜真卿的出镇与“刘展之乱”

上元元年十一月，刘展奉旨率兵南下，李峘与邓景山则发兵拒之，两者的军事冲突就此爆发。不过很快，江淮军队就发现他们根本不是“素有威名，御军严整”[14]的刘展的对手。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刘展不仅攻克了淮南的治所扬州，派兵横扫了淮南境内的濠、楚、舒、和、滁、庐诸州，迫使邓景山与邢延恩逃往更西的寿州，而且成功打破了李峘与浙西节度使侯令仪设置在长江南岸的防线，在歼灭李峘部众的同时，也顺利拿下了浙西的军政中心润州和昇州。到十二月的时候，连浙西的上游门户宣州都落入了刘展之手。李峘一行，连同宣歙节度使郑炅之等都只能再次逃往更南的洪州。

当时曾有士人把唐军在江淮地区一溃千里的惨败归结为李峘对颜真卿的弃用。据说唐廷本在乾元二年六月，任命此前在河北地区领导义军与叛军对抗的著名人物颜真卿为浙西节度使。据殷亮《颜鲁公行状》的记载：

（乾元）二年六月，拜（饶州刺史颜真卿为）昇州刺史，充浙江西道节度使兼宋亳都防御使。刘展反状已露，公虑其侵轶江南，乃选将训卒，缉器械为水陆战备。都统使李峘以公为太早计，因密奏之。肃宗诏追，未至京，拜刑部侍郎。及刘展举兵渡淮，峘败绩奔江西，淮南遂陷于展。议者皆多公而怨峘焉。[15]

我们知道，刘展引兵南下乃是上元元年十一月之事，而颜真卿担任浙西节度事在乾元二年六月至上元元年正月这半年。行状的撰文当然有褒颜贬刘的意味，但上述史料却也隐约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即肃宗可能在乾元二年就有除掉刘展的计划。

现在的问题是，颜真卿本人知不知道肃宗的这一计划，或者更彻底地说，肃宗对颜氏的这一委任是否就是直接针对刘展的。行状中的“宋亳都防御使”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使职，因为从地缘上讲，浙西节度使是不可能兼领位于河南的宋亳都防御使的，所以兼领这一职务的用意只有一个，就是针对其时的“宋州刺史”刘展。

事实上，殷亮在这里所记录的颜真卿职务并不准确，颜氏在当时并没有、实际上也不可能兼领“宋亳都防御使”。在令狐峘所撰的《光禄大夫太子太师上柱国鲁郡开国公颜真卿墓志铭》中就只云“浙西节度使”[16]。更重要的是，在颜氏本人于接受浙西节度使任命时所作的谢表中也只称“以臣为昇州刺史充浙西节度使兼江宁军使”[17]，并未提到“宋亳都防御使”一职。

不过殷亮如此记述颜真卿的职务也并非全无根据的创作，揣度行状与墓志的语义，似乎颜真卿本人知道刘展“将反”的事实，也知道肃宗与李峘针对刘展的计划。在颜真卿受命之初所作的《谢浙西节度使表》中，他也提到：

臣以今日发赴本道，取都统节度观察使李峘处分讫，即赴昇州，即当缮修甲兵，抚循将士，观察要害，以备不虞。假陛下英武之威，遵陛下平明之理，一心戮力，上答天慈。[18]

以浙西所处的地理位置而言，这里的“缮修甲兵，抚循将士，观察要害，以备不虞”恐怕不是为了唐廷即将开始的与史思明的战斗所做的准备。况且如果颜真卿此后的“饬偏师，利五刃，水陆战备，以时增修”[19]是为了应对叛军南下的威胁，那么都统使李峘恐怕不会认为颜氏此举“为太早计”[20]，有“过防骇众”[21]之嫌，并且密奏肃宗，将其调离浙西，而以杭州刺史侯令仪为昇州刺史，代替其充任浙江西道节度兼江宁军使。[22]当然，谢表所言也可能只是一种套话。不过我更倾向于这样一种认识，即正像某些学者所指出的，颜真卿的诏拜昇州刺史以及其后的受诏入京均与预饬战备以图刘展有关。[23]

据《新唐书·地理志》载，乾元二年的时候，唐廷曾于江东设立润州丹阳、昇州江宁、苏州长洲、杭州余杭以及宣州采石五军，并于江西治所洪州设立南昌军。[24]正如当年的“永王之乱”一样，郡军的设立绝非空穴来风的产物。尤其是同一时间同一地区设立多支军队，背后必然是有原因的。在颜真卿的谢表中，我们首次看到了“江宁军使”一职，而在新书《地理志》中，我们又看到了这些江南军队的创立。同时我们不应忘记，颜氏本人就是曾于河北与叛军有过对峙经验，并且始终支持肃宗的中正大臣。那么我们推测颜真卿此次出镇浙西即为了水路战备以图刘展也许并非无理。而这可能也正是一个月前刚被任命为滑州刺史的刘展，此时被从沿河前线调离至宋州的原因。

如果这一推测成立的话，那我们就将发现，“刘展之乱”起因于其与淮西节度使王仲昇矛盾的史料记载就有问题。因为在肃宗为豫饬战备刘展而调遣其担任宋州刺史，以及任命颜真卿为浙西节度使的乾元二年五六月间，肃宗还没有任命王仲昇为淮西节度使，对王的任命是三个月后的事情。而我们从颜真卿调任一事的记载看，李峘在刘展事件中的表现是否也像《资治通鉴》所载的那样，只是在肃宗决定铲除刘展后被动地执行肃宗的决意，看来也需要重新审视。在关于如何处理刘展的问题上，李峘似乎能主动对肃宗产生影响，而并非只是一味被动地接受前者安排。我们认为，如果李峘不是肃宗特别信赖的人物，他要对后者产生这样的影响是不容易的。所以正如后来刘展对邢延恩说的，江淮都统乃一“重任”之职，若此人既无勋劳，又非亲贤，“以江、淮为忧”[25]的肃宗何以会授于其该职呢？

至于在刘展事件中淮西节度使王仲昇在其间所起的作用及对肃宗的影响，我想终究还是有的。王的资料史料留存不多，他可能原为朔方军的将领，并在任职淮西之前就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战功。安史之乱对于王仲昇这样的将领来说，固然是为他们提供了展现自身能力的绝佳舞台，但这一舞台能否长久地属于他们，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能否与同样在安史之乱中崭露峥嵘的宦官集团处理好关系。和其时许多勤王将领与宦官，尤其是监军关系不协正相反，王仲昇后半生的仕途发展之所以颇为顺利，甚至绝处逢生，与他和权宦的融洽相处有着很大的关系。[26]其在刘展一事中与监军使邢延恩携手向肃宗禀奏了刘展的“不臣”之状，也是体现此种关系的一则例证。

通常而言，我们对肃宗时代的宦官，尤其是外军系统宦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担任九节度观军容使的鱼朝恩一人身上。实际上，其时活跃在外军系统的宦官远不止鱼朝恩一人。“永王之乱”中在江淮担任敕使的啖廷瑶就是一位。啖氏在“永王之乱”结束、长安收复伊始即被肃宗派往蜀中奉迎玄宗[27]，是肃宗处理与玄宗关系的一位得力助手。啖氏最终在肃、代之交的宫廷政变中，因站在张后一方而招致张后对手，亦即肃宗朝权势最盛的宦官李辅国的清洗贬流黔中。[28]不过其能卷入这场张后与太子李豫（即代宗）的宫廷斗争，本身就说明凭借着在“永王之乱”等事件中的上佳表现，啖氏早已进入了肃宗朝内廷的权力核心之中。“刘展之乱”中的邢延恩同样是一位活跃于外军系统的宦官。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李辅国是肃宗朝初期内廷地位最高的宦官，那么邢延恩就是与之地位相对的外军中使。在肃宗抵达灵武之初，替前者诏追河北的朔方、河东兵马的中使就是邢延恩。[29]而在肃宗即位后首战叛军的战役——陈涛斜之战中，出任监军的也是邢延恩。[30]实际上，邢延恩最初的地位甚至还在鱼朝恩之上。因为鱼氏也在这次由房琯担任统帅的战役中担任监军，不过他担任的却是房琯裨将——李光进统辖的北军方面的监军。[31]我们并不清楚是否正是由于陈涛斜战役的失败，肃宗在相州之役时，已经任命鱼朝恩而不是资望更高一些的邢延恩出任九节度的观军容使。不过邢氏得以在此后继续担任淮西节度使王仲昇的监军使，并能在刘展一事中对肃宗禀呈方略、施以影响，可见其仍是地位不容小觑的肃宗信臣。其实从邢延恩在此事中的表现，我们还能察觉到一种微妙的关系。邢延恩在此时所担任的“监军使”当指“淮西监军使”无疑。但我们从刘展一事中来看，他与江淮都统李峘的关系也很密切。也就是说，同样身为肃宗亲信，并且站在同一立场上的王、邢、李三人，他们不仅相互交流和分享着有关刘展的消息，并且共同构画和贯彻着肃宗对待刘展的政策。

三、“刘展之乱”与肃宗江淮政策的失败

回到“刘展叛乱”的过程中来。在淮南节度使邓景山失利，江淮都统李峘、浙西节度使侯令仪、宣歙节度使郑炅之相继弃城逃跑后，江淮地区唯一继续坚持对刘展作战的只有江淮都统副使李藏用一人。史载：

李峘之去润州也，副使李藏用谓峘曰：“处人尊位，食人重禄，临难而逃之，非忠也；以数十州之兵食，三江、五湖之险固，不发一矢而弃之，非勇也。失忠与勇，何以事军！藏用请收余兵，竭力以拒之。”峘乃悉以后事授藏用。藏用收散卒，得七百人，东至苏州募壮士，得二千人，立栅以拒刘展。[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