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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刘展之乱的真相（第2页）

李藏用后因“外援不至，众寡悬绝，遂移师就险，退保杭州”[33]。所以到了上元元年十二月的时候，不仅是沿江流域的润、昇、宣三州，包括太湖流域的常、苏、湖三州都已为刘展占领。由于此时浙西、宣歙两节度的溃逃，且刘展之将傅子昂已屯兵南陵（宣州属县），“将下江州，徇江西”[34]，上元二年正月，中央特命时为温州刺史的前永王大将季广琛为宣州刺史，充浙江西道节度使。[35]但宣州此时也已为刘展之将所占，故宣州实际上能否成为治所很成问题。我猜想这极有可能是中央为了防止刘展继续西进而设置的，目的是希望季广琛能尽快率兵收复宣州，以免沿江及太湖流域的战事进一步向江西等地蔓延。

季广琛是否及时赶赴宣州与刘展军队作战，由于史料缺乏已不得而知。[36]不过即便赴任，季氏在“刘展之乱”中的意义也不大。重要的是，唐廷此时已敕令驻守河南东部任城县（兖州属县）的平卢都知兵马使田神功率精兵南下讨伐刘展。上元二年正月，已于淮南击溃刘展的平卢军渡江追讨刘展，并于该月将刘展擒获[37]，而刘展在杭州的余部则为李藏用所击破。“刘展之乱”始告平息。

“刘展之乱”是继“永王之乱”后江淮地区所遭受的又一场大的战事，而其影响实又远甚于前者。因为江淮十余州不仅直接沦为官军与刘展军队交战的战场，更遭受了南下平叛的河北平卢军的大肆掠杀，史称：

初，上（指肃宗）命平庐（卢）[都知]兵马使田神功将所部精兵五千屯任城；邓景山既败，与邢延恩奏乞敕神功救淮南，未报。景山遣人趣之，且许以淮南金帛子女为赂，神功及所部皆喜，悉众南下，及彭城，敕神功讨展……神功入广陵及楚州，大掠，杀商胡以千数，城中地穿掘略遍。[38]

所以史官言：“安、史之乱，乱兵不及江、淮，至是，其民始罹荼毒矣。”[39]

“刘展之乱”打破了肃宗在“永王之乱”后对江淮所进行的军事部署。面对素有威名、御军严整的刘展之军，“江、淮人望风畏之”[40]正是江淮军队当时的真实写照。浙西等地新置的诸军在乱中也丝毫未见有任何有效的抵抗，反而在乱时出现了“昇州军士万五千人谋应展，攻金陵城，不克而遁”[41]的哗变情形。而江淮都统副使李藏用用以抵抗刘展的官兵，史载仅有散卒七百而已，其余则为临时召募的士兵[42]，战斗力自然不强。因此也可以说，“刘展之乱”的发生，其实也是宣告了肃宗江淮政策的彻底失败。

四、“李藏用之反”与肃宗江淮政策的实质

在平息“刘展之乱”后，肃宗开始对江淮地区的人员安排与军事政策进行新的调整。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废除江淮都统一职，并以汾州刺史崔圆为淮南节度使。但江淮都统停置后，却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安置都统副使李藏用及其军队。当时的杭州刺史李某曾委笔于独孤及向中央上书，称：

今都统使停，本职已罢。孤军无主，莫知适从，将士嗷嗷，未有所隶。天听高邈，无人为言，遂使殊勋见委，忠节未录，口不言赏，赏亦不及。伏恐非圣朝旌有德、表有功之意。今逆寇虽殄，人心犹携，山洞海岛，往往结聚。睦州草窃，为蠹犹深，惟惮藏用之兵，是以未敢进逼。若此军一散，必群盗交侵，则臣此州，危亡是惧。伏望早降恩旨，以答其勤，锡之勋策，委之戎政，俾总统所领，以镇遏江表，实江东万姓禺禺之望。[43]

观杭州刺史李氏所上此表之意，一则深慨李藏用“殊勋见委，忠节未录，口不言赏，赏亦不及”的处境，二则也是指出当时“刘展之乱”虽被平定，但两浙一带的农民起义颇有燎原的迹象，尤其是临近杭州的睦州“为蠹犹深”。[44]李氏显然是希望李藏用之军留驻杭州，因为仅凭杭州刺史的兵力无法对抗农民起义，甚至将陷入“若此军一散，必群盗交侵，则臣此州，危亡是惧”的境地。或许是接受了杭州刺史的请求，史载上元二年七月，肃宗以李藏用为浙西节度副使。[45]

但实际上李藏用此后并未就任该职，而是被北调进驻淮河沿岸的楚州（属淮南），担任楚州刺史，着实令人奇怪。《刘展乱纪》记载此事称：

初，刘展既平，诸将争功，畴赏未及李藏用，崔圆乃署藏用为楚州刺史，领二城而居盱眙。[46]

《考异》以为：“按实录，藏用已除浙西节度副使。盖恩命未到耳。”[47]其时正在金陵一带的李白曾为李藏用移兵淮南作《饯李副使藏用移军广陵序》一文，其文曰：

夫功未足以盖世，威不可以震主。必挟此者，持之安归。所以彭越醢于前，韩信诛于后。况权位不及于此者，虚生危疑，而潜包祸心，小拒王命。是以谋臣将啖以节钺，诱而烹之，亦由借鸿涛于奔鲸，鲙生人于哮虎。呼吸江海，横流百川。左萦右拂，十有余郡。国计未及，谁当其锋。我副使李公，勇冠三军，众无一旅。横倚天之剑，挥驻日之戈。吟啸四顾，熊罴雨集。蒙轮扛鼎之士，杖干将而星罗。上可以决天云，下可以绝地维。翕振虎旅，赫张王师。退如山立，进若电逝。转战百胜，僵尸盈川。水膏于沧溟，陆血于原野。一扫瓦解，洗清全吴。可谓万里长城，横断楚塞。不然，五岭之北，尽饵于修蛇，势盘地蹙，不可图也。而功大用小，天高路遐。社稷虽定于刘章，封侯未施于李广。使慷慨之士，长吁青云。且移军广陵，恭揖后命。组练照雪，楼船乘风。箫鼓沸而三山动，旌旗扬而九天转。良牧出祖，烈将登筵。歌酣易水之风，气振武安之瓦。海日夜色，云帆中流。席阑赋诗，以壮三军之士。白也笔已老矣，序何能为。[48]

文中既称颂了李藏用平定浙西的功绩，同时也无不流露出对李氏“功大用小”的不平。从“移军广陵，恭揖后命”几字来看，此文所作之时李藏用还未被任命为楚州刺史，只是暂时从浙西移镇扬州。其后则为淮南节度使崔圆署为楚州刺史。[49]

然而诗人未曾料想到，李藏用远调楚州后的命运，正如他所讨平的刘展一样，最终也成了彭越、韩信诸人命运的翻版。据《资治通鉴》记载，李藏用调任楚州刺史后，

会支度租庸使以刘展之乱，诸州用仓库物无准，奏请征验。时仓猝募兵，物多散亡，征之不足，诸将往往卖产以偿之。藏用恐其及己，尝与人言，颇有悔恨。其牙将高干挟故怨，使人诣广陵告藏用反，先以兵袭之，藏用走，干追斩之。崔圆遂簿责藏用将吏以验之，将吏畏，皆附成其状。[50]

李藏用之死，固然直接源于其与牙将高干之间的故怨，但中央体恤不当也是重要原因。李藏用虽为平叛功臣，但既未得到名副其实的褒奖与任命，又担忧遭遇卖产偿物的境遇，可谓名利双失，其“颇有悔恨”自可想见。其死后更被诬以造反的名目，实可说与韩信诸人命运相埒。而节度使崔圆不能明其冤，反而责成其状，可见大乱之后刑赏多谬。

李藏用死后，其将孙待封的一番话颇令人深思。孙待封原为刘展之将，刘展败后降于李藏用。当节度使崔圆簿责藏用将吏以验其反时，

独孙待封坚言不反，圆命引出斩之。或曰：“子何不从众以求生！”待封曰：“吾始从刘大夫，奉诏书来赴镇，人谓吾反；李公起兵减刘大夫，今又以李公为反。如此，谁则非反者，庸有极乎！吾宁就死，不能诬人以非罪。”遂斩之。[51]

孙氏此语，充分表明了当时的将领对中央反复无常态度的困惑与不满，“谁则非反者，庸有极乎！”一语正是对刘展被逼反与李藏用被诬反两事最恰当的注解。

不过我们不要以为孙待封所感受到的这种看似反复无常的态度，是唐廷缺乏是非判断或者缺乏施政主导原则的一种体现，恰恰相反，其背后所隐藏的主导理念其实既明确又实际。那就是依靠着地方将领平息叛乱、重振唐室的肃宗政府，其实并不信任甚至充满怀疑和猜忌地时刻提防着这些手握兵权的地方将领。在必要的时候，唐廷甚至会不惜削弱本方的军事力量而对后者进行打压。因此，虽然从表面上看，刘展与李藏用“叛乱”的直接导火线都是军将之间的矛盾，但归根到底，恐怕还在于肃宗担忧地方军将坐大，因此极力遏制他们的这种心态。

遗憾的是，在刘展一事中，无论是“叛乱”的主角刘展，还是另外两位当事人李藏用、孙待封，他们对于肃宗这种试图遏制地方军事力量发展的心理却并不完全了解，对于自身所处的尴尬处境更无法清晰地认识，因此当具体的状况发生时，常常流露出困惑和不解，其悲剧命运便也由此产生。而如果连这些直接卷入事件中的各级将领都无法理解当时中央政策实质的话，也就无怪乎当刘展率兵南下，江淮都统李峘、淮南节度使邓景山移檄州县，言展反，刘展亦移檄言峘反时，会出现“州县莫知所从”[52]的局面了。

就在“刘展之乱”平息的次月，在洛阳一带与叛军交战的唐军主力遭遇邙山之败，战事终于由河南西部向四周扩散开来了。次年春天，叛军战至申州城下，淮西节度使王仲昇兵败被俘。因此唐廷对于能在邙山之败前平息“刘展之乱”或许还应该感到庆幸。不过正如当时一些地方官员已经指出的，承肃宗后期战乱的破坏，江淮一带的农民起义已经有了燎原的趋势。于是，军事布防的瘫痪与农民起义的风起云涌俨然已成为又一道摆在政府面前的棘手难题。而更严峻的问题还在于，唐军与安史乱军间的战斗此时仍在继续。南北战局的双重压力，必将迫使政府为此寻求新的对策。然而，此时的肃宗李亨已近弥留之际，于是如何来应付江淮地区的这种困局，就只有留待此后的代宗李豫来解决了。

[1]据《资治通鉴》卷221载，到上元元年十一月的时候：“史思明遣其将田承嗣将兵五千徇淮西，王同芝将兵三千人徇陈，许敬江将二千人徇兖郓，薛鄂将五千人徇曹州。”不过李光弼已在此时收复了河南西部的重镇怀州，所以尽管叛军出击的范围有所扩大，但对河南整体战局的影响并不大。

[2]《资治通鉴》卷221“上元元年十一月”条。

[3]《资治通鉴》卷221“乾元二年五月”条。

[4]《旧唐书》卷112《李峘传》。

[5]《资治通鉴》卷221“上元元年十一月”条。

[6]《资治通鉴》卷221“上元元年十一月”条。

[7]《资治通鉴》卷221“上元元年十一月”条。

[8]《唐会要》卷78《诸使中·都统》、《旧唐书·李峘传》、《新唐书·李峘传》及《新唐书》卷6《肃宗纪》记载略同。而《旧唐书》卷10《肃宗纪》则称乾元元年十二月“以户部尚书李峘充淮南、浙西观察使、处置节度使”。二年正月则又称“以御史中丞崔寓都统浙江、淮南节度处置使”。《资治通鉴》卷220“乾元元年十二月”条载：“以户部尚书李峘为之（指浙东节度使），兼淮南节度使。”均有讹误。

[9]《旧唐书》卷10《肃宗纪》、《资治通鉴》卷220“乾元元年十二月”条、《新唐书》卷68《方镇表五·江东》《浙东》所载略有不同或错漏，现参校录之。不过据《新唐书》卷192《忠义中·张巡传》“肃宗诏中书侍郎张镐代进明节度河南，率浙东李希言、浙西司空袭礼、淮南高适、青州邓景山四节度掎角救睢阳”及《资治通鉴》卷220“至德二载十月”条“张镐闻睢阳围急，倍道亟进，檄浙东、浙西、淮南、北海诸节度及谯郡太守闾丘晓，使共救之”，两浙节度使也可能在至德二载就已设置了。

[10]《唐会要》卷78《诸使中·都统》：“都统之号始于此。”

[11]《全唐文》卷323萧颖士《与崔中书圆书》。

[12]《新唐书》卷131《宗室宰相·李岘传》。

[13]《资治通鉴》卷221“乾元二年三月”条。

[14]《资治通鉴》卷221“上元元年十一月”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