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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结语 藩镇时代的意义（第2页）

建中二年（781）二月，复肃宗神座于寝宫。初，宝应中（即广德元年），西戎犯京师，焚建陵之寝，至是始创复焉。

显然，有部分吐蕃军队在此次入侵长安的过程中到过醴泉，并焚毁了那里的建陵。而此事只可能发生在十月九日（戊寅）吐蕃攻入长安前。[18]

有关李怀让葬礼发生时间的这一“怪戾”记述，促使我们对由常衮所作的这份墓志进行重新审视。实际上，墓志所蕴含的“怪戾”气氛倒并不源于葬礼时间本身的异样之处，因为墓志中记录的下葬日期多半是卜筮后的结果，而墓志的撰写也本来就在墓主落葬之前。换言之，计划中的盛大葬礼由于碰巧遭遇了吐蕃的入侵，只能遗憾地告吹。而我们也只能从留存下来的墓志中，再去拟构与想象它本将举行时的盛大场面。其实，我们之所以要重新审读这份墓志，并不是因为葬礼时间的“怪戾”，而是葬礼规格的“怪戾”。纵然李怀让盛大的葬礼可能因吐蕃的入侵而无法按期举行，但他作为勋臣陪葬建陵的名分，却恐怕不应该因为这次意外的事件而轻易抹去。但据《唐会要》卷21《陪陵名位》的记载，陪葬肃宗建陵的只有此后的尚父汾阳王、再造唐室的第一功臣郭子仪一个人，根本没有李怀让。[19]而如果后者确实没有获得陪葬建陵的资格，那么墓志作者如此煞有介事地去杜撰这一事件就将是一件极危险的事情。因为没有哪一个墓志撰写者敢去犯这样的禁忌：为一位没有资格陪葬皇陵的大臣杜撰陪葬一事。

其实，我们不用去猜测墓志作者常衮何以要冒如此大的政治风险去杜撰李怀让“特陪元斗”之事。事实上，常衮的写作根本不存在风险，因为《李怀让墓志》本来就不是常衮因与李氏有私交而为其撰写的。志文最后的“史臣奉诏，谨而志之”数字，让我们知道了这是一篇常衮受代宗之命而执笔为肃宗朝功臣所作的墓志。至于墓志中的“怪戾”之处，其实也还不止上述关于李怀让葬礼的这些。甚至李怀让的死亡时间（或许还有地点）也是错误的。源于《实录》的《旧唐书·代宗纪》就明确记载，李怀让死亡的时间根本不是九月三日，而是六月二十二日（甲午）左右，也就是李怀让“入省”后的十数天。至于李怀让死亡的原因，旧纪也一并给出了记录：“同华节度使李怀让自杀，为程元振所构。”

我想，当我们终于读到这样一段关于李怀让之死令人唏嘘不止的文字时，我们或许已经意识到，常衮所作墓志中关于怀让死亡甚至下葬时间、地点的错误，关于其丧葬规格和气氛的杜撰及烘托，应该都不是无意为之的结果。而很可能正是为了要掩饰李怀让的“自杀”或其“自杀”的原因，并且，似乎也隐藏着一种意欲回护某位宫廷人物的目的。

三、伪作的意图

墓志想要袒护的那位宫廷人物，当然有可能就是当时的权宦、代宗的宠臣，也就是旧纪中说的迫使怀让自杀的程元振。不过，也可能有另外一种假设，就是墓志意欲回护的人物其实不是，或者说不完全是程元振，而是元振背后的代宗。其实，旧纪所谓“自杀”，真正的含义很可能是“赐死”，这是唐代君主意欲诛杀臣下，却又找不到诛杀理由时惯会使用的一种伎俩。而志文最后“君臣之义，厚莫重焉”几个字也许也不光是要凸显李怀让与曾经的肃宗之间的君臣之义，而更可能是暗示着现在的代宗对李氏的君主之义。至于这“君主之义”所含的究竟是代宗的愧疚之情，还是自负的虚情假意，这就恐怕只有代宗自己知道了。

而关于李怀让“自杀”的原因，即其是不是因为可能存在的曾经与李辅国之间的关系而为程元振“所构”，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应该是肯定的，就是李怀让的“自杀”必然会对帝国的上层造成负面影响，以至于代宗不得不通过伪造墓志的方式来对李怀让的死亡真相进行掩饰，并且极力渲染其对这位勋臣的“君臣之义”。而我推测，代宗此举的目的，很可能是因为怀让之死确实已经对其他一些勋臣造成了震撼，并且，代宗本人也正深陷于一种因得不到这些元勋支持而导致的困境之中，以至于他不得不通过对李怀让及自身形象的再创造来重新挽回朝廷在这些佐命元勋心目中的形象，并再次赢得他们的信任。而代宗所遭遇的困境就是在吐蕃入侵之时，像李光弼这样的平叛功臣不愿护驾。

关于其时李光弼等人不愿护驾的具体原因，《资治通鉴》的叙述道出了一部分真相，即：

骠骑大将军、判元帅行军司马程元振专权自恣，人畏之甚于李辅国。诸将有大功者，元振皆忌疾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时奏，致上狼狈出幸。上发诏征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20]

据传世文献记载，代宗初年为程元振“忌疾”的“诸将有大功者”至少有以下几位，除了在吐蕃入寇之际不愿入关的河南副元帅李光弼，与光弼并称的佐命大臣郭子仪，身为元勋的宰臣裴冕，可能为元振构陷而“自杀”的李怀让，还有一位则是在广德元年初入朝谢罪而为程元振等所陷、最后为代宗赐死的平叛名将——山南东道节度使来瑱。而对程元振这样一位基于代宗宠信而“中外咸切齿”却又“莫敢发言”[21]的权宦，只有到了吐蕃入侵、代宗幸陕之际，像太常博士柳伉这样的大臣才敢上疏称：

犬戎犯关度（渡）陇，不血刃而入京师，劫宫闱，焚陵寝，武士无一人力战者，此将帅叛陛下也。陛下疏元功，委近习，日引月长，以成大祸，群臣在廷，无一人犯颜回虑者，此公卿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诸道兵，尽四十日，无只轮入关，此四方叛陛下也。[22]

并且也只有在这样的局势下，代宗才不得不在十一月“削元振官爵，放归田里”[23]。

这样看来，李怀让墓志的撰写时间很可能就是代宗在广德元年底返驾长安后不久。在总算逃过一劫后，代宗需要立即采取措施修复他与功臣之间的关系。而为李怀让撰写墓志就是这些修复措施中的一项。至于墓志的作者常衮，其时正担任翰林学士、知制诰[24]，因此由其来撰写墓志当然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情。而我也怀疑，之所以选择将李怀让下葬的时间放在十月四日，很可能就是想要故意利用吐蕃焚毁建陵一事。既凸显了怀让“勋臣”的地位，也是为其不明不白的死亡，以及根本不可能陪葬建陵的事实寻找一块天然的掩饰牌。而将一场根本不可能举行的葬礼，与规模隆重的两汉大臣孔光、邓宏（弘）的葬礼相提并论[25]，其中掩人耳目的用意也是不难体察的。

而到了《实录》编撰的时代，如果李怀让确是曾因程元振的谗毁而“自杀”的话，那么彼时的史臣应该已经不会像常衮时代那样，对这位虽在广德元年十一月被代宗削夺官爵、放归田里，但其后因代宗感念程氏当年拥立自己即位的旧功（当然还应该包括认真贯彻代宗抑制元勋意图），复令其于江陵安置的宦官再有任何忌讳。这也是我们得从旧纪中一定程度地了解怀让死亡真相及其促成者的原因。当然，如果在李怀让“自杀”事件中，代宗所负责任更大的话（实际情况可能也确是如此），那么到《实录》编撰的时代，由于当事人的全部离世，史臣将促使怀让自杀的罪名扣在程元振头上，既部分地还了怀让的清白，也保住了代宗的名声，也许比起墓志，这倒是更障人耳目的一种方法。[26]

四、宦官与同华

讽刺的是，无论是程元振还是代宗，其实都没有在李怀让“自杀”事件中获得什么收益。而真正渔翁得利的，是在吐蕃入侵之际正于陕州督掌神策军及在陕诸军，同时也是肃、代之际外军系统中权势最显赫的一位宦官——鱼朝恩。代宗一行于十月七日逃离长安，次日（丁丑）至华州，并在那里遇到了前来护驾的鱼朝恩，这就是《旧唐书·鱼朝恩传》说的：

代宗幸陕……比至华阴（华州属县），朝恩大军遽至迎奉。[27]

十月十二日（辛巳），代宗在鱼朝恩的陪护下最终来到陕州。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当时华州方面的统帅还是李怀让的话，那么此后护驾的首功或许就不会记在鱼朝恩头上了。而后者也得借李怀让死后同华节度一职暂时空缺的机会，在十月底吐蕃刚退出长安时，便顺理成章地将自己的部将周智光推上了这一位置。同时鱼朝恩也凭借此次护驾的契机，在广德元年底代宗还京后，成功取代程元振成为代宗初年的第三位唐廷首宦。这样看来，李怀让“不当其时”的“自杀”，不免有“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意味。

而审视同华节帅变更的这段公案，也使我们得以睹见肃、代之际宦官势力对于同华一镇的影响。在安史之乱至唐僖宗时代之前的一百余年历史中，以华州为治所设立的节镇（镇国军节度使）只存在于肃、代、德三朝。[28]而同、华合镇的时间则更短，且只产生过李怀让和周智光两任节帅。到大历二年（767）代宗平定周智光的叛乱后，同州和华州就正式分镇了。而我们本文所谈论的同华初代节帅李怀让，他的任命、死亡、后继者就分别与肃、代之际的三任权宦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有点关系。

如果要说肃、代之际宦官对同华一镇的影响，那么其时与程元振、鱼朝恩并称的另一大宦官骆奉先也不得不提上一句。骆奉先的地位可能略低于鱼朝恩，但他同样是肃、代之际外军系统中权势最显赫的宦官之一，而他所监督的军队就是仆固怀恩所领的朔方军。史料显示，仆固怀恩在广德、永泰之际的“叛乱”也和骆奉先有一定的关系。史称在仆固怀恩事平后：

擢奉先军容使，掌畿内兵，权焰炽然。永泰初，以吐蕃数惊京师，始城鄠，以奉先为使……累封江国公，监凤翔军，大历末卒。[29]

这一关于骆奉先生平的简略叙述，无法让我们对他和鱼朝恩之间的关系有更深入的了解。总的来看，骆、鱼二人之间似乎并没有什么矛盾可言，当鱼朝恩在广德元年底和代宗一起还京，并且不久后因将神策军培养成位在北军之上的禁军主力，从而成为宫廷首宦后，骆奉先可能更多的是在京西北担任监军。[30]

骆奉先对同华一镇也有影响，因为他的养子骆元光（即李元谅）其时就担任着地位仅次于镇国军节度使（即同华节度使）的副使一职[31]，而且他的驻地正在重要的潼关，并且领军屯驻潼关长达十余年。骆元光显达于唐代的政治舞台，当然得益其在德宗初年“奉天之难”中的表现，他的赐姓李氏、改名元谅，并被任命为华州一地在唐代中后期第三位也是最后一位节度使（其时镇国军节度使只领华州一州）也由此而来。当然，骆元光作为骆奉先养子驻守潼关长达十余年，这一事件本身可能未必能说明后者对潼关的影响，而且史料也称，实际署奏元光担任镇国军副使的还是当时的节度使李怀让。[32]但我想指出的是，同李怀让一样，骆元光也是以“宿卫”身份出镇华州的。[33]我们知道，肃、代之际的三任权宦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甚至包括骆奉先，他们之所以能左右宫廷及京畿局势的秘密，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他们都执掌着禁军。[34]而华州的高级将领又多出于禁军系统。[35]换言之，同华地区得因宦官、禁军这些要素大大强化了其与京畿的联系，也强化了其被京畿控制的程度。于是，正因为同华地区与京畿之间的这层地缘与亲缘关系，虽然在长安，权宦的人选在不断地变更，但不变的是，宦官势力对同华的渗透，本质上都意味着立国关中的唐帝国，对其政权中心渭河谷地的重视和谨慎。我想，这才是我通过对《李怀让墓志》及相关问题的考察真正想阐述的命题。[36]

[1]《资治通鉴》卷222“宝应元年建巳月”条。

[2]《旧唐书》卷184《宦官·程元振传》。

[3]《全唐文》卷419。

[4]《册府元龟》卷131《帝王部·延赏第二》。

[5]有关论诚节事，参见《全唐文》卷479吕元膺《骠骑大将军论公（惟贤）神道碑铭并序》。关于论氏家族的事迹，亦可参见正文中的相关论述。有关钳耳大福事，可参见《旧唐书·哥舒翰传》和《新唐书·哥舒翰传》。

[6]《旧唐书》卷10《肃宗纪》载：“癸亥（十九日），上自凤翔还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