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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李锜叛乱与动乱期的终结（第1页）

第四节李锜叛乱与动乱期的终结

在标志帝国对藩政策由德宗的贞元模式向宪宗元和模式转向的政治举措中，元和二年（807）宪宗讨伐宗室李锜——这位韩滉后任镇海军节度使的战事，尽管不是唯一，但也绝对是至关重要的一次政治事件。有关这次事件的意义，陆扬先生于十多年前发表的《从西川和浙西事件论元和政治格局的形成》一文已对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讨论。作者通过在特定的时空界限内理解藩镇与中央的关系，对李锜何以会叛乱，以及叛乱的性质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新观点，颇有启发性。[1]不过由于作者主要致力于探讨藩镇与中央的关系，因而对藩镇内部的军事构造与权力网络则着墨不多。本节的目的则是希望在前辈的基础上，着重探讨李锜事件中镇海军各军事集团的构成，以及它们各自与节度使李锜的关系，希望透过对藩镇内部权力组织的考察来解答李锜叛乱何以会失败，尤其是如此迅速彻底地失败这一问题。我们的研究将指出，对于江淮而言，李锜事件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标志着帝国的对藩政策即将发生大的转向，而且，它同样标志着一种旧有的藩镇内部构造即将成为过去时。至于取代它的会是何种新兴结构，我将在结束李锜事件的讨论后再予以解答。

一、李锜谋叛与三朝政局的变迁

有关李锜，史书称其出身于宗室之家，其祖父淮安王神通与父国贞（即李若幽）都是唐王朝的功臣。李锜以父荫起家，贞元中累至富庶的湖、杭二州刺史。史载其多以宝货贿赂当时的朝廷显贵李齐运，于是在德宗贞元十五年（799）二月，前浙西观察使兼诸道盐铁转运使李若初卒于任后，当时已任常州刺史的李锜便升任为润州刺史、浙西观察使及诸道盐铁转运使，从而成为德宗时期最后一位浙西藩帅。

据载李锜上任后，“持积财进奉，以结恩泽，德宗甚宠之”[2]，又“恃恩骜横，天下攉酒漕运，锜得专之，故朝廷用事臣，锜以利交，余皆干没于私，国计日耗”[3]。时浙西有布衣崔善贞“诣阙上封，论锜罪状，而德宗械送赐锜，锜遂坑杀善贞”[4]。李锜在浙西的所作所为，虽然为“天下切齿”[5]，但由于得到德宗的姑纵，非但没有受到惩治，反而助长了他无所畏惮、试图自立的野心。史称为“图久安计”[6]，李锜“乃增置兵额”[7]。本来，观察使的军队不仅人数有限，其兵额原则上也应由中央规定，因此李锜的益兵之举便自然是在德宗的姑息下进行的。据称：

（李锜）选善射者为一屯，号“挽硬随身”，以胡、奚杂类虬须者为一将，号“蕃落健儿”，皆锜腹心，禀给十倍，使号锜为假父，故乐为其用。[8]

挽硬也称“挽强”，是拉硬弓的意思。蕃落则是从流配江南的胡、奚等少数族中选拔出来的兵士。[9]显然，这些人并不是“官健”，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他们还不能属于“增置兵额”的范畴。至于他们的来源，当然绝非良家子弟，恐怕正如后来李吉甫向宪宗所说的“乃亡命群盗”[10]耳。但无疑，这些亡命之徒都是李锜所欲倚重的兵卒，其待遇也是一般兵士的十倍，其中也有结为义父子关系、号锜为假父的，可见他们都是李锜的私兵。李锜的扩军，应该还有增募官健或团结兵之举，但“挽硬”与“蕃落”这两支私兵对李锜来说显然是最重要的。

德宗死后，病入膏肓的顺宗即位，严重的中枢斗争成为当时的主要矛盾，朝廷还无暇顾及藩镇。不过朝政的变革毕竟还是对远在浙西的李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时，执政的王叔文将李锜的盐铁转运一务收归中央，曾经有不少为王叔文集团平反的学者认为这是当时“外制藩镇”的一项重要措施，其实不然。韩愈在《顺宗实录》中曾记载道：

（永贞元年三月）景（丙）戌，诏曰：“检校司空平章事杜佑可检校司徒平章事，充度支并盐铁使。以浙西观察李锜为浙西节度检校刑部尚书。”……制曰：“……起居舍人王叔文……可度支盐铁副使，依前翰林学士本官赐如故。”初，叔文既专内外之政，与其党谋曰：“判度支则国赋在手，可以厚结诸用事人，取兵士心，以固其权。”骤使重职，人心不服。借杜佑雅有会计之名，位重而务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除之为副以专之。[11]

可见王叔文罢除李锜盐铁转运使一职，实是为了自身掌权的需要。因此为了安抚李锜，在罢去其盐铁之务的同时，又不得不给予其节度之号以示平衡。[12]于是在时隔十八年之后，浙西又重新恢复了立节建军的情况。史载：“锜虽罢其利权，且得节度，反状未发。”[13]朝廷既然授李锜以旌节，重建镇海军，那么军队的扩容也就理所当然了，所以后来宪宗在《讨李锜诏》中说到“授以师旅，用之以乱常”[14]就是指此。

永贞元年（805）八月，顺宗内禅于太子李纯，是为宪宗。宪宗的即位，也就预示着新的政治规则的全面登场。[15]当月，初登大位的宪宗即遣度支、盐铁转运副使潘孟阳宣慰江淮，其诏书中云：

顷年以江淮租赋，爰及榷税，委在藩服，使其平均。太上皇君临之初，务从省便，遂令使府，归在中朝。或恐巡院既多，职因交替，新制未立，旧纲已紊。[16]

因此潘孟阳此行的“首要使命就是调查顺宗时将盐铁使权收归中朝后在江淮的工作交接情形。李权力之所及都应是潘孟阳此行巡视的对象”[17]。虽然潘孟阳的巡视工作颇不称职，史称其“专事游宴，从仆三百人，多纳贿赂”[18]，于是宪宗在元和元年（806）三月罢除了潘的度支、盐铁转运副使一职，“但朝廷的控制江淮财政的方针已开始落实为具体步骤，这对李锜无疑是个警讯”[19]。

同年四月，盐铁转运使杜佑也向宪宗提出了解职之请，仍举兵部侍郎、度支使、盐铁转运副使李巽自代。[20]而此时，曾被王叔文罢去该职的李锜也在积极采取行动，图谋重新获得该职。史载其“厚赂贵幸，请用韩滉故事领盐铁，又求宣、歙”[21]。李锜搬出了其前任韩滉的故事，让宪宗一时也无法决断，于是便向谋臣李吉甫请教。而李很果断地告诉宪宗：

昔（西川）韦皋蓄财多，故刘辟因以构乱。李锜不臣有萌，若益以盐铁之饶、采石之险，是趣其反也。[22]

宪宗悟，乃以李巽为盐铁使。另一方面，李锜要求担任宣歙观察使的请求也遭到了拒绝。[23]按宣、歙二州是当时有名的殷阜之地、赋税重州。[24]且宣州驻有采石军，是“山河地襟带，军镇国藩维”[25]的军事重地。所谓“京口、采石，俱是要地”[26]，军事地位并不逊于润州。身为浙西节度使的李锜在此时忽然兴起求领宣、歙的企图，或许与此时外界的形势对他已越来越不利有关。

永贞元年十二月，中央曾以刑部郎中杜兼为苏州刺史，据杜兼的墓志记载，杜兼曾任濠州刺史，因在贞元十六年（800）徐州军乱中防淮有功，入为刑部郎中，此时以能官拜苏州刺史。据称：

（杜兼）即辞行，上书曰：“李锜且反，必且奏族臣。”上（指宪宗）固爱其才，书奏，即除吏部郎中，遂为给事中，出为商州刺史、金商防御使。[27]

而在李锜的幕僚中，也早有人对其在浙西的种种行径表示不满。李翱《故东川节度使卢公传》记载卢坦的事迹称：

王纬观察浙西，兼盐铁使，请坦为转运判官。及李锜代，请如初，转殿中侍御史。锜所行多不循法，坦每争之，词深切，听者皆为之惧。累求去不得，凡在锜府七年，官不改。锜恶状滋大，坦虑及难，又非可以力争，遂与裴度、李约、李棱继以罢去。[28]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幕僚中的不少人随后进入了中央，于是李锜在浙西的种种恶行因这批人的入朝而为中央所知晓便不难理解。[29]此时身处浙西的李锜对这些不利于他的言论想必也已有所耳闻，因此想乘新主即位之机主动提出奏请，力图改变当下不太乐观的现状。但李毕竟也不愿放弃在江南的既得利益，于是提出了换任至宣歙担任藩帅的请求。宣歙的军事、经济地位并不逊于浙西，因此对李来说，如果宪宗答应了他的要求，倒也没有太大的损失，反而显示了中央的缺乏威信。而且如果能一并获得盐铁使的职位，昔日的权势显然又近在眼前了。

但李锜的如意算盘显然是打错了，宪宗并没有接受他的请求，因为在对待藩镇的问题上，宪宗与他祖父德宗的行事显然截然不同。宪宗即位伊始，就立即表现出对藩镇的强硬态度。元和元年正月，不满刘辟求领三川的宪宗出兵东川，开始了征讨刘辟的军事行动，并于当年九月取得了平定西川的胜利。同年三月，宪宗还成功平定了夏绥杨惠琳的叛乱。夏、蜀两镇的平定，极大地提高了中央的威信，于是“藩镇惕息，多求入朝”[30]，“锜不自安，亦三请觐”[31]。李锜当时故作姿态，试探中央，也拟请入朝，史载：

（而此时，已任宰臣的李吉甫亦）度李锜必反，劝帝召之，使者三往，以病解，而多持金啖权贵，至为锜游说者。吉甫曰：“锜，庸材，而所蓄乃亡命群盗，非有斗志，讨之必克。”帝意决。[33]

可见李锜虽多结交朝中用事之臣，但却丝毫未得到强硬派宰臣武元衡、李吉甫等人的好感，后者更是一如既往地劝说宪宗讨伐这些不臣的藩镇。元和二年六月十九日，中央诏“停润州丹阳军额”[34]，九月二十五日“诏征锜为左仆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为镇海节度使”[35]，向李锜发出了最后通牒。面对宪宗君臣如此强硬的态度，李锜计蹙而反，终于拉开了他反叛中央的军事帷幕。

二、李锜叛乱中的浙西军队

有关李锜叛乱之初的情况，史料这样记载：

锜署判官王澹为留后。锜无入朝意，称疾迁延不即行。澹及中使数趣之，锜不悦，乘澹视事有所变更者，讽亲兵图澹。因给冬服，锜坐幄中，以挽硬、蕃落自卫，澹与中使入谒，既出，众持刃谩骂，杀澹食之。监军使遣牙将赵琦慰谕，又食之。以兵注中使颈，锜阳惊扈解，乃囚别馆。[36]

李锜署判官王澹为留后本就是不情愿之举，所以当“王澹既掌留务，于军府颇有制置”时，“锜益不平，密谕亲兵使杀之”[37]。从其“密谕”之举来看，李锜应也深知，明目张胆地诛杀其时已掌留务并获中使支持的判官，无论就道义还是体制而言，均有难自解说的地方，遂特意部署其亲兵于“给冬服”之际伺机发难。冬衣的颁发本是直接关系到当镇官健生计利益的举措，故借此机会寻找缘由诛杀王澹，并得借士卒之请实现自己不愿入朝的企图，显然就是李锜“迁延不即行”的绝好理由。而此事中直接发难的“亲兵”固然可能是李锜的亲信士卒，但既然事涉生计利益，李锜此举应也得到过润州城内其他一些官健的支持。[38]

叛乱被挑起后，李锜对其属下的浙西军队作了一系列周密的安排。史载：

蕃落兵，薛颉主之；挽硬兵，李钧主之。又以公孙玠、韩运分总余军……属别将庾伯良兵三千筑石头城，谋据江左。[39]

蕃落兵和挽硬兵是李锜的心腹，此时他们无疑追随主帅李锜坐镇润州。公孙玠、韩运分总的余军，应当是润州当时的“余军”，在亲疏关系上，他们应不及蕃落兵与挽硬兵，至于是李锜额外增设的私兵，还是属于镇海军等的官健，不敢断下结论。另外，李锜遣别将庾伯良领兵三千修筑石头城，同样也是为了加强治所一带的城防设施。总之，李锜对于治所方面的军事安排颇为周全，其主要目的应该是加强对自身及治所润州的保护。

再来看李锜对支州的安排，史载其“室五剑，授管内镇将，令杀五州刺史”[40]。《资治通鉴》的记载则更为详细：

先是，锜选腹心五人为所部五州镇将，姚志安处苏州，李深处常州，赵惟忠处湖州，丘自昌处杭州，高肃处睦州，各有兵数千，伺察刺史动静。至是，锜各使杀其刺史。[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