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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李锜叛乱与动乱期的终结（第2页）

姚志安等将领虽分处浙西管内五州，却并不隶属于当州刺史，而是由节度使李锜委派赴职，其掌管当地军事大权，俨然已成为当州的实权人物。至于由朝廷委派的刺史，主要是文职官员，他们对中央负责，所以李锜会在叛乱伊始就令镇将诛杀五州刺史。况且这些将校“在锜镇实多年，交有素”[42]，可以说是李锜长期培植的将领。

而在拉拢镇内大将的同时，李锜对待支州刺史的态度则截然不同，其“视部中良守不为己用者，诬陷去之”[43]。元和元年担任睦州刺史的李幼清就为李锜所诬而得罪遭贬。[44]史称其获罪时，“天子使御史按问，馆于睦。自门及堂，皆其（指李锜）私卒为卫。天子之卫不得摇手，辞卒致具”[45]，可见李锜对镇内属州军事部署之严、亲信之众。前京兆尹韩皋自贬所量移杭州刺史，也与李锜不协，其于顺宗即位时被征召入京为尚书右丞，后出为鄂岳观察使，依旧为李锜所恶。[46]另据史载，在李锜叛乱时浙西属州的这些刺史就任的时间均不早于永贞元年，而苏州刺史李素的赴任更是距李锜叛乱仅有十二天。[47]这些刺史上任未久即遭李锜叛乱，不仅陷于“刺史不得隶兵马”[48]的尴尬境地，恐怕一时连当州的军事情况都还来不及了解清楚。

因此在叛乱发生时，刺史在州郡所掌握的军队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无法与镇将所领之兵相比。史称：

（及难作，）常州刺史颜防用客李云计，矫制称招讨副使，斩李深，传檄苏、杭、湖、睦，请同进讨。[49]

但后来牛僧孺在记述当时的情形时却说：“颜防用李云驱市人举当，一战败走。”[50]颜防的情况或许还并不十分清晰[51]，但苏州方面的状况则确实极不乐观，史称：

（苏州刺史李素）为姚志安所败，生致于锜，具桎梏钉于船舷，未及京口，会锜败，得免。[52]

又韩愈所作李素墓志亦载：“公将左右与贼战州门，不胜，贼呼入。”[53]在“苏常杭睦四州刺史，或以战败，或被拘执”[54]的情况下，唯湖州刺史辛秘组织起了有效的抵抗，牛僧孺在辛秘神道碑中记载：

唯公以儒雅，贼未急迫。公乃夜起，抚左右曰：“使若等有父母妻子成其家，皆天子恩也。若能随李锜为贼乎？”左右皆泣曰：“唯公命。”乃开罗城门，收湖下子弟，得人数百，公亲以衣衣之，以食食之。烝里掩出，劘垒始呼，大战川东，斩将屠营，值旦悉先歼。[55]

牛僧孺的记述也许有所夸大，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叛乱发生后，无论是湖州刺史辛秘、常州刺史颜防，还是苏州刺史李素，史料均记载他们有“募乡闾子弟”[56]，或是“驱市人”、“殴白徒”[57]作战的举动。也就是说，这些刺史在当时所能统率的官健极少，所以才有临时驱募乡闾子弟或市人之举。而这些数量有限的非职业兵士显然无法与李锜以“高职重贿钩其胆”的“心腹将率壮士”[58]对抗。湖州刺史辛秘之所以能取胜，或如其传中所言“秘以儒者，贼易之”，故赵惟忠所领之兵“未及至”[59]，给了辛秘招募士卒的机会。或其所征虽为乡人，但很可能为团结兵一类受过训练的乡兵，亦具有一定的战斗力[60]，如《册府元龟》所载：

秘密遣牙门将丘知二勒兵数百人，候贼将动，逆战大破之。知二中流矢坠马，起而复战，斩其将，焚其营，一州遂安。[61]

此处之“数百人”可能正为辛秘所募之士。且因提前有所安排与埋伏，并依靠丘知二这样的职业牙校奋力作战，才最终取得胜利。

由此可知，由于李锜早已委派心腹将校镇守五州，他们应李锜而反叛，便形成了与当州刺史的对峙。在两者的对抗中，虽然常、湖二州叛将蹙败，湖州的叛乱军队还立刻被刺史辛秘所击溃，但这并不表示李锜在支州的军事行动全盘皆输。事实上，李锜在支州的军事行动仍然是较占优势的，尤其在兵力方面。因此，若仅靠刺史的有限军队和募兵，是绝不足以抵抗、更不可能粉碎李锜的叛乱的。[62]

李锜叛乱后，除了属别将庾伯良领兵三千修筑石头城、令五州镇将诛杀刺史外，另一项重要的军事举措就是出兵宣歙池。史称：

初，锜以宣州富饶，遣四院随身兵马使张子良、李奉仙、田少卿领兵三千分下宣、歙、池。[63]

宣歙地区的重要性前文已有论述，因此李锜对于出兵该地可能事先有所计划。[64]而他所委派的张子良等人亦非泛泛之辈。此三人中，尤以张子良地位最著、职权最重，而且关于他的事迹史料也有记载（李、田二人由于史料缺乏，对他们的具体情况已无从考知），因此不妨重点来谈一下张子良这个人物。关于张子良在浙西担任的具体职务，各史料记载不尽相同，以表8示之：

表8张子良所任军职名称表

上表所列张子良所担任的具体军职名，关键有二：一曰“镇海军左厢兵马使”，其出处为宪宗的《平李锜德音》；一曰“四院随身兵马使”，其出处为《册府元龟》和《新唐书》。前者是以编制番号来称呼，后者则是以所领兵职任来称呼。较为可信的是前者，一是它出于宪宗诏书中，二是唐代藩军有左右厢军、中军的建制，史料中亦多有左右厢兵马使之称。[65]同时史料也称张子良为润州牙将，又称其兼任牙门百职，由此可见作为牙将担任镇海军左厢兵马使一职的张子良地位并不一般，其是统帅浙西牙军的将领之一。

《册府元龟》与《新唐书》所载张子良“四院随身兵马使”一职名，不见于其他史书，不过从其名称“四院随身”几字上来看，倒是颇值得关注的一个军职。按“院”是牙兵居住的营地，也可称为“牙院”，因此以院名兵的多为牙兵。[66]但牙兵也有层次性，其中也可分为随身的亲军牙兵与普通牙兵。[67]而张子良的“随身”二字，恰恰体现了李锜颇有引张子良为重的意图在内。从上表最后一栏所引《册府元龟》称“牙门百职子良必兼历”的记载来看，很可能张子良除了担任“镇海军左厢兵马使”这一镇海军系统中正式的官方军职外，还担任与节度使李锜私人关系较为密切的“四院随身兵马使”一职。而史料所载的李奉仙、田少卿两人也与张子良同为四院随身兵马使，由此可见，此三将在浙西的地位不同一般。至于其所率军队的驻地，应该不会在五个支州，而应该在治所润州。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张子良等三人虽是李锜的亲任将校，但他们所率军队与李锜所招募的挽硬、蕃落兵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其一，论同李锜的亲疏关系，显然后者更为李锜所亲信。其二，论性质和地位，前者是作为镇海军正规官健的牙军，而后者则是节度使李锜的私兵，原则上来说，后者是不被中央所承认的。其三，论职责，尤其在李锜叛乱中，张子良等人所率的部队主要被李锜用来充当叛乱的马前卒，因此无疑是李锜浙西军队中最具战斗力的部队，而挽硬、蕃落兵则是被李锜留在身边作为自卫用的。

按《资治通鉴》的记载，从李锜杀留后、诛大将，表言军变，到朝廷“制削李锜官爵及属籍。以淮南节度使王锷统诸道兵为招讨处置使，征宣武、义宁、武昌兵并淮南、宣歙兵俱出宣州，江西兵出信州，浙东兵出杭州，以讨之”[68]，时间不足一周，可见在得知李锜叛乱后，中央的行动也颇为迅速。

概括李锜叛乱之初的军事部署情况我们发现，叛乱由李锜挑唆少数亲兵发起，并应得到过其他一些将士的支持。在其后的军事部署中，李锜将最为亲信的私兵留在身边自卫，令长期培植的心腹镇将诛杀各州刺史，并派遣所信赖的牙军将校率领精锐部队进兵宣歙池。不过颇为讽刺的是，在中央调遣征讨李锜的军队还没有采取什么正式行动之前，李锜所派遣的分下宣、歙、池的张子良、李奉仙、田少卿的部队就已经回戈趣城、返攻润州，并在一夕之间擒拿了李锜，平定了叛乱，此举令朝廷都意料不到。

关于张子良等人的倒戈，《旧唐书》载：“三将夙有向顺志，而锜甥裴行立亦思向顺，其密谋多决于行立，乃回戈趣城，执锜于幕，缒而出之，斩于阙下。”[69]《新唐书》的记载则更为详细，使我们对当时的情形能有比较具体的了解，其文曰：

（李锜）遣四院随身兵马使张子良、李奉仙、田少卿领兵三千分下宣、歙、池，锜甥裴行立虽预谋，而欲效顺，故相与约还兵执锜，行立应于内。子良等既行，其夕，谕军中曰：“仆射反矣，精兵四面皆至，常、湖镇将干首通衢，势蹙且败，吾辈徒死，不如转祸希福。”部众大悦，遂回趣城。行立举火，内外合噪，行立攻牙门。锜大惊，左右曰：“城外兵马至。”锜曰：“何人邪？”曰：“张中丞也。”锜怒甚，曰：“门外兵何人也？”曰：“裴侍御也。”锜拊膺曰：“行立亦叛吾邪！”跣足逃于女楼下。李钧引兵三百趋出庭院格斗，行立兵贯出其中，斩钧，传首城下。锜闻之，举族恸哭。子良以监军命晓谕城中逆顺，且呼锜束身还朝，左右以幕缒而出之。锜以仆射召，数日而反状至，下诏削官爵，明日而败，送京师。[70]

按《资治通鉴》的记载，锜甥裴行立亦为牙将。史载其“重然诺，学兵有法”[71]，其家自北魏至唐均有人仕官，亦可称为大族，故与宗室联姻。张子良等人的倒戈与裴行立在润州的呼应密不可分，所谓“其密谋多决于行立”，可见他们的军事行动事先有过一定的计划。他们之所以会回攻李锜，总的来说，是预见到了李锜叛乱失败的必然性。所谓“精兵四面皆至，常、湖镇将干首通衢，势蹙且败”应该是比较正确的时事分析，因此裴、张等浙西将领审时度势，倒戈以叛李锜，并不难理解。

但是，平叛之势得以如此顺利，李锜精心安排的军事计划在一夕之间就宣告失败，且毁于自己的部将手中，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张子良能够在行中谕军士而部众大悦；其后入润州，以监军命晓谕城中逆顺，又如此顺利，除了李锜豢养的挽硬兵外，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可见其在浙西必定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这就是下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三、浙西牙军与张子良的“徐州军”

张子良其人，由于留有元稹所作的碑文，使我们可以对他的生平有比较充分的了解。张子良出生世宦之家，其祖上既有文臣，也有武职者。张子良本人虽以武功出于郭子仪帐下，但其少读经、史、子，因此并不是一般的武夫。其一生功绩颇著，然最重要之二事，诚如元稹所概括的，为“全徐完润”。“完润”即指张子良平定李锜叛乱一事，无须多言，而“全徐”则有必要略作解释。因为张子良的“全徐”一事，直接促成了徐州兵的入驻浙西，从而改变了浙西军队的结构。

（徐州）脱为（淄青）李纳所并，以梗饷路，是失江、淮也。请以（张）建封代之，益与濠、泗二州。夫徐地重而兵劲，若帅又贤，即淄青震矣。[74]

于是在贞元四年（788），中央任命此前平定淮西李希烈有大功的原濠寿庐观察使张建封为徐泗濠节度使，徐州复为雄镇，从此亦不再为淄青所扰。

徐州当时地位甚重，不仅因其境内的埇桥控制汴河航运，而且此时濠州亦隶于徐州。所谓“濠有涡口之险”[75]，当年埇桥为淄青李正己控制时，江南漕运不得不改道异行，其改道途径为经淮水西运，自涡口北上，涡口左近虽仍旧属徐州辖境，但淮水之南则属濠州（濠州非李正己所能轻易染指）。即便如此，在李正己死后，其子李纳还曾与魏博田悦一起以兵驻守涡口，导致“南北漕引皆绝，京师大恐”[76]。

因此，贞元四年张建封担任徐泗濠节度使，其辖区中其实已流经有汴河和淮水两条水路运线，埇桥与涡口并为漕运重地。（参见图5）张建封既以濠寿庐观察使升任徐泗濠节度使，便移军至治所彭城（即徐州），于是便有了将涡口三城授予张子良之举。按《册府元龟》记载，张子良“贞元末为徐州兵马使”[77]，指的就是张子良当时为徐州将，驻守涡口之事。涡口既然亦为漕运重地，其守将张子良自然也就不是一般的人物，从其在“建中中，以骑五百讨希烈于蔡”[78]来看，张子良也是平李希烈的将领之一，其后属张建封，被委派镇守涡口三城，可以说也是张建封知人善任之举。

张建封倾心王朝，其“治徐凡十年，躬于所事，一军大治”[79]。但是贞元十六年张建封死后，徐州军却出现了叛乱。史载：

初，建封卒，判官郑通诚权知留后事，通诚惧军士谋乱，适遇浙西兵迁镇，通诚欲引入州城为援。事泄，三军怒，五六千人斫甲仗库取戈甲，执带环绕衙城，请愔（建封子）为留后，乃杀通诚、杨德宗、大将段伯熊、吉遂、曲澄、张秀等。军众请于朝廷，乞授愔旄节，初不之许，乃割濠、泗二州隶淮南，加（淮南节度使）杜佑同平章事以讨徐州。既而泗州刺史张伾以兵攻埇桥，与徐军接战，伾大败而还。朝廷不获已，乃授愔起复右骁卫将军同正，兼徐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本州团练使，知徐州留后；仍以泗州刺史张伾为泗州留后，濠州刺史杜兼为濠州留后。[80]

直到永贞元年王叔文执政，赐徐州军“武宁”之号，以张愔为节度使。元和元年，张愔被疾，上表请代，以东都留守王绍为武宁军节度，复隶濠、泗二州于徐，“徐军喜复得二州，不敢为乱”[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