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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派系危机与空间的崩溃02（第2页）

所以正如《资治通鉴》所说的：“哥舒曜食尽，弃襄城奔洛阳。李希烈陷襄城。”[150]襄城其实不是被李希烈攻破的，而是哥舒曜食尽粮绝主动放弃的，而后者逃奔洛阳的主要目的就是食粮。

以上的分析为我们重新检视建中四年十月的张廷芝逃归事件提供了一个可资参考的背景。尽管引发襄城幽陇兵叛乱的导火线应该是其众“闻泚反”而欲“归泚于长安”，但军队的作战失利、主将的为帅不仁，尤其是粮饷的耗竭却都可能对幽陇兵的叛乱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而且如果像《陈利贞墓志》所说的，幽陇兵果真想要谋害哥舒曜的话，后述的几个理由或许对解释其谋害动机更具说服力。德宗的谋士陆贽在不久后所作的《兴元论请优奖曲环所领将士状》，为我们上述的分析提供了进一步的依据。状文称：

曲环所领一军，悉是朱泚部曲，或顷在凤翔所管，或本从河朔同来，后因汴、宋用兵，权抽赴彼应援，所以行营将士，犹举幽、陇为名，今之元凶，乃其旧帅。岐下则楚琳助乱，蓟门则朱滔党奸，独此偏师，漂然河上，其营幕则寄于他土，其家属则陷于匪人。又属汴路奸（艰）虞，浚城陷覆，粮饷屡绝，资装久殚，士卒常情，固难安处。是宜溃归旧管，否则散适乐郊……愿陛下不以常人遇之，不以常事遣之。方今势可相资，唯有江左完实，恐须密敕韩滉，切令赡恤此军，器甲衣粮，咸使周足。因赐刘洽手诏，亦委加意保持，若得自存，必有成绩。

陆贽的这篇状文是在得到曲环因其军“穷匮转甚”而“告急朝廷”的奏章后，向德宗递呈的。状文明确指出了，“粮饷屡绝，资装久殚”是士卒“溃归旧管”的一个重要诱因。或许陆贽的此番言论已暗示了与曲环部众同出一系的襄城士卒，当时就是因为军资出现问题而发生叛乱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曲环的上奏有借此前的幽陇兵叛乱来为己军谋福利的用意，但一则资粮紧缺确是当时勤王军队普遍存在的问题；二则曲环奏章中的“穷匮转甚”即便只是一个借口，也必然有其成为借口的事实依据；三则，若器甲衣粮不是大问题的话，在曲环上奏后，陆贽也不会有复上状文之举，并急谏德宗要“密敕（两浙观察使）韩滉，切令赡恤此军，器甲衣粮，咸使周足”。

分析至此，我想我们可以解答上文提出的一些问题了。尽管《资治通鉴》关于幽陇兵“溃归于泚”的记载也存在一些错误，但大体而言，它的撰述仍是最完备和可信的。[151]在建中四年十月三日“泾师之变”发生后，先后有两批幽陇兵逃归朱泚。十月六日左右逃归长安的段诚谏部众对促成朱泚反唐起了关键的作用。而十三日左右来到关中的张廷芝部众则再一次为朱泚攻打奉天注入了强有力的兵源。[152]这正是为什么本已丧失兵权、身边亦无嫡系军队支持的朱泚，不仅能够在短短几天内就对奉天的唐廷展开几乎是致命的打击，还有余力派其部下仇敬忠、李日月、何望之等人四处出击，试图控扼蓝田关、潼关等京东关隘的原因。[153]

综上，我想我们可以对德宗朝前期的关中政治走向，以及“奉天之难”发生的原委等问题进行一下总结了。我的结论有三点：第一，从关中军队的构成情况，及其在“四镇之乱”中的调遣顺序来看，以神策军为主的禁军的崛起，已经成为德宗朝初期关中军事发展的一个显著动向。经过代宗一朝逐渐发展壮大的神策军，到德宗初年正式成为帝国应对内外危机的首要支柱，并且成功取代了朔方军成为唐廷新的嫡系部队。朔方军虽然丧失了它的嫡系位置，但鉴于其实力与传统地位，仍不失为关中三大派系中最受德宗重视的一支力量。而神策将领与凤翔的幽陇军队之间微妙的统属关系，则显示了我们在上文中多次提及的凤翔一镇军事结构多元化的特质。凤翔也因此成为仅次于朔方的可以为德宗所利用的外系力量。至于泾原，则是关中三大派系中最不为德宗所信任的，所以也是最晚派往关东的。当然，这支最不为德宗信任的泾原军果然在此后发生了变乱，并将德宗赶出了长安。

第二，在“奉天之难”中，向来的研究多集中在“泾师之变”与“李怀光叛乱”两事上。我们的研究却指出，在这两起事件之间，其实还发生过两起“幽陇兵叛乱”的事件。尽管后者的发生地可能都在河南，但它的影响却在关中。正是由于幽陇兵的逃归，最终促使了朱泚的僭伪。因此，朱泚的僭伪是泾原的四镇北庭兵与凤翔的幽陇兵合力促成的结果。有趣的是，这三起叛乱的发动者分别来自关中的三大派系。“泾师之变”是由泾原的四镇北庭兵挑起的，“幽陇兵叛乱”则是由凤翔的幽陇兵挑起的，至于李怀光事件，则是来自邠宁的朔方军集团的一次“叛乱”。

第三，黄永年先生的论述已经指出，“泾师之变”与“李怀光叛乱”的原因主要是唐廷对于外系藩镇的不信任。[154]至于这种不信任的表征，既体现在德宗对于泾原与朔方两镇元老重臣的罢职，也体现在唐廷对于外系藩镇的犒赏不济或禀赐不均。[155]京西北地区差强人意的经济环境，以及“四镇之乱”爆发后关中的财政困窘，当然是导致上述犒赏不济或禀赐不均的最终根源。但在这种局面下，唐廷首先想到的是保证它的嫡系神策军的军饷供应，而不太在意外镇的生存状况。而这些外镇，又恰恰曾是安史之乱时代唐廷的股肱。这种际遇落差难免会使外镇将士的心理产生波动，并最终诱发其做出不利于唐廷的过激行为。

至于“幽陇兵的叛乱”，其实也导源于唐廷对于外系藩镇的不信任这一点。幽陇兵的首领朱泚在建中三年因失去德宗信任而被罢免兵权。他的“失意”无论对于德宗君臣、泾原兵[156]、幽陇兵，还是朱泚本人来说都是心知肚明的。[157]所以朱泚的僭伪与这层心理因素应该有关。而赴援襄城的幽陇士卒，其叛乱动机虽未必与泾原、朔方两军完全相似，但得不到禁军将领哥舒曜的善待，以及更为严重的粮饷耗竭因素，也可能在促成襄城的幽陇兵叛乱中扮演重要角色。如此来看的话，这三起叛乱背后的原委，以及所反映出的关中政治、经济的矛盾或许具有一致性，并且都可以找到其历史根源。

（三）德宗出幸奉天后关中军队的新动向

得泾原与凤翔两军的支持，朱泚随即向奉天的行在发起攻击。我们现在所要考察的是德宗逃往奉天后关中军队的新动向。史称德宗仓促巡幸奉天，所带部卒极为有限：

上料近藩兵马可以赴难者，颁下手诏谕之，皆如期至。[158]

最先赶来的是邠宁留后兵马使韩游瓌与庆州刺史论惟明，他们约带了三千人马在十月十二、三日左右赶到奉天。[159]不久后，灵盐节度留后杜希全、盐州刺史戴休颜、夏州刺史时常春，会同鄜坊节度李建徽也率兵奔赴奉天。不过他们在由邠州去往奉天的漠谷道中遭到朱泚部众的伏击，不得不暂时退还邠州。[160]

对于唐廷来说，由于为应付两河叛镇，关中的精锐部队已经全部抽空，且其时凤翔已站在朱泚一边，留守泾州的泾原军实力有限，唯有在军资上提供唐廷支持，因此唐廷所能依仗的，除了为数有限的行营人马，只有邠宁留后、灵盐以及鄜坊三镇的军队。然而这三者都是朔方军的别支，力量不强，在与朱泚的对抗中始终未占上风。这也正是四十余日的奉天保卫战之所以激烈的原因。

奉天之围的最终解除，仰赖的是李怀光所率朔方军主力的及时回归。李怀光于十一月中旬回军泾阳（京畿属县），并败朱泚于醴泉（京畿属县），迫使后者不得不抽兵却收长安，所以时议以为：“怀光复三日不至，则（奉天）城不守矣。”[161]

作为“功无与议”的解围奉天第一功臣，李怀光因无法得到唐廷的信任，在随后带领朔方军发动了变乱，迫使德宗再迁梁州。值得注意的是，邠宁留后、灵盐、鄜坊虽然都是曾属朔方军系统的势力，但在此后的“李怀光叛乱”中，他们却都没有参与到朔方军主力的这起叛乱里。即使在邠宁和灵盐一方曾有过短暂的徘徊和骚乱，但很快就都被支持唐廷的将领镇压了下去。[162]所以在兴元元年秋护送德宗还驾长安的“麟阁功臣”名单里，我们依旧会看到杜希全、李建徽、韩游瓌、论惟明、戴休颜等人的名字。

在得知德宗身陷奉天的窘境后，关东的四支禁军也在第一时间回撤长安。最早回到长安的是刘德信、高秉哲部，他们在十月十日就已拔离汝州，星夜奔赴沙苑监（属同州），并因天下转输食粮在东渭桥之故，于十月中旬成功收复此地，并就昭应（京畿属县）移军于此。[163]阳惠元部很可能是在十一月中旬与李怀光的朔方军一同回到长安的，并且或许同朔方军一起先驻扎在泾阳，后移镇咸阳（京畿属县）。十一月下旬，神策军李晟部自赵州回师，军次栎阳（京畿属县）。不久李晟斩刘德信，合并其军，移师东渭桥。[164]与此同时，襄阳的尚可孤亦“自武关入援，军于七盘，败泚将仇敬（忠），遂取蓝田（京畿属县）”[165]。

由于这些禁军的及时回撤，成功遏制了朱泚向京东的发展。虽然他们对于奉天之围的解除没有起到直接作用，但由于他们与其他一些藩镇军队及时占据了长安东、北面诸县（包括东、中、西三渭桥），尤其是掌握了对潼关与蓝田关的控制，孤立在奉天的唐廷至少可以获得东部的军事与物资援助，不至于困死关中。尽管这些禁军及其统帅的命运在此后不尽相同，但他们在关中乱前与乱后始终忠奉王室的表现，无疑都证明了作为唐室嫡系，他们与外系藩镇的迥然不同。更为重要的是，当李怀光叛乱后，京东与京西北的勤王军队便由听命于李怀光转向受李晟节制。至此，李晟与神策军正式奠定了他们作为“奉天定难”第一功臣的地位。

最后我们来谈一下关中的三大派系在乱中的表现。无疑，德宗初年关中的三起变乱就是由泾原、凤翔、朔方三镇的军队发动的，变乱几乎颠覆了唐祚，将帝国推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是，三镇中的任何一方，都没有举镇投入反叛的行列中。不仅如此，三镇内部还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不同集团。比如在泾原一边，赴援关东的姚令言部虽然在长安发生哗变，将德宗赶出了京师，但留守泾州的冯河清、姚况却“集将士大哭，激以忠义，发甲兵、器械百余车，通夕输行在”[166]。凤翔方面，虽然救援襄城的幽州兵返旆以助朱泚，岐、陇两州的幽州将领也在袭杀张镒后投降了前者。但是，幽州兵中仍有曲环这样的部众，后者在德宗初年的整个战事中一直恪守其职，帮助唐廷对抗淄青和淮西。朔方的情况则更为明显，且不论上述几个朔方支系的藩镇，就在李怀光直接统率的军队里，他的将领、幕僚，甚至其子都曾否定和抵制过他的决定。而那些普通士卒，即便拥护怀光撤归河中的抉择，但也大多不赞成他与勤王军队对抗的想法。况且我们知道，朔方军唐朝臣部在战乱始终一直坚定地站在唐廷一边。

同时，只就三镇叛乱一方的表现来看，三镇也始终没有联起手来一致对付唐廷。史称当朱泚受李怀光攻击退守长安后，

所用者惟范阳、神策团练兵。泾原卒骄，皆不为用，但守其所掠资货，不肯出战。又密谋杀泚，不果而止。[167]

而黄永年先生也早已指出，在朱泚叛乱中，相继倒向朱泚的凤翔、泾原二镇，看似应该全力支持前者，但伪凤翔节度使李楚琳、泾原节度使田希鉴不但没有实际发兵援助朱泚的军事行动，更是在叛乱始终都表现出举棋不定、首鼠两端的特质。[168]最为学者所注意的，当然就是李怀光在叛乱中的表现了。实际上，李怀光最终选择了“既不与朱泚联军，更没有进逼奉天、梁州，而只是退守河中这个朔方军根据地以自保”[169]。这自然也就成为不少学者质疑怀光是否“叛乱”的关键所在。

众所周知，朔方军是平定安史之乱与抗击吐蕃的第一大功臣，但其不为唐廷信任的命运，也早在其平乱伊始就奠定了。对于朔方将士来说，他们自乱起就一直面临着被重用与被怀疑的双重考量，这是这支军队始终徘徊在自傲与自卑双重性格中的根本原因。他们很自然地认为他们曾经是帝国的股肱，也必然永远是帝国的股肱；他们有责任为帝国的前途拼命，但也应该享有相应的待遇和地位。但是他们没有搞清楚，或许在一开始，帝国就没有想将他们作为股肱来对待的意思。对于一支过于强大而又不属嫡系的勤王军队来说，“狡兔死，走狗烹”或许是其必然的归宿。贞元元年八月，在勤王军队的围逼下，

怀光不知所为，乃缢而死……及怀光死，（其子）璀先刃其二弟，乃自杀。[170]

李怀光的悲剧命运，也许只是为这支曾经强势的军团跌宕起伏的经历再加一重哀乐与挽歌而已。

四镇北庭军的身份与朔方军相似，虽然其实力与地位要逊于后者。诗人杜甫曾经这样描述当年四镇、北庭军千里迢迢赶赴关中待命赴援的情景：

四镇富精锐，摧锋皆绝伦。还闻献士卒，足以静风尘。老马夜知道，苍鹰饥著人。临危经久战，用急始如神。

奇兵不在众，万马救中原。谈笑无河北，心肝奉至尊。孤云随杀气，飞鸟避辕门。竟日留欢乐，城池未觉喧。[171]

北庭送壮士，貔虎数尤多。精锐旧无敌，边隅今若何。妖氛拥白马，元帅待琱戈。莫守邺城下，斩鲸辽海波。[172]

正史关于此军的军纪，也曾记载说：“安禄山反，肃宗追之，诏至，即引道，（李嗣业）与诸将割臂盟曰：‘所过郡县，秋毫不可犯。’”[173]就是这样一支军资充实、军容光鲜、军纪整肃的军队，到大历三年十二月移镇泾州时，史料已称：

初，四镇、北庭兵远赴中原之难，久羁旅，数迁徙，四镇历汴、虢、凤翔，北庭历怀、绛、鄜然后至邠，颇积劳弊。及徙泾州，众皆怨诽。[174]

四镇北庭军的变乱频繁，在安史之乱后的节镇中可谓罕见，而这又与其生存状况的恶劣极有关系。不能不说，唐廷的漠视对导致四镇北庭军性格的转变有决定作用。四镇北庭军没有朔方军那样的军政实力和资本，他们作为唐室匡扶之臣的荣誉感也没有后者强烈。同时由于得不到唐廷的善待，四镇北庭军较早便显现出了自私与自利的性格。勤王与反叛已经不再是泾原士卒关心的重点，维护与固守自身利益才是他们价值观的核心。

《旧唐书·冯河清传》称德宗驾幸梁州后，泾原将“田希鉴潜通泚，使结凶党害河清”。但新书本传却说：

兴元元年，浑瑊以吐蕃兵败贼韩旻等，泾人妄传吐蕃有功，将以叛卒孥与赀归之，众大恐，且言：“不杀冯公，吾等无类矣。”田希鉴遂害河清，（姚）况挺身还乡里。

据新书的记载看，田希鉴是否主动“潜通朱泚，以结凶党害河清”倒是值得推敲的。《资治通鉴》卷231“兴元元年五月”条称：

吐蕃既破韩旻等，大掠而去。朱泚使田希鉴厚以金帛赂之，吐蕃受之。韩游瓌以闻。

除了受朱泚指使外，田希鉴厚以金帛赂吐蕃的举动会不会也有从本镇利益出发的考虑呢？田希鉴节镇泾原时，既没有公开出兵支持朱泚，也没有威胁在逃的德宗[175]，他最终在乱后为巡边的行营副元帅李晟处死。史称：

李晟以泾州倚边，屡害军帅，常为乱根，奏请往理不用命者，力田积粟以攘吐蕃……（兴元元年闰十月，晟托巡边诣泾州）……晟置宴，希鉴与将佐俱诣晟营。晟伏甲于外庑，既食而饮，（晟将）彭令英引泾州诸将下堂。晟曰：“我与汝曹久别，各宜自言姓名。”于是得为乱者石奇等三十余人，让之曰：“汝曹屡为逆乱，残害忠良，固天地所不容！”悉引出，斩之。希鉴尚在座，晟顾曰：“田郎亦不得无过，以亲知之故，当使身首得完。”希鉴曰：“唯。”遂引出，缢杀之，并其子萼。[176]

也许，仅就代言与维护本镇将卒的权利与意志，就已经决定了田希鉴必死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