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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派系危机与空间的崩溃02（第1页）

第二节派系危机与空间的崩溃02

但我们知道，刘德信的这支军队并没有帮助解除“襄城之围”，相反，它与哥舒曜、李勉的联军在随后大败于李希烈之手，只能退守汝州。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德宗在九月底无奈地诏发关中唯一一支没有被调动的军队奔赴前线，这就是泾原的四镇北庭兵。德宗最后才征发泾原兵，当然是知道这支军队向来不太稳定也不叫人放心。果然，十月的时候就发生了著名的“泾师之变”，将德宗逼离了长安。而李希烈的攻破襄城，也在十月，就在“泾师之变”后不久。墓志所说的“戎帅苍皇自拔”就是指哥舒曜“弃襄城奔洛阳”[132]一事。

至此，我们可以将德宗初年朝藩战争时期关中军队的调遣情况通过表2展示出来：

表2德宗初年朝藩战争时期关中军队调遣表

续表

（二）幽陇兵叛乱的问题

现在我们所要讨论的是这样几个问题，首先我们将要考察哥舒曜军队逃往洛阳后的情形。据《陈利贞墓志》后段称：

戎帅苍皇自拔，乱不能遏。叛将庭芝谋害之者数四，阴为之制，使不得发。俄而朱泚以关中僭逆，凡幽蓟河陇之卒尝隶于泚，千里之外应之。公与庭芝所统，皆泚之旧也，庭芝果以其众作乱。公之麾下亦带甲而从之，中宵难作，公仗剑当辕门而立，呼曰：“如有过此门者，当杀我而后过。”由是其众定，而庭芝逸。[133]

据此记载看，哥舒曜麾下的士卒在由襄城逃往洛阳后（或逃往洛阳时）发生了叛乱，叛乱的主谋墓志称为“庭芝”，而叛乱的部众是庭芝与陈利贞统率的幽陇兵。

墓志所称的“庭芝”，当为两唐书《朱泚传》中的“张廷芝”。关于后者的叛乱，《旧唐书·朱泚传》载：

凤翔、泾原（系衍文）大将张廷芝、段诚谏以溃卒三千余自襄城而至（京）。[134]

旧传显示，张廷芝叛乱的时间并非如《陈利贞墓志》所云，是军队由襄城逃往洛阳后（或逃往洛阳时），而就是在襄城。在张廷芝于襄城叛乱后，他便与另一将领段诚谏率领在河南叛乱不成的“溃卒三千”逃还了关中，投靠了长安的原幽州军统帅朱泚。

不过关于此事，《奉天录》和《资治通鉴》的记载却与两唐书《朱泚传》有所不同。《奉天录》卷一的记载是：

朱泚既纳源休僭伪之说，又得幽陇三千人与哥舒曜。救援者行至渑池县（河南府属县），闻朱泚僭伪，返旆投泚。泚自谓众望所集，于是以源休为京兆尹，判度支李忠臣为皇城留后。

这里的“幽陇三千人”当然就是上文的“溃卒三千余”，而且确如《奉天录》所显示的，他们正来自哥舒曜处。但是《奉天录》后半句“救援者行至渑池县，闻朱泚僭伪，返旆投泚”的记载却着实让人奇怪。既然三千幽陇兵是由襄城的哥舒曜处逃归长安的，怎么又会有“救援者行至渑池县”的说法呢？按渑池是河南府的属县，且位于河南府与西面的陕州交接处，而襄城则是河南府东南面的汝州属县。这河南府一西一东的两地相距颇远，如此来说的话，若“幽陇三千人”是得自襄城的哥舒曜处，那么他们与所谓“救援者”就必然不是同一批人。

事实上，《资治通鉴》就是将其视为两批人处理的。《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十月庚戌（六日）”条载：

凤翔、泾原（系衍文）将张廷芝、段诚谏将数千人救襄城，未出潼关，闻朱泚据长安，杀其大将陇右兵马使戴兰，溃归于泚。泚于是自谓众心所归，反谋遂定，以源休为京兆尹、判度支，李忠臣为皇城使。

同卷“十月丁巳（十三日）”条又载：

幽州兵救襄城者闻泚反，突入潼关，归泚于奉天，普润戍卒亦归之，有众数万。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我们很容易发现，首先，《资治通鉴》庚戌条关于幽陇溃兵的统帅为张廷芝和段诚谏两人的记载，明显是承袭自两唐书《朱泚传》，但其关于这支军队逃归过程的记载却与《朱泚传》完全相反。而参照《陈利贞墓志》，则《资治通鉴》所谓张廷芝“将数千人救襄城，未出潼关，闻朱泚据长安……溃归于泚”的记载显然是错误的。其次，尽管《资治通鉴》采纳了《奉天录》关于有两批不同的幽陇兵逃归关中的看法，但其编撰两事的时空关系要远比《奉天录》来得清晰。

既然《资治通鉴》的文本依据是《朱泚传》和《奉天录》[135]，那么为什么《资治通鉴》要对其进行截然相反的改写？既然《资治通鉴》有关陈利贞的记述是错误的，那么我们是否就可以完全否定《资治通鉴》的撰述？《资治通鉴》的这两条记载是否就像黄永年先生所认为的那样，是将“溃归于泚”一事错成了两起。[136]《朱泚传》的记载是否就可信？《奉天录》中关于幽陇兵逃归事件模棱两可的记载，其真相究竟如何？

我想，要揭示出幽陇兵溃归朱泚的真相，并解答上述的种种困惑，唯一的方法或许是从并非作为《资治通鉴》史料来源的其他史料入手。幸运的是，有关时任华阴尉李夷简的史料，就为我们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些重要线索。《册府元龟·令长部·明察》705：

李夷简建中末为华阴尉。德宗发豳（幽）陇戴兰、段成（诚）谏等数将兵东讨李希烈，逦迤进发，相次出关。朱泚既僭位，乃使以伪诏追令，却回至华阴县。夷简见泚使非常人也，言于知驿官李翼，令捕斩之。翼初未许，夷简再三言，乃令追及于潼关，即泚所使腹心刘忠孝赍书牒也。遂与关使骆元光立杀之，故泚所召兵不得时入关，骆元光得以整齐师旅，华州竟免陷贼。

又《新唐书·李夷简传》：

德宗幸奉天，朱泚外示迎天子，遣使东出关至华（笔者按：疑为东出华至关），候吏李翼不敢问。夷简谓曰：“泚必反。向发幽、陇兵五千救襄城，乃贼旧部，是将追还耳。上越在外，召天下兵未至，若凶狡还西，助泚送死，危祸也。请验之。”翼驰及潼关，东得召符，白于关大将骆元光，乃斩贼使，收伪符，献行在。诏即拜元光华州刺史。元光掠功，故无知者。

又《新唐书·李元谅传》：

先是，诏发豳（幽）、陇兵东讨李希烈。师方出关，泚使刘忠孝召还；至华阴，华阴尉李夷简说驿官捕之，追及关，（李）元谅（即骆元光）斩以徇，所召兵不得入，由是华州独完。

结合上述有关李夷简的史料，我们推测，当时逃归朱泚的幽陇兵确切地说应该有两批。十月六日左右逃归长安的是由戴兰、段诚谏率领的人马。李夷简的史料所记录的就是这批人马的情况。如果《新唐书·李夷简传》的记载正确，那么这批幽陇兵的人数当在五千。[137]从上述记载看，这批幽陇兵东行的目的与张廷芝部一样，也是为了救援襄城。我们知道，在哥舒曜、刘德信、李勉三帅于襄城大败于李希烈后，德宗不得不为之发五千泾原兵。在上文中，我们曾认为泾原兵是德宗征调的最后一批关中军队。不过在这里，史料隐约告诉我们，德宗很可能在征发泾原兵的同时或稍前，还征发过一支来自凤翔的幽陇兵。泾原兵在途经长安时发生哗变，拥立前凤翔统帅朱泚为主。而这支幽陇兵却已经顺利东行，并出了潼关。就在此时，朱泚派遣其心腹刘忠孝诏追这支幽陇兵回关，但已行至华州属县华阴的刘忠孝却被华阴县尉李夷简、驿官李翼、潼关关使骆元光成功截获，所以刘忠孝并没有出潼关（潼关位于华阴县东）。《资治通鉴》十月六日条是误把刘忠孝未出潼关错成了段诚谏部未出潼关。事实上，后者不仅出了潼关，并且如《奉天录》所显示的，已经过了陕州到了河南府的渑池县。不过，渑池或许是这支军队东行的最后一站，因为很可能也就在这里，这支军队听说了朱泚为泾原兵推戴的消息，并开始返回长安。在返回长安的过程中，这支幽陇军内部又发生了一起事件，这就是《资治通鉴》十月六日条说的“杀其大将陇右兵马使戴兰”。幽陇兵之所以要杀戴兰，很可能是因为后者与襄城的陈利贞一样，既不属于幽州系，也反对他们逃归朱泚。

我们知道，朱泚为泾原兵所推任并不是事先预计好的行为。而从《奉天录》《资治通鉴》等记载看，在德宗因泾原兵哗变出逃奉天、朱泚为泾原兵推任（事在十月四日）后，对于迎驾还是自立，朱泚一开始并没有下定明确的决心。即使在源休劝朱泚僭伪后，《奉天录》仍称：“泚甚悦之，犹尚未决。”[138]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朱泚在几天后最终下决心僭伪呢？《奉天录》卷一的这条“朱泚既纳源休僭伪之说，又得幽陇三千人与哥舒曜。救援者行至渑池县，闻朱泚僭伪，返旆投泚。泚自谓众望所集，于是以源休为京兆尹，判度支李忠臣为皇城留后”的记载，暗示了正是得因于幽陇兵的回师相助，才促使原本“犹尚未决”的朱泚最终下定僭伪的决心。但此时回师相助朱泚的幽陇兵，只是此前刚刚离开长安、正在赶赴襄城途中的戴兰、段诚谏部众，并不包括早已在襄城作战的张廷芝、陈利贞部众。

我们知道，朱泚是“失权废居”[139]的前幽陇统帅，虽然其因“昔在泾有恩”[140]的缘故，被当时群龙无首的泾原兵推戴为主，但对于前者来说，泾原兵毕竟不是他的嫡系。而且正如黄永年先生所指出的，当时除了泾原兵外，围绕在朱泚身边的“不是手无寸铁的朝官，就是久已失去兵柄的光杆军人，并不能给朱泚补充什么实力”，所以这也正是为什么朱泚在此时急于罗致党羽，尤其首先要罗致其时亦废权在京的前泾原统帅段秀实的原因。[141]这样来说，我们也就同样可以想见，为什么直到获得本系的数千幽陇兵支持后，朱泚才最终觉得是“众望所集”，并随即以“奉迎乘舆”[142]为名，“遣其将韩旻领马步三千疾趋奉天”[143]谋袭德宗（事在十月六日或七日），并于八日正式称帝，放心大胆地反叛唐廷了。因此，上引《册府元龟·令长部·明察》称朱泚在僭位后，才“使以伪诏追令”的时间顺序并不正确。不过，史料关于朱泚欲追还旧部的记述倒是可信的。也就是说，朱泚的“犹尚未决”可能并不是在犹豫是否该僭伪，而是在观察和等待他的嫡系幽陇兵的动向。而对于幽陇兵来说，它的回归不是朱泚僭伪后锦上添花的一笔，相反，正是促成后者僭伪的关键砝码。

到了十月十三日左右，也就是朱泚自称大秦皇帝的数天后，他又得到了第二批幽陇兵的支持，这就是由张廷芝从襄城带来的幽陇士卒。据《陈利贞墓志》记载，哥舒曜麾下的张廷芝部与同属前者的陈利贞部（也就是《资治通鉴》十月十三日条所说的“普润戍卒”）在河南发动了叛乱。虽然墓志称张、陈所率领的幽陇兵叛乱很快就被陈利贞平定了下来，但“庭芝逸”三字还是显示了张廷芝在乱后逃离了河南。至于他逃离时是否带走了叛乱的幽陇兵，带走的幽陇兵人数多少，我们已经无法知道了。[144]但可能不至于像《资治通鉴》描述的“有众数万”，两唐书《朱泚传》或《奉天录》卷一所说的“三千”也许是更为可信的数字。[145]

从墓志所谓“俄而朱泚以关中僭逆，凡幽蓟河陇之卒尝隶于泚，千里之外应之”与《资治通鉴》十月十三日条所谓“幽州兵救襄城者闻泚反，突入潼关，归泚于奉天”的记载看，河南的幽陇兵应该是在得知朱泚僭位的消息后才在河南发动叛乱，并企图逃回关中投奔原主的。诚然，朱泚的僭位应该是引发襄城部众逃归的导火线，但是，我们也不要忽视了墓志此前的一句话：“戎帅（指哥舒曜）苍皇自拔，乱不能遏。叛将庭芝谋害之者数四，（陈利贞）阴为之制，使不得发。”尽管现存史料没有提供任何有关张廷芝欲数度谋害哥舒曜的记录，因此墓志的这条记载很可能只是墓志作者为凸显陈利贞功绩而对张廷芝所作的欲加之罪。但它也可能正表明，作为朱泚嫡系的幽陇兵，它与禁军统帅哥舒曜之间确实存在着严重矛盾。而这种矛盾又很可能在幽陇兵得知朱泚僭位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至于两者矛盾的原因，虽然史料没有明载，不过我们从《新唐书·哥舒曜传》的下述记载中或许还可以找出一些线索：

襄城陷，曜走洛阳。会母丧，夺为东都畿、汝节度使。迁河南尹。曜拙于统御，而锐杀戮，士畏而不怀。贞元元年，部将叛，夜焚河南门，曜挺身免。帝以汴州刺史薛珏代之，召入为鸿胪卿。

哥舒曜在建中四年十月九日由襄城逃往洛阳后不久，就被免去了“东都畿、汝节度使”一职。不过德宗在当时并没有另行任命他人担任该职，而且哥舒曜在被罢免是职后，又被任命为“河南尹”，也就是说，其与部众仍旧驻扎在洛阳。直到贞元元年其部众发生叛乱，德宗才正式征调其入朝，同时“以工部尚书贾耽兼御史大夫、东都留守、都畿汝州防御使，以汴州刺史薛珏为河南尹”[146]。从上述史料看，哥舒曜并不是一个得军心的统帅。而且如果说张廷芝的幽陇兵在建中四年的叛乱是哥舒曜所部的第一次叛乱的话，那么贞元元年的这次“部将叛”就应该是哥舒曜所部的第二次叛乱了。而倘若在此前的叛乱中，哥舒曜尚因得到陈利贞等的协助逃过数劫的话，那么贞元元年在洛阳，他唯有“挺身以免”的一条出路了。[147]这样说来，在建中四年的张廷芝事件中，哥舒曜的“拙于统御，而锐杀戮”是不是也可能成为一部分诱因呢？

如果沿着这一思路继续考察史料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哥舒曜军队中存在的问题其实还不少。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已经注意到，在所有这些被德宗派遣出去的关中军队中，哥舒曜率领的这支行营军队的构成是最复杂的。它其实是由屯驻在关中不同地区的禁军，并夹杂着外系藩镇军共同构成，而它的统帅“左龙武大将军”哥舒曜也是临时被德宗任命指挥这支军队的。所以陆贽在不久后会向德宗提出警告说，哥舒曜是“以乌合之众，捍襄野豺狼之群”[148]。这样的杂牌军较其他整齐划一的军队显然更可能出现不稳定的情况。

此外，虽然《奉天录》一书关于此军的论述有限，然而在为数不多的两处记载中都提到了以下这一问题：

时哥舒曜孤军无援，粮储不继。贼得其便，重围数周，甲士日惟半菽，马淘墙皮而刍焉。潜表请济师。

初，公（指哥舒曜）驻军于襄城也，希烈莫不慑惧焉，有枝梧之象……但国军多故，粮尽援绝，三将败绩于薛店，城中战士中矢者十有八九焉。城外凶众中，飞矢抛木者，壕堑俱满。公坚守孤城，粮竭于内，援绝于外，军志曰：“设有金城汤池，带甲百万，无粟者不可守也。”公遂拔城而遁焉。[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