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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派系危机与空间的崩溃03（第1页）

第二节派系危机与空间的崩溃03

[109]有关曲环的身份，《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二年十一月”条称“神策都知兵马使”，《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上》称“神策将”。

[110]《陆贽集》卷15《兴元论请优奖曲环所领将士状》，第465页。

[111]《旧唐书·曲环传》、《新唐书·曲环传》、《新唐书》卷7《德宗纪》误作“邠、陇行营节度使”，当从《资治通鉴》卷231“兴元元年闰十月”条作“陇右、幽州行营节度使”，或《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上》、《资治通鉴》卷232“贞元二年七月”条简称的“陇右行营节度使”。

[112]《资治通鉴》卷226“大历十四年十月”条。

[113]《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二年十一月”条。

[114]参见《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二年十一月”条。

[115]《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三年五月”条。

[116]参见《旧唐书·阳惠元传》和《新唐书·阳惠元传》。

[117]《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正月”条。

[118]参见《旧唐书·尚可孤传》和《新唐书·尚可孤传》。《新唐书·尚可孤传》与《资治通鉴》卷229“建中四年十一月”条皆作尚可孤时率兵“三千”，《奉天录》卷2则作率兵“五千”，此处从“三千”之说。

[119]《全唐文补遗》第二辑收有冯越所作的一份《唐故左神策先锋突将兵马使开府仪同三司试太子宾客兼御史中丞洋川郡王权君（秀）墓志铭》，墓主曾是扈从过肃宗的禁军将领，此后当一直在禁军中任职。墓志记载：“属西楚逆臣恃勇称乱，凭阻荒服，毒痡下人。彼疆列侯，未尽诛**。朝廷议以精禁之兵，乘威指灭。以君有勤旧干略过人之勇，领本军蓬头拔巨之伦，与同华镇国军合势，鼓行河南。又与副元帅、司徒李公计应。寻充宣武节度、神策同华行营右厢兵马使，加位骠骑大将军，封洋川郡王，食邑三千户。”（吴钢主编，1995年，第31页）此处之“西楚逆臣”当为李希烈，“副元帅、司徒李公”当为李勉。唯此军赴援河南的具体时间墓志没有明言，姑置于此。

[120]《奉天录》卷1。

[121]如《旧唐书·李怀光传》《新唐书·李怀光传》《资治通鉴》均记载其时李怀光率领的东征军队为一万五千人，而《奉天录》卷2称“五万”。又《奉天录》卷3载其时刘洽都统的河南军队与李希烈战于白塔的人数为“十五万”。这些记载恐怕均有夸大之嫌。不过《奉天录》关于当时军队人数的记载也有比较可靠的。

[122]黄永年：《泾师之变》，《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423页注1。

[123]《新唐书》卷64《方镇表一·泾原》建中三年：“及吐蕃陷陇右，德宗置行秦州，以刺史兼陇右经略使，治普润。”若照郝廷玉的情况来看，行秦州的设置不当在德宗朝，代宗年间就应该设置了。

[124]普润县为神策军之屯驻地，参见本章第四节的论述。又《旧唐书》卷155《朱忠亮传》载：“（忠亮）初事（相卫节度使）薛嵩为将。大历中，诏镇普润县，掌屯田。”虽然朱忠亮传中没有明言其是否也为神策军将领，但就有学者将其归入神策军将领名单中（见何永成：《唐代神策军研究——兼论神策军与中晚唐政局》，第75页），这兴许是有道理的。

[125]《奉天录》卷3及《新唐书》卷147《曲环传》均称曲环赴调河南前的本职为“幽陇兵马使”，《旧唐书》卷122《曲环传》则作“邠（幽）、陇两军都知兵马使”。

[126]陈利贞是跟随郝廷玉一起来凤翔的，因此即便其不是神策将领，也应该是来自中央的军队，与凤翔当地的藩镇军并不存在隶属关系，这一点，无论在李抱玉还是朱泚时代都是如此。至于曲环，他是追随李抱玉由泽潞来到凤翔的，因此在李抱玉时代他或许还只是作为外系的藩镇军将，与神策军尚没有关系。他的隶籍神策很可能是“四镇之乱”爆发之后的事情。按曲环因自安史之乱以来长期作战有功，至晚在德宗即位之初已经任至金吾卫大将军。唐后期的金吾卫将军虽不是北衙禁军将领，但不同于其他南衙将领，其不但地位甚高，而且常可转为禁军将领或统率禁军，以及成为一方藩帅。曲环在德宗即位伊始已经凭借此身份率领幽陇兵和李晟的神策军一同抵抗吐蕃对西川的侵扰，可见已甚得德宗信任。因此其在“四镇之乱”爆发后被正式任命为神策将领也是可以想见的。

[127]《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正月”条曰：“（哥舒）曜行至郏城，遇希烈前锋将陈利贞，击破之；希烈势小沮。”参照墓志，此处句读有误，正确之句读当为“遇希烈前锋将，陈利贞击破之。”

[128]《全唐文》卷785。

[129]黄永年先生曾考证此处之“十”字当为衍文，否则与《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九月丙戌”条所记刘德信兵止“三千”相差过远。（见《泾师之变》，《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423页注2）黄先生以“十”字当为衍文的结论是正确的，因为《奉天录》此句下文接着记载道：“敕大梁节度司徒李公勉发师，掎角而攻之。军书往来，同会于汝州之薛店。军令不严，为伏兵所败，三将之师望旗大溃，戎器委数百里，铁马一万蹄没焉。”据其文意，刘、高二人外加李勉的永平军才“一万”左右，所以不可能有“一十万”之多。

[130]《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九月”条。此句上文载：“九月，丙戌，神策将刘德言、宣武将唐汉臣与淮宁将李克诚战，败于沪涧。”《考异》引徐岱《奉天记》曰：“大将唐汉臣、刘德信、高秉哲自大梁合统兵一万，屯于汝州。三帅各领本军，城小卒众，致饮不一。”据此来看，唐、刘、高三人合统兵为“一万”左右。《新唐书》卷225中《逆臣中·李希烈传》亦载：“唐汉臣、高秉哲以兵万人屯汝州。”这其中，唐汉臣是李勉属下的将领（不过估计不是“宣武将”，而更可能是直接来自汴州的永平军将领），而刘、高二人则是由关中派遣来的神策军将领。这也就是为何在此役失败后，唐汉臣会逃奔大梁，而刘德信、高秉哲则逃奔汝州。

[131]黄永年：《泾师之变》，《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423～424页。

[132]《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十月癸丑（九日）”条。

[133]《全唐文》卷785。

[134]黄永年先生已指出，此处之“泾原”二字当为衍文。（见《泾师之变》，《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408页注1）

[135]据《考异》，司马光在撰述“奉天之难”这段历史时，似乎并没有直接利用赵元一的《奉天录》一书，而是参考了徐岱的《奉天记》和崔光庭的《（德宗）幸奉天录》。此二书虽与《奉天录》均见著于《新唐书》卷58《艺文志二》，不过现已不存。但据笔者比勘《考异》所引《奉天记》及《幸奉天录》的文字与赵元一《奉天录》中的相关内容，可以发现三者的文字叙述极为接近，部分文字甚至完全雷同。不过有两处《考异》所引《幸奉天录》的内容并不见于《奉天录》中，因此《幸奉天录》所载的事迹可能要比《奉天录》更多一些。所以，尽管《资治通鉴》的撰述可能并没有直接利用过《奉天录》，但《奉天录》所依据的原始材料经由可能基于同一批材料撰述的《奉天记》和《幸奉天录》，已经为《资治通鉴》所采纳了。

[136]黄永年：《泾师之变》，《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408页注1。

[137]但也可能如两《朱泚传》、《奉天录》卷1所记载的为三千。具体原因见下文的分析。

[138]《奉天录》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