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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韩滉与镇海军时代的来临（第4页）

德宗以造敢言，为能立事，故不次登用。造久从事江外，嫉钱谷诸使罔上之弊，乃奏天下两税钱物，委本道观察使、本州刺史选官典部送上都；诸道水陆运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转运使等并停；其度支、盐铁，委尚书省本司判。[130]

（又）造与元琇素厚，罢使之后，以盐铁之任委之。[131]

这次试图将财政大权还职尚书户部的改革刚一出台就遭到了韩滉的反对，原因就在于崔造的改革首先触动了“方司转运”而“朝廷仰给其漕发”[132]的江淮转运使韩滉的利益。面对这一情况，德宗采取了折中的措施，即在维持崔造其余改革条奏的前提下重新恢复韩滉的江淮转运使一职。但这一举措无疑给其时已被委任盐铁转运之职的元琇带来了尴尬，

为了安抚韩滉，德宗不得已，只能罢除了元琇的判使之职。而在当年秋初，韩滉所运的江淮漕米大至京师，及时缓解了关中的粮食危机。于是德宗嘉赞其功，以韩滉专领度支、诸道盐铁转运等使，正式将全国的财政大权全部交付于韩滉。[134]其后崔造、元琇二人由于韩滉的排挤而被罢职，崔造的改革也全被废除，围绕利权问题而展开的矛盾最后还是以德宗向韩滉的妥协宣告结束。

如上所言，韩滉对崔造改革的失败确实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改革本身也不是没有问题，因为史书对崔造的改革就还曾有过这样的记载：

议者谓造举不适时，方用之乏，不能权济大事，虽据旧典，奚能抗一切之制云。[135]

所以说，“不适时”与“不能权济大事”才是改革无法顺利推行的根本原因。其实在德宗即位后，并不止一次试图将财权收归户部。早在建中元年（780），宰相杨炎就有“罢度支、转运使，命金部、仓部代之”[136]的改革，只是不到几个月，就不得不重新以谏议大夫韩洄为户部侍郎、判度支，以金部郎中杜佑权江、淮水陆转运使，皆如旧制。这一次改革不成功的原因固然与当时财政专家刘晏遭杨炎罢黜有关，但史料却也记载在杨炎改革后“省职久废，耳目不相接，莫能振举，天下钱谷无所总领”[137]。

所以说，士大夫之间的个人恩怨，或是中央与藩镇间的矛盾，并不是导致这两次改革失败最主要的原因，而“诸使之职，行之已久，中外安之”[138]可谓一语道出了其中的关键所在。自安史之乱爆发后，尚书户部四司职能的衰落与使职体系的兴起便是大势所趋，所以韩滉以“司务久行，不可遽改”[139]而建言德宗，也并不能简单地看作藩镇向中央邀权的跋扈行为。事实上，作为唐王朝在安史之乱后财政体系改革，尤其是使职体系确立的最初实践者，韩滉与刘晏一样，都深谙其理；而且在实际运作中，韩滉也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和极强的能力。既然还职部司已不合时宜，适逢战乱、凶荒之岁，更“难为集事”[140]，而改革又恰巧触犯了朝廷正仰给其漕发的浙江东西道观察使韩滉的直接利益，那么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是德宗作出让步。德宗最后权衡利弊，不仅废除了改革，而且诏加韩滉度支、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将全国的财政大权委于韩滉，如此优宠，固然有些许无奈，却也是时事使然，并且，确是着眼于大局的正确选择。[141]

韩滉于贞元二年冬自浙西入朝，此时已集将相财权于一身，不仅满朝公卿不敢得罪韩滉，德宗也是“虚己待之”[142]，对其“言无不从”[143]，野史更称此时的韩滉是“威势胜于王者”[144]，因此在对待一些有分歧的问题时，德宗常常是不愿意违逆韩滉的意见的。最明显的例子发生在两者对于吐蕃遣使求和，究竟是许还是不许这一问题上。当时韩滉力扶大将李晟的建议，以为戎狄无信，不可许和，并且主张调军食以峙边，命将击之。但是德宗的本意却是倾向于与吐蕃盟和，史料中有“上方厌兵，疑将帅生事邀功”[145]之语，就是最好的佐证。但最后德宗还是听纳了李晟、韩滉之请，没有答应吐蕃盟和的请求，这就说明德宗对韩、李二人，尤其是韩滉，是有所顾忌和畏惮的。

七、韩滉之死与德宗的贞元改革

如上所言，虽然德宗在与韩滉的关系中屡次让步妥协，但镇海军的壮大与韩滉的权势日盛毕竟不是德宗所愿意看到的。然而，正当德宗对韩滉的骋志似乎无可奈何时，贞元三年二月，入朝未久的韩滉却薨逝于京师私第，结束了其短暂的权相生涯。韩滉的去世，无疑给了德宗调整政策的机会，德宗于是立即着手对中央体制与江东政局进行改革。我们在这里则主要来谈一下韩滉死后江东的变化。

（一）行政区划的调整。史称：

（贞元三年二月，）分浙江东、西道为三：浙西，治润州；浙东，治越州；宣、歙、池，治宣州。[146]

德宗在韩滉死后立刻分割江东地盘，显然旨在削弱江东的军政实力。在这次调整中，德宗对江东诸州的归属进行了新的安排：浙江西道，治润州，领常、湖、苏、杭、睦五州[147]；浙江东道，治越州，领明、台、温、衢、处、婺六州；宣歙池，治宣州，领歙、池二州。（见图32）自德宗此次改革后，浙西、浙东、宣歙池三镇的疆理设置持续到唐末，就未再进行过调整。所以说，此次改革实际上是结束了自安史之乱爆发后两浙（尤其是浙西）、宣歙等地行政区划一直比较混乱的局面，从此江东地区进入一个行政区划长期较为稳定的时期。大泽正昭先生以为，德宗在贞元三年二月韩滉去世之际，对其所领旧地浙西、浙东、宣歙三道的划分，与贞元元年三月任命李澄为郑滑节度使、二年七月任命曲环为陈许节度使、四年（788）十一月任命张建封为徐泗濠节度使的举措相类似。这些措施构成了贞元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对江南、河南漕运沿线藩镇的细分，其目的就是为了控制漕运沿线藩镇的实力，确保江淮漕运的安全。[148]

图32贞元三年之后的江东三镇

（说明：池州乃分宣州置。韩滉统辖江东时池州是否并入宣州，史书无载，推测很可能是的。）

（二）镇海军的废除。在韩滉死后，德宗立即废除了镇海军，降节度为观察，令新设的浙西、浙东、宣歙池三道“各置观察使以领之”[149]。由于观察都团练使的法定兵额比节度使要少，此举自然也就意味着当地兵力的削减。贞元三年闰五月，度支又奏请：

这则奏请显示出，中央曾将建中年间的一部分增税额拨给使级预算支用，这应与当时的战争环境有关。不过作为“成例”，最终仍收归中央财政。[151]因此在韩滉死后，增拨的使级预算重新收归中央，是中央控制两浙军费的一项重要举措。这或许也与当地兵额数减少有一定关系。

（三）大将的离镇。德宗朝初期的江东，尤其是浙西的军队组成人员，主要是延续了代宗朝的班底，军队的主要将领是自代宗朝伊始就长驻两浙的北下军人，王栖曜、李长荣、柏良器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三位将领。由于这些将领参与过平定安史之乱及其后诸多的战役，屡受朝廷赏赞，因此在江东的地位相当尊崇。虽于藩帅手下担任都知兵马使，却深受历任浙西观察使的礼重，甚至对藩帅的选任都能产生很大影响。如上文揭示的，当年建言韩滉去浙西担任观察使的就是当地的大将柏良器。虽然放诸全国来看，柏氏说不上是一个有权有势的将领，但是于浙西，他却是一个地道的实权人物。况且他如果没有一定的资历与威望，也不可能得到宰相杨炎的召见，并向杨炎建言重择当镇的藩帅。

在韩滉担任镇海军节度使后，这批将领受命北上作战，并屡立战功。兴元元年汴州收复之际，朝廷诏封王栖曜为琅琊郡王、李长荣为祁连郡王、柏良器为平原郡王。[152]贞元二年淮西平，诏书又称：“戎籍乃为裨将副，非所以褒功宠德也”[153]，因此对这批将领的晋升就势在必行。于是在贞元二年底，王栖曜、李长荣、柏良器三人便随节度使韩滉一同入朝。随后分别被任命为左龙武军将军、右神策军将军、左神策军将军，且知军事，这应是贞元三年五月之事。据《唐会要》记载：

贞元三年五月，左右神武等军各加将军一员。上以诸道大将有功劳者，将擢掌禁兵，故增其官员以待之。仍以浙西大将王栖曜、李长荣，河东大将郭定元、符璘充之。[154]

德宗此举一为褒奖功臣，另外则为强化中央对禁军的控制，史称：

上还长安，颇忌宿将握兵多者，稍稍罢之。（兴元元年十月）戊辰，以（窦）文场监神策军左厢兵马使，王希迁监右厢兵马使，始令宦官分典禁旅。[155]

大将的离镇对中央的意义可谓是多方面的。除了可以加强中央对禁军的控制外，中央还可以依仗这些久历战阵的将领镇守边境、抵御戎事。贞元四年，德宗以王栖曜为鄜坊丹延等州节度使，其后镇守塞垣十四年。又以李长荣先后为河阳、泽潞两地节度使，亦长期出守要镇。而就浙西方面来说，大将的离镇削弱了当地军将层的势力，使得中央在任命新的浙西观察使时不用再受地方将校的掣肘，因此可谓一举多得。

（四）新藩帅的选任。韩滉死后德宗对新藩帅的选任，当然是江东政局调整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其中浙西镇因为地位最重，对其廉帅的选任便尤需多费思量。德宗特别安排其心腹，时贬官果州的原神策军使白志贞担任浙西观察使一职。其时，宰相柳浑以“志贞一末吏憸人……不当顿居重职”[158]，“累疏以闻而止”[159]。然而德宗并没有接受柳浑的建议，而是执意以白志贞担任浙西观察使这一重职，这显然是为了更好地加强对浙西的控制。只是仅过了三个月，白氏便卒于任上。于是宰相李泌拟请以给事中王纬为浙西观察使，其言：“浙西赋入尤剧，纬清而忠，能惠养民，故请遣之。”[160]诏可。王纬任职十一年，其死后由原浙东观察使李若初继任，李氏曾在刘晏手下任过职，也是善于吏道、精于财赋、“有名于时”[161]的官员。史称王纬、李若初两人，一人清洁、一人善理，所以中央特别安排这样的官员来出任浙西观察使仍旧是有一定的财政上的考虑的。只是他们在担任观察使期间的权力与韩滉时期相比已有相当的削弱。史载王纬任观察使时，

观察使弹劾管内刺史而不果，这与韩滉任职之时可自择管内州县长吏的局面已不可同日而语，这也正是藩镇实力衰弱的一个表现。

德宗在贞元年间对江东地区观察使的任命上还呈现出以下一些特点，值得注意。为了便于分析，特列表示之：

表7唐德宗贞元时期江东三镇观察使转迁表

（此表据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卷5《浙西》《浙东》《宣歙》作。）

从表中来看，首先，这些观察使的任期普遍较长。浙西王纬的11年，浙东皇甫政的10年，宣歙刘赞、崔衍的9年都是本镇在唐朝中叶连任时间最长的观察使。而且这些观察使几乎都卒于任上。其次，这些观察使几乎多由刺史，尤其是江南地区的刺史改任当地观察使。除白志贞、王纬外，其余诸人在任使之前，都有在两浙一带担任刺史的经历，更如李若初、李锜、皇甫政、刘赞等人，更是长期在江南执政。这表明，在德宗朝，江东诸道观察使的换任其实并不频繁，且多由本地刺史升任，少有中央官员出任的情况。而他们在当地的留任时间又过长，大多是至死不易其地。这种政策的积极方面在于，有过任职经验的官员较为熟悉当地的发展情况，有助于提高施政绩效，而且任期较长也利于稳定地方的行政体系，保持地方政策的延续性。但它的消极一面也很明显，它并不利于中央对藩镇的控制，容易使久居其地的藩帅形成自己的势力。事实证明，后来在宪宗朝初期发生的浙西李锜叛乱，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德宗这一政策埋下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