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第三 东大门的空间塑造（第1页）

第三节东大门的空间塑造

以“关中本位”为立国宗旨的唐帝国，确立了渭河平原在整个帝国中的心脏位置，而位于豫西的洛河谷地，则成为帝国影响与制约东部地区的另一个政治平台。诚然，渭河平原与洛河谷地间的交通联系，并非沟通帝国东、西部的唯一纽带，但两京间的这条“中轴线”，无疑是这些纽带中最为重要的一条。[1]

一、三据点与三节镇

两京间的中轴线地带矗立着我们将要讨论的河阳、陕虢、同华等几个节镇。和帝国的其他节镇相比，它们不仅统辖着较小的区域，而且在大多数时间里，都不属于“节度使”额藩镇。不过我们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它们不重要，事实上，当安史之乱爆发后，关系帝国生死存亡的战役几乎都发生在上述藩镇所在的这一中轴地带（尽管当时还没有成立上述这些藩镇）。它的重要性诚如日野开三郎教授所总结的，它在渭河平原东部构筑了拱卫帝国心脏的两层防线。[2]不过，日野教授的这一结论是在探讨河阳的问题时顺便提及的，尽管他的总结极具战略眼光，但由于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河阳的地位上，因此没有继续讨论这个更具宏观地缘政治视野的问题。不过这却为我们的进一步探讨提供了空间。

中轴线的两端是帝国的两京长安和洛阳。长安的屏障是潼关，洛阳的屏障是河阳桥。日野教授所称的京东的两层防线就是以潼关和河阳为核心构筑的。

有关安史叛乱后洛阳的防备及其与河阳的关系，日野教授已有详论。河阳作为黄河天堑上离洛阳最近的据点，经由河阳桥南下，是河北叛军直取洛阳距离最短的通道。因而在安禄山叛乱之初，初至东京的封常清即“断河阳桥，为守御之备”[3]。而因河阳桥的阻断，安禄山便只能从滑州方面渡河，由滑、汴、郑等州迂回至东京，这也正是玄宗在封常清断河阳桥后任命张介然出镇汴州的原因。封常清的“断河阳桥”没能阻止安禄山突破唐军的这第一道防线，而当乾元二年史思明南下后，原本亦欲“断河阳保东京”[4]的郭子仪却最终决定力守河阳。所以当九月史思明在休整后再度南下时，便只能如当年安禄山一样，走滑、濮等州渡河的路线，再由汴州西向袭击东京。[5]而这次，继郭子仪后出任唐军指挥的李光弼，宁愿主动放空东京，也要力保河阳。至于原因，李光弼的想法很清楚：

光弼惧贼势西犯河、潼，极力保孟津（即河阳）以掎其后，昼夜婴城，血战不解，将士夷伤。[6]

一年多的河阳保卫战之所以激烈，正是李光弼深知河阳的作用已经不光是屏蔽东京，只要河阳掌握在唐军手中，即使叛军夺得洛阳，它的西进必然要受到洛阳背后的河阳的掣肘。对于史思明来说，这一点他也很明白，因为不拿下河阳，是不可能安稳地踏进第二道防线的。[7]

上元二年春，在鱼朝恩等人催促下被迫进取洛阳的李光弼遭遇邙山大败，河阳等地再次没于叛军。对于叛军来说，河阳的攻克为他们第二次踏进潼关层的防线铺平了道路。这条由洛阳去往潼关的道路途经豫西的多山地带，其中，当道路经过三门峡所在的陕州后，便算进入了渭河谷地。陕州也因此成为这第二道防线的前哨。尽管陕州的地形也并非不利于防守，古函谷关就位于陕州的属县灵宝以南。但无疑，在唐代，它的重要性已让位于西面的潼关。[8]所以当天宝十四载（755）封常清兵败洛阳后，他会对其时屯兵陕州的高仙芝说：

“常清连日血战，贼锋不可当。且潼关无兵，若贼豕突入关，则长安危矣。陕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据潼关以拒之。”仙芝乃帅见兵西趣潼关。[9]

而当乾元二年史思明再度进逼洛阳时，东京留守韦陟也曾请李光弼“留兵于陕，退守潼关，据险以挫其锐”[10]。只是当时唐军尚可在河阳与叛军周旋，所以李光弼不愿放弃第一防线，而韦陟的言语也暗示，第二防线的重点在潼而不在陕。

虽然谙熟军情的将领都倾向于在潼关布防，但对于帝国的统治者来说，潼关是长安的最后一道堡垒，因此，尽管陕的防御难度要大于潼，但他们仍旧会要求将领们将军队推进到陕州。如若不然，则将领就有“桡败”之嫌，封常清与高仙芝二人被玄宗冤杀的主要原因，就是玄宗听信监军边令诚所言：

常清以贼摇众，而仙芝弃陕地数百里。[11]

而当天宝十五载（756）哥舒翰拒保潼关时，

会有告（禄山将）崔乾祐在陕，兵不满四千，皆羸弱无备，上（指玄宗）遣使趣哥舒翰进兵复陕、洛。[12]

尽管哥舒翰、郭子仪、李光弼等人相继上奏，言潼关大军利在据险扼守，不可轻出，但玄宗最终还是听信杨国忠之言，以将失机会为名，遣使趣之。据说哥舒翰在得知此命后，“抚膺恸哭”，而后“引兵出关”。数万唐军最后在灵宝之役中损失殆尽，结果不但陕、洛未复，潼关亦就此为叛军攻克。

到了肃宗时代，邙山大败后的唐军亦以“益兵屯陕”[13]为其防御策略，而不愿轻易退守潼关。幸而此时向陕州挺进的叛军内部发生内讧，弑父后的史朝义返回洛阳即帝位，叛军的西进受到了阻碍，这就为唐廷在陕州集聚反击力量提供了时间。尤其当代宗即位后，决定联合回纥收复关东，双方约定以陕州为反击起点。

陕州以西的潼关毋庸置疑是第二道防线的核心，同时也是守卫长安的最后一关。上述的哥舒翰事件显示了潼关对于关中防守方的重要性。而就进攻方来说亦莫不如此。比如在此后的朱泚叛乱中，由于时任潼关关使的骆元光及时控扼住了潼关所在地华州，不仅粉碎了朱泚将何望之欲“聚兵以绝东道”的企图，而且也为李晟等人随后的进驻长安开辟了畅道，所以史称：“贼东不能逾渭南，（李）元谅（即骆元光）功居多。”[14]

总之，两京中轴线上的河阳、陕、潼关三据点早在安史叛乱之初即已显示出它们极高的战略价值，而不久后建立的河阳三城、陕虢、同华三节镇就是因这三个据点而扩大成型的。

二、鱼朝恩与京东的空间塑造

在由三据点向三节镇转变的过程中，宦官鱼朝恩起到了一个可能多少有点出人意料但却是至关重要的作用。

河阳一镇成立的确凿时间史无明文，至于其规制的确定，《旧唐书·地理志》言：

及雍王（即后来的德宗）平贼，留观军容使鱼朝恩守河阳，乃以河南府之河阳、河清、济源、温四县租税入河阳三城使。河南尹但总领其县额。寻又以泛水军赋隶之。

鱼朝恩在相州之役时便以“观军容使”的身份出任监军，其后历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时代，均以此身份监临讨叛的唐军行营。可以说，鱼朝恩是当时外军系统中权势最著的宦官，而唐军行营统帅的换任其实也一直受其影响。当邙山战败后，李光弼率朔方军退居绛州，鱼朝恩则与神策军节度使卫伯玉一起退保陕州。宝应元年冬，唐回联军开始与叛军最终决战，关于其时的战略部署，史称：

诸军发陕州，（朔方军新统帅）仆固怀恩与回纥左杀为前锋，陕西节度使郭英乂、神策观军容使鱼朝恩为殿，自渑池入；潞泽节度使李抱玉自河阳入；河南等道副元帅李光弼自陈留入；雍王留陕州。[15]

唐回联军很快就收复了东都和河阳，但也随即对河南西部一带实行了抄掠：

回纥入东京，肆行杀略，死者万计，火累旬不灭。朔方、神策军亦以东京、郑、汴、汝州皆为贼境，所过虏掠，三月乃已，比屋**尽，士民皆衣纸。回纥悉置所掠宝货于河阳，留其将安恪守之。[16]

《旧唐书·回纥传》亦言：

以陕州节度使郭英乂权知东都留守。时东都再经贼乱，朔方军及郭英乂、鱼朝恩等军不能禁暴，与回纥纵掠坊市及汝、郑等州，比屋**尽，人悉以纸为衣，或有衣经者。

郭英乂的权知东都与鱼朝恩的留守河阳，可能原先是想一定程度地遏制回纥的纵掠行径，殊不知唐军最后也加入了劫掠的行列。我们尚不能肯定河南府五县租税划归河阳三城一事，是否正如旧书《地理志》所言，就在鱼朝恩留守河阳之时[17]，也不清楚此举是否为了一定程度地解决当时的军需供给问题。推测鱼朝恩受命留镇河阳应该只是一种过渡政策，唐廷此举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在叛乱行将结束之际，在初复的关东政治中心洛阳任命一个能够代表唐廷的人物，一来继续监视讨叛的东部各军队，二来稍许给回纥制造一些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