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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韩滉与镇海军时代的来临（第3页）

若无韩滉的及时运粮，又一个泾师之变恐怕就近在眼前了。而在“其年秋初，江淮漕米大至京师”[94]，由江淮转输至长安及河北的米粮总计约二百万石，创下了唐代历史上南粮北运的最高额。[95]如此大功，德宗自然不忘赏誉韩滉，史称：

德宗嘉其功，以滉专领度支、诸道盐铁转运等使。[96]

由此也开创了有唐一代藩帅兼领盐铁转运使的先河。[97]

以上所示，应该足以证明韩滉与镇海军在当时政治舞台上所发挥的作用了。可以说，若没有镇海军的支持，不仅平藩战役无法持续，就是唐廷的生存在当时都无法保障。

五、从雄藩到权相——韩滉的政治巅峰

在上文的论述中，我们有意识地将韩滉在德宗削藩战争中的表现与他的晋升一并提及。正如镇海军的崛起得益于削藩战争，尤其是泾师之变的爆发一样，在德宗即位之初原本以贬官身份被任命为两浙观察使的韩滉，也因为建中、兴元年间的战事，地位逐步上升，权势日趋显赫，终于在战争结束后，成为唐后期历史上权势最重之宰辅。下面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随着贞元二年秋天战争的结束，身为镇海军浙江东西道节度使的韩滉也于当年十一月入朝觐见。然而和安史之乱后不少手握强兵、雄踞一方的节度使害怕被解除权力而不愿入朝相反，韩滉不仅赴朝参见，而且入朝后权势有增无减。史载：

韩滉自浙西入觐，朝廷委政待之，至于调兵食、笼盐铁、勾官吏赃罚、锄豪强兼并，上悉仗焉。每奏事，或日旰，他相充位而已，公卿救过不能暇，无敢枝梧者。[98]

可谓“总将相财赋之任，颇承顾遇，权倾中外”[99]。野史称：

滉至京，威势愈盛，日以橘木棒杀人，判桉郎官每候见皆奔走，公卿欲谒，逡巡莫敢进。[100]

此说虽不免夸诞，却也着实突显了其权相的本色。

其时秉政当国的韩滉何以能独掌中枢大权，有着如此之盛的权势呢？首先说来，以下三个原因恐怕是不能忽视的。第一，这应当源于韩氏家族在朝中的政治影响力与广泛的政治脉系。第二，当源于韩滉同时身兼度支、盐铁转运两务，尽掌国家出入计量之大权。第三，因为此时入朝辅政的韩滉仍旧领有镇海军浙江东西节度一职，是继开元天宝年间的萧嵩、李林甫、杨国忠后，又一位“宰相遥领节度”者[101]，因此亦非一般强藩的“使相”[102]可比。或以为有唐一代宰辅权势之重者，莫出其右。

不过在这里我更要强调的是，韩滉在朝中的强势地位，与他在当时与手握强兵的两大节度使——关东的宣武军节度使刘玄佐、关中的凤翔节度使李晟关系密切也有关。前文已提及，宣武军是德宗削藩战争期间涌现出来的又一雄藩，其居东诸侯，“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运漕”[103]，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同时它也是平定淄青、淮西叛乱的主力。贞元二年秋，其出师屯境上，又制止了义成军的叛乱，是当时河南一带最强大的藩镇。宣武军的崛起，显然成了战后德宗的又一大心头之患。此时其节度使刘玄佐在汴，“习邻道故事，久未入朝”[104]，于是德宗密诏当时准备入朝的韩滉讽之：

韩滉过汴，玄佐重其才望，以属吏礼谒之。滉相约为兄弟，请拜玄佐母；其母喜，置酒见之。酒半，滉曰：“弟何时入朝？”玄佐曰：“久欲入朝，但力未办耳！”滉曰：“滉力可及，弟宜早入朝。丈母垂白，不可使更帅诸妇女往填宫也！”母悲泣不自胜。滉乃遗玄佐钱二十万缗，备行装。滉留大梁三日，大出金帛赏劳，一军为之倾动。[105]

刘玄佐敬重韩滉的才望，当然与韩滉曾以浙西军队助刘玄佐讨平淮西有关。果然不久后，刘玄佐与陈许节度使曲环俱入朝。小说家言：

（韩滉离镇，）过汴州，挟刘玄佐俱行，势倾中外。[106]

而韩滉与凤翔节度使李晟的关系则更不一般，史载：“韩滉素与晟善。”[107]早在韩滉初判度支时，“李晟以裨将白军事，滉待之加礼，使其子拜之，厚遗器币鞍马”[108]。建中、兴元年间，李晟统率神策军收复京师，终成大功，亦赖韩滉运米相助。长安收复后，李晟出为京西重镇凤翔节度使。此时入朝觐见的李晟与德宗的信臣张延赏不合，德宗因韩滉“尝有德于晟”[109]，“命滉移书道意”，“邀晟平憾”[110]。其后吐蕃遣使求和，“（李晟）奏曰：‘戎狄无信，不可许。’宰相韩滉又扶晟议，请调军食以给晟，命将击之”[111]。其曰：

又荐刘玄佐可任边事。德宗“甚纳其言”[113]，遂坚不许与吐蕃盟会[114]，并“趣使进兵”[115]。

可以说，从贞元二年底到三年（787）初的短短数月，韩滉完成了从雄藩到权相的转变，入朝后的他秉政当国、统筹出入、兼领藩维，可谓人臣之极莫过于此，达到了个人政治生涯的巅峰。

六、君臣矛盾与德宗的妥协

上文我们谈过了，自韩滉出任两浙节度以来，转输粮饷、出兵两河，帮助中央顺利度过了建中、兴元年间的战争危机，因此也屡受德宗的奖赏。但是检阅史书，在这对看似关系颇为融洽的君臣间其实也并非毫无芥蒂，完全信任。无论是战时还是战后，在德宗对韩滉的每次赏誉背后似乎都夹杂着不小的顾虑与猜忌。

这种猜忌首先来源于物议对韩滉在战时聚兵修城的不满。时议以为：

韩滉闻銮舆在外，聚兵修石头城，阴蓄异志。[116]

这自然也引起了刚从山南还驾长安不久的德宗的疑虑。于是德宗便向刚从江东赴京的谋士李泌询问，幸赖李泌多方解释、百口保滉，并令韩滉速运粮储转输进京，方才化解了这场危机。[117]其实自建中、兴元之际京师遭遇朱泚之乱的变故，德宗被迫出逃奉天、梁州以来，原本勤王的诸藩就纷纷返回本境，修堑垒、缮甲兵，这种增设武备的情况在当时并不止江东一地，史称：“时南方藩镇各闭境自守。”[118]此前德宗的谋士陆贽就曾对德宗说过：“凡在恋主之诚，各怀徯后之志，是以（张）延赏奉迎于西蜀，韩滉望幸于东吴。此乃臣子之常情，古今之通礼。”[119]而李泌也以为：“所以修石头城者，滉见中原板**，谓陛下将有永嘉之行，为迎扈之备耳。此乃人臣忠笃之虑，奈何更以为罪乎！”[120]与陆贽的观点基本是一致的。

韩滉虽没有“阴蓄异志”的野心，但在当时确也有过越权的举措。比如其在闻知京师发生变故后，便以“亲吏卢复为宣州刺史、采石军使”[121]就是一例。虽然从表面上看，这一举措并不完全违背大历十二年（777）整顿地方军制时规定的“令诸使非军事要急，无得擅召刺史及停其职务，差人权摄”[122]的政令，但毕竟是对本意于削弱藩镇对州刺史控制权的一种挑战。

如果说这种擅召刺史的举措主要是因时事所迫，并且不止韩滉一人，因此无须深加苛责的话，那么韩滉拘留两税盐铁使包佶一事则较此严重多了。史载：

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强夺转运使包佶财物之事，德宗在当时便以“或防他盗，供费军旅，收亦何伤”[124]为由而不加治罪，虽然时议以为这是“圣情达于变通，明见万里”[125]，但实际上却并不能掩盖在“方隅阻绝，国命未振”[126]之际，德宗不敢得罪藩镇，又无法制约藩镇的尴尬处境。陈少游后因上表归顺李希烈之事败露而惭惶发疾，死后德宗也未再穷究其罪。而有关韩滉拘留包佶一事则更未见有何下文，或以为若不是史家有所隐讳，那么在当时藩镇截留中央财赋据为己有或许本就不值得小题大做。况且韩滉转输粟帛入京不遗余力，如此有大功于朝廷，对于拘留转运使一事德宗恐怕也就不会再多加计较了。

除了上述这些矛盾外，德宗与韩滉的分歧更主要的还是围绕利权，即漕运问题而展开的。德宗还驾长安后，立即着手对财政体制进行改革，

（兴元元年九月，）以前岭南节度使元琇为户部侍郎、判度支。[127]

此时的关中正面临着由旱蝗灾害引起的饥荒肆虐与钱重货轻导致的钱两短缺两大问题。于是元琇便请运江淮租米以给京师，并令韩滉转送江东钱入关。德宗随即便诏加韩滉江淮转运使，欲令专督运务。事实证明，韩滉也确实未令危机中的德宗失望，源源不断地转输江淮粮饷入京师。与此同时，

琇以京师钱重货轻，切疾之，乃于江东监院收获见钱四十余万贯，令转送入关。滉不许，乃诬奏云：“运千钱至京师，费钱至万，于国有害。”请罢之。上以问琇，琇奏曰：“一千之重，约与一斗米均。自江南水路至京，一千之所运，费三百耳，岂至万乎？”上然之，遣中使赉手诏令运钱。滉坚执以为不可。[128]

姑且不论韩滉是否诬奏元琇，但其执意不肯运钱进京，甚至无视德宗的诏令，却也令德宗无可奈何。究其原因，就在于关中当时对江淮的漕粮依赖已相当严重，所以绝不敢因为韩滉的不肯运钱而深加责问，唯恐因此而祸及漕粮的运输。

贞元二年初，京畿乘兵乱之后，“仍岁蝗旱，府无储积”[129]的问题依旧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为了摆脱这一困境，德宗任用崔造为宰相实行财政改革，史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