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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韩滉与镇海军时代的来临02（第2页）

[8]此据《全唐文》卷530顾况《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上柱国晋国公赠太傅韩公行状》（以下简称《韩滉行状》）、《旧唐书》卷129《韩滉传》、《新唐书》卷126《韩休附韩滉传》。《韩滉行状》载韩滉曾任“尚书左丞”，现据《旧唐书·韩滉传》、《新唐书·韩滉传》、《资治通鉴》卷224“大历六年”条改为“右丞”。

[9]《资治通鉴》卷224“大历六年”条。

[10]《资治通鉴》卷226“大历十四年十一月”条。

[11]《全唐文》卷530顾况《韩滉行状》。

[12]《旧唐书》卷129《韩滉传》。

[13]《旧唐书》卷129《韩滉传》。

[14]《新唐书》卷126《韩休附韩滉传》。

[15]《旧唐书》卷129《韩滉传》。

[16]《全唐文》卷638李翱《唐故特进左领军卫上将军兼御史大夫平原郡王赠司空柏公神道碑》（以下简称《柏良器神道碑》）。李翱将韩滉赴浙任使与江东初并之事系于建中初，略有误差，现据《资治通鉴》卷226“大历十四年十一月”条、《新唐书》卷68《方镇表五·江东》《浙东》的记载，当为大历十四年底之事。碑文所载“其冬”与《资治通鉴》所载“十一月”在季节上也是相符的。

[17]《新唐书》卷68《方镇表五·江东》《浙东》。《新唐书·方镇表》在大历十四年合两浙的记载后，又记“建中元年，分浙江东、西道都团练观察使为二道；复置浙江东道都团练观察使”，“建中二年，合浙江东、西二道观察置节度使，治润州，寻赐号镇海军节度使；废浙江东道都团练观察使，以所管州隶浙江西道”。目前仅见《新唐书·方镇表》记载大历十四年已合并的浙西、浙东二道不久又经历了分割与再合并。其余如《韩滉行状》《旧唐书·韩滉传》《新唐书·韩滉传》《资治通鉴》等史料均载韩滉于大历十四年赴江东时已任浙西、浙东道观察使，其后于建中二年升任镇海军节度使。此间不见有有关辖区变化的记载。另，宣、歙此时亦隶属浙西，史载从简，故仅记浙西、浙东。韩滉所带之使职，衔称浙江东西道，或仅称浙西道。简称“浙西”者，乃是因合并后的两浙道治所在润州，其观察使也由原浙西观察使韩滉担任所致。

[18]顾况《韩滉行状》载当时浙江东西道“管郡十五，户百万”。《唐语林》亦有韩滉“控领十五部人不动摇”（《唐语林校证》卷1《政事上》，第62页）之语。《资治通鉴》卷231“兴元元年十一月”条亦载时李泌向德宗进言：“镇江东十五州，盗贼不起，皆滉之力也。”均提到了韩滉镇领江东期间管辖十五州。顾况为韩滉的重要幕僚，李泌也与韩滉相善，他们所说韩滉镇抚江东十五州的数量应该可信。不过，这两条史料均未述及十五州的具体名称。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曰：“惟润、昇、常、湖、苏、杭、睦、越、明、台、温、衢、处、婺十四州。前此滉遣宣、润弩手援宁陵，盖兼统宣州，为十五州也。”（卷231“兴元元年十一月”条）然按《唐会要》卷71《州县改置下·江南道》、《旧唐书》卷40《地理志三》、《新唐书》卷41《地理志五》的记载来看，昇州在上元二年已被废除，该州的再置要到晚唐光启三年（887），故韩滉统领江东十五州中没有昇州。而应该加上去的是歙州。胡注中没有提及歙州，但《旧唐书》卷136《刘滋附刘赞传》载：“杨炎作相，擢（刘赞）为歙州刺史，以勤干闻……宣歙观察使韩滉表其异行，加金紫之服，再迁常州刺史。”郁贤皓先生指出“宣歙”二字误（见《唐刺史考全编》卷148《江南东道·歙州》，第2118页），笔者以为不误，因为本传作者是站在歙州刺史刘赞的角度来称呼韩滉的，依此更可见此时宣、歙二州隶于浙西。

[19]根据张泽咸编《唐五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统计。

[20]《权德舆诗文集》卷50《吴尊师传》，第815页。

[21]《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二年六月”条。

[22]大历十一年（776）李灵曜叛于汴州，北结田承嗣为援，浙西观察使李涵以“（王）栖曜将兵四千为河南掎角”（《旧唐书》卷152《王栖曜传》）。虽然平定此次叛乱主要依靠的仍是河阳、淮西、永平、淄青等河南的军队以及淮南军队。

[23]（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25《南直七·镇江府》，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249页。

[24]陈勇《唐代长江下游的人口分布与变迁》一文中以为当时韩滉所统十五州中应有“饶、江”二州，并据两浙十三州与“饶、江”二州的户数统计认为韩滉统辖江东时的户数已基本上恢复到了天宝元年的水平。（《唐代长江下游经济发展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49页）虽然笔者曾考证韩滉当时所统十五州应为两浙十三州加“宣、歙”二州，而非“饶、江”二州，但是文关于韩滉统辖江东时户数已基本上恢复到了天宝元年的水平这一结论大致还是正确的。

[25]参见《新唐书·五行志》等史料。

[26]《资治通鉴》卷231“兴元元年十一月”条。

[27]《全唐文》卷530顾况《韩滉行状》。

[28]《奉天录》卷2。

[29]《全唐文》卷530顾况《韩滉行状》。

[30]《新唐书》卷126《韩休附韩滉传》。

[31]《唐语林校证》卷1《政事上》，第62页。

[32]《全唐文》卷437王纬《请停征浙西杂罚钱疏》。

[33]《唐语林校证》卷1《政事上》，第62页。

[34]《旧唐书》卷129《韩滉传》。

[35]《唐语林校证》卷1《政事上》，第62页。

[36]《资治通鉴》卷231“兴元元年十一月”条。

[37]《唐语林校证》卷1《政事上》，第62页。

[38]《旧唐书》卷129《韩滉传》。

[39]《旧唐书》卷129《韩滉传》。

[40]《独异志》卷上，第9页。

[41]《唐语林校证》卷1《政事上》，第62页。

[42]《旧唐书》卷129《韩滉传》。

[43]据《全唐文》卷314李华《润州丹阳县复练塘颂并序》载：“永泰元年，王师大翦西戎。西戎既駾矣，生人舒息，诏公卿选贤良，先除二千石，以江南经用所资，首任能者。”于是大历年间江南地区吏治大行，所莅有政声者上至藩镇廉帅及其幕僚，中及各郡牧守，下至中小县令等。他们在镇压起义、打击豪强、均平赋税、兴修水利、恢复农业、增加户口、崇儒兴学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课绩。江南地区遂出现了“兵兼于农，盗复于人。自中原多故，贤士大夫以三江五湖为家”（《全唐文》卷783穆员《鲍防碑》）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