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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河朔三镇性格的差异（第1页）

第三节河朔三镇性格的差异

代宗初年创设的河北四镇格局，经大历十年（775）魏博吞并相卫一役被改变，演变成由成德、魏博、幽州三镇分占河北的格局。尽管德宗以后，河北又诞生了义武、横海两镇，但始终占据河北主导地位的还是以上三镇。并且不待北宋[1]，就在唐代中晚期，三镇已被时人视为一个相似的整体，甚至直以“河朔”指代三镇，而义武、横海却不在此列[2]，这就是唐史上负有盛名的“河朔三镇”。基于三镇相似的长期割据状态，很长时间内，学者认为三镇在性格上（诸如军政构造、种族文化、对唐态度等方面）也具有一致性，甚至试图从中寻绎出其长期割据的根源。尽管有关河朔的性格，学者的讨论也存在争议，但多半仍是在一个河朔“一体化”的范式下来讨论这些问题。[3]虽然这种对河朔共性的探讨具有很大的价值，比如它有助于我们比较河朔与帝国其他地区藩镇的区别，深化从唐藩关系等角度来理解不同类型藩镇的认识，但是，它也在无形中忽略了河朔内部的巨大差异以及三镇独有的个性[4]，甚至也会因过分强调河朔的独特性而忽略其与帝国其他藩镇在很多特质上所具有的共通特点。

打破这种认识范式的是几位日本学者的研究。堀敏一先生在1958年发表《魏博天雄军的历史》一文，首开研究河朔藩镇个案的先河。[5]不过堀氏似有意将对魏博一镇军事构造的研究推衍至帝国的其他藩镇中，这从其在次年将其对魏博权力构造的研究纳入其重要的学术论文《藩镇亲卫军的权力结构》中就可看得很明显。[6]因此，真正开始注意到河朔三镇差异并对此进行细致分析的，是同年（1959）松井秀一先生发表的《卢龙藩镇考》一文。此文虽着重探讨河北北部的卢龙（幽州）镇，却已有意引发人们对卢龙与河北南部成德、魏博二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差异的思考。[7]继承松井先生这一思路，并真正以比较研究的方式讨论河朔藩镇问题的，是1995年渡边孝先生发表的《魏博与成德》一文。顾名思义，这篇论文就是旨在比较河北南部的魏博与成德两镇。当然，论述的重点更侧重于之前不太为学者注意的成德一边。[8]

本文的研究将在继承上述三位日本学者研究理路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9]一方面，我将深化对三镇性格差异的分析，并力图阐明这种差异的意义何在。这一探讨同时也将引导我们提出一个有别于传统的关于唐代藩镇类型的划分模式。[10]另一方面，我的研究也将指出，三镇的差异并非在其创立之初就已奠定，实际上直到元和时代，它们的性格还颇为相似。因此，探寻何以这三个同出于安史集团的藩镇，会随着时间的发展愈益呈现出不同的性格面貌，就将是我们论述的另一个重点。而在我看来，这种差异的形成，其实也正是三镇在安史之乱后处理各自内部危机的一种体现。不过，尽管三镇面对的危机不同，处理危机的手段也不同，但最终，却都还是走上了殊途同归的道路。

一、成德：诸将的传统

和较早就被学者关注的魏博、幽州两镇不同，位于河北中部的成德镇在很长时间里是河朔三镇中最不为人注意的一镇。成德的不被注意，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原因：第一，相较于魏、燕二镇，成德的军政实力偏弱，在大多数时间里它只辖有恒（镇）、赵、深、冀四州。[11]第二，成德对待唐廷的态度较魏、燕二镇恭顺[12]，它几乎从未主动挑起与唐廷的冲突。第三，成德是河朔三镇中最稳定的一镇，其内部变乱少，节帅交替也较为平易。[13]因此，在跋扈不宁的河朔三镇中，性格略显温和保守的成德镇显然无法像魏博、幽州那样，提供给学者更多可资讨论其跋扈不宁的事例。

不过，只要我们稍微浏览一下有关成德早期的历史记载，我们不难发现，其实成德原本并不是河朔三镇中最弱的一镇。恰恰相反，在成德建立之初，也就是初代节帅李宝臣的时代（762—783），无论政治地位、军事实力，还是经济力量，成德在两河的安史降将藩镇中都是最为突出和令人瞩目的。成立于宝应元年底的成德是最早被唐朝设置的河朔藩镇。首任节度使张忠志在投降之初即被代宗赐姓李氏，改名宝臣，显示了其在河朔藩镇中最为唐廷信任的政治地位。广德元年，初设的成德一镇领有恒、赵、深、定、易、冀六州，麾下已有“战卒五万人、马五千匹”[14]。大历十年，又趁田承嗣之乱，增领魏博之沧州。[15]（见图27）至建中二年（783）初李宝臣卒时，其已坐镇恒州长达二十五年。史称其时成德拥七州之地，“财用丰衍”[16]，“当时勇冠河朔诸帅”[17]。

图27大历十一年的河北三镇

（此图以《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隋·唐·五代十国时期》“开元二十九年政区图”为底图改绘。）

成德的矛盾性格促使我们思考下述几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成德是建立之初的河朔藩镇中实力最强者？第二，这个实力最强的成德为什么会在此后丧失其“雄冠山东”的地位？第三，为什么相较于魏博和幽州，实力较弱的成德镇反而能保持最为稳定和持续的割据局面？而这与它对唐廷的恭顺又有怎样的关系？正如渡边孝先生的研究所展示的，这些问题的答案都需要我们从成德镇的权力构造中去寻找。

（一）蕃将、旧臣与马军

渡边孝先生已利用传世文献及《李宝臣纪功碑》碑阴题记等石刻资料指出，李宝臣时代的成德军汇集了大批的安史旧将与蕃族。[18]而从荣新江先生对安史乱后河朔三镇的粟特胡人研究中来看，相较于魏博等镇，成德可能是安史乱后初设的河朔诸镇中拥有最多安史旧将与蕃族将领的地区。[19]此外，在这些成德的安史旧将中，我们还发现其中不少人的身份、地位相当之高。比如在李宝臣时代始终担任成德属州深州刺史的李献诚，是在玄宗时代就被封为归义王的安禄山之婿，此人也正是开元二十年率部落归附唐朝的奚族酋长李诗之子。在永泰二年（766）的《李宝臣纪功碑》碑阴题记中，李献诚已享有“渔阳郡王”的爵位。[20]在李宝臣时代初期担任定州刺史，后从此职位上隐退的宝臣妻舅谷从政可能也是蕃族。其父谷崇义，天宝末为幽州大将，从政本人后被封为“清江郡王”。[21]而在李宝臣死前被任命为定州刺史的范阳人杨政义，其曾祖曾为唐顺化郡王，祖父为托东王。[22]当然，在这些成德将领中，最著名的就是安史叛乱时期的叛军先锋，后以溃北将领身份投靠李宝臣，并在宝臣时代后期被任命为成德属下的易州刺史，后被封为“范阳郡王”[23]，同时又与宝臣结为连襟关系的奚族首领张孝忠。[24]

学者在对《李宝臣纪功碑》碑阴题记的研究中还发现，在位于会府恒州的成德军军团构成中，左右厢马军的将领人数要明显高于步军将领。[25]渡边孝先生并举传世文献指出，在李宝臣时代，成德确是拥有相当数量且精锐的骑兵部队。这一点在大历十年成德与魏博、幽州的交锋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六月，田）承嗣自将围冀州，宝臣使高阳军使张孝忠将精骑四千御之，宝臣大军继至；承嗣烧辎重而遁……（十月，承嗣欲恒、燕交兵）令客说之（指李宝臣）曰：“……公以精骑前驱，承嗣以步卒继之，蔑不克（幽州）矣。”……（时幽州朱）滔军于瓦桥（位于莫州），宝臣选精骑二千，通夜驰三百里袭之……宝臣既与朱滔有隙，以张孝忠为易州刺史，使将精骑七千以备之。[26]

作为成德的邻镇，魏博节帅田承嗣对成德与本镇军种差异的认识当是比较客观的。成德之所以拥有如此数量的精锐骑兵，如渡边孝所指出的，与当镇存在的大量蕃将有直接关系。因此，他总结成德初期的军事构造是，以塞外民族出身的军将所率领的马军构成了成德军事力量的中核。而这也正是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在“当时勇冠河朔诸帅”的原因所在。[27]这样的骑兵部队，配上张孝忠这样惯能率兵作战，以勇猛闻于燕、赵间的安史旧将，故而连老谋深算的田承嗣以及实力颇强的朱滔都不得不对成德畏惧几分。

成德何以会在安史之乱结束初期就拥有如此精锐的骑兵部队？又何以相较魏博、幽州聚集着更为众多的蕃族将领与安史旧部？就地理环境而言，成德所处的燕南地区是河北平原地带，无论是安史乱前还是叛乱初期，这一地区并不以盛产马军著称，而马军的培养又恰恰是需要时间的。

在乱后新建的河北四镇中，作为安史旧巢、蕃族聚居的幽州，由于在叛乱结束前刚发生过严重的杀胡事件，因此对于胡族将领来说，幽州恐怕暂时难以再成为其安全的家园，这也正是我们在史料中难见有关幽州胡人将领记载的原因。[28]而相卫与魏博两镇所处的河北南部地区，又正是安史叛乱期间朝叛交锋的主战场。尤其是田承嗣的魏博，更是投降唐廷后始被安置的新区。差强人意的环境恐怕也难对众多将领具有吸引力。但李宝臣的成德所在的河北中部则不同，除了在叛乱初期的安禄山时代外，这一地区在此后基本没有受到战争太大的影响。此外，李宝臣在安史之乱结束前，已经担任了六年的恒州刺史。不仅史思明曾为其驻守恒州配备了大量的兵力，宝臣本人也有相当宽裕的时间发展其经济和军事力量。因此一方面，李宝臣在安史之乱结束前，业已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军事集团，其麾下已经拥有像王武俊这样优秀的骑兵将领。[29]另一方面，成德优越而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也是宝臣得以吸纳安史旧将投奔其麾下的绝佳资本。[30]除此之外，我还想补充一个渡边孝先生没有涉及的原因，那就是李宝臣个人的身份。李宝臣是奚族首领，其乡里是蕃族聚居的范阳，同时，他还曾是安禄山的假子、亲信与前锋。[31]因此，相较于其他河朔藩帅，李宝臣的这种身份对于此前受蓟门内乱冲击的幽州胡人，以及其时正面临着受唐廷排胡情绪压抑、努力在招纳安史旧部的河朔藩镇中寻找新的生存之地的蕃族以及安史旧将来说，或许更具有吸引力。[32]而诸如李献诚、张孝忠这样地位甚高的安史旧臣能投靠到李宝臣麾下，对于其他安史将领而言，是具有相当重要的示范作用的。而这些蕃将与安史旧臣带给成德的，不仅是他们本人，更有他们所带领的部众。尽管经过八年的安史之乱，河北蕃族的力量大为削弱，原先的蕃部组织也基本被打散[33]，但蕃族特长的骑兵部队却仍应在这些将领的部众中占据很高比例。他们与李宝臣业已培植多年的部众一起，共同造就了成德在叛乱结束之初最令人生畏的骑兵力量。

（二）成德的动乱与将领

不过正如渡边孝所指出的，安史叛军中为数不少的高级军将聚集在成德军中，是对成德藩帅地位潜在的一个重大威胁。这就是为什么李宝臣在晚年，以其子李惟岳暗懦，诸将不服，即杀大将辛忠义、卢俶、许崇俊、深州刺史李献诚、定州刺史张南容、赵州刺史张彭老[34]，并拟杀易州刺史张孝忠不遂[35]，疑忌谷从政而迫使后者闭门谢客[36]的原因所在。[37]

相当不巧的是，惟岳继任成德节帅时，正值对藩镇态度强硬的帝国新君主德宗即位，于是因不许李惟岳的袭位要求，唐廷与两河藩镇再起战事，这就是德宗初年著名的“四镇之乱”。史称在李惟岳与唐廷对峙之初，其属下领有精骑的易州刺史张孝忠就已降唐。随后，深为宝臣父子信任的康日知以赵州降，为惟岳疑忌的恒州大将王武俊杀惟岳及惟岳妻父冀州刺史郑诜后以恒、冀降。因惟岳被杀，其姊夫深州刺史杨荣国以深州降于幽州朱滔。最后，惟岳所署定州刺史杨政义亦降唐。至此，除了沧州刺史、惟岳妻兄李固烈尚据有沧州外，成德所领的六州在名义上已经全部投降唐廷。而李固烈实际上也未与唐廷或其他诸人发生冲突。[38]换言之，在不足一年的李惟岳与唐廷的对抗中，这些多在宝臣时代之初即已担任成德高级将领的属州刺史们都倒向了唐廷一边。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将领选择投降唐廷的举措，以及以何种方式降唐，多半是出于自身立场的考虑，并没有过多在意会府的立场。正因为成德缺乏这样一种向心力，所以在惟岳死后，成德实质上就已经分裂了。而德宗也正是看准了这一契机，将成德划分为以张孝忠为易定沧三州节度使，王武俊为恒冀都团练观察使，康日知为深赵都团练观察使的三镇。[39]并且，易定与沧州、恒州与冀州，张、王二人各自统辖的属州在地域上还都不与会府接壤。至于划归康日知的深州，实际上也还被幽州节度使朱滔所控制着。德宗的上述举措当然是为了割裂和削弱成德，但成德会被割裂离析到如此程度，恐怕还是与当镇将领具有相当强的个人意识与实力有关。

渡边孝的研究还指出，成德内部豪杰众多、争立倾轧的状况不仅可以从上述李氏父子的统治中看出。又比如协助王武俊谋诛李惟岳的成德元老重臣、地位还在王武俊之上的大将卫常宁[40]，后就因谋杀武俊不成而被后者腰斩。[41]而在建中三年（784）闰正月，定州内部也发生过严重的将领倾轧。在李宝臣时代初期享有很高地位的右厢马军都使赵闻诺[42]，其婿张怀实就死于此次动乱。[43]因此，数十日后定州刺史杨政义的归降唐廷，其实并不像传世文献所描绘的那样一帆风顺、颇无波澜。[44]而这一切都证明，将领对于成德局势的走向拥有相当的主导权。[45]

因李惟岳死后，唐廷对河朔藩帅措置失当而导致的“四镇之乱”后期战事，虽然最后因遭受“泾师之变”的德宗下令赦免两河藩镇，以及王武俊等人亦不愿再与唐廷交战而宣告结束。但与同受战争影响的魏博、幽州、淄青相比，成德在战争中的损失无疑最大。乱后的成德被正式分裂为三镇，这就是以张孝忠为初代节帅，统辖易、定二州的义武军节度；以程日华为初代节帅，统辖沧州的横海军节度[46]；以及以王武俊为节帅，统辖恒、赵、深、冀、德、棣六州，承袭旧名的成德军节度。[47]（见图28）

图28贞元二年的河北五镇

渡边孝先生认为，李宝臣时代奠定了未来成德镇军政结构及其发展的一个基调，那就是成德镇的军政主导权掌握在大将手中。[48]实际上，成德的这种“权在将领”的格局正是一脉相传自安史集团。作为最具安史集团后身代表的成德镇，虽然继承了安史叛军精锐的骑兵、蕃族与战斗力，奠定了它在叛乱结束初期雄厚的实力基础。但是，它同样继承了安史集团长期未能解决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控制众多具有自主意识和强大实力的将领。其实李宝臣为解决这一问题已经花费了不少心思，他在晚年决意铲除二十多位骨鲠将领就是希望能较为彻底地解决这一问题。同时，正如学者注意到的，李宝臣拥有一个相当复杂的联姻集团。其不仅与魏博、淄青、滑亳等安史降将出身的两河节帅连结姻娅，同时也与成德内部的重要将领，如谷从政、张孝忠、王武俊、李固烈等结有姻亲关系。[49]但不难发现，在宝臣的这些姻亲中，不少人都是后来被其和其子李惟岳猜忌，甚至力图诛杀的对象。换言之，李宝臣与手下大将的联姻仅仅是笼络与控制后者的一种政治手段。但遗憾的是，和安禄山、史思明一样，李宝臣最终也还是没有化解这一危机，并在唐廷对成德的打压与离析下，最终导致了成德的分裂。

在成德百多年的割据历史中，除了李氏父子时代的这次动乱外，还有过两次大的动乱。一次是元和时代（809—810、815—818），力图中兴的宪宗不允许王武俊之孙、士真之子承宗的袭位要求，陆续进行了两次、总计约五年左右的与成德的战争，此次战争的结果是成德再失德、棣二州。[50]（见图29）一次是不久后的长庆初期（821—822），穆宗任命与成德有仇隙的前魏博节帅田弘正在王承宗死后移镇镇州。这次不明智的举措不仅导致了效忠唐廷的田弘正在不久后举族为成德军士所害，而且也促成了成德都知兵马使、其家族自李宝臣始就世为成德骑将的回鹘阿布思族的王庭凑在谋杀弘正后自立为成德节帅，从而引发了成德与唐廷的再次开战。从渡边孝先生对这两起动乱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与李惟岳时代的动乱相仿：其一，三起动乱都是因唐廷不承认成德内部的节帅继承而引起的。其二，

图29元和十五年的河北五镇

三起动乱中都有数位成德高级将领站在唐廷一边，与节帅对立。尤其是李惟岳与王庭凑时期，都出现了属州与会府的军事对峙。因此可以说，以将领为权力层中枢的成德军事结构，自李氏时代以来就一直没有改变。同样没有改变的，还有在元和时代依旧堪称精锐的成德马军。[51]

（三）文治、家将与步军

和魏博、幽州不同，成德的动乱发生得相当少。实际上，除了上述的三次由于唐廷干涉成德节帅继任而引发的动**和战争外，成德内部总体而言一直比较稳定。尤其是在王庭凑与唐廷交战结束后的一百年时间里，成德的节帅更替以平稳的方式一直在王氏子孙中延续。表5是有关成德藩帅的交替情况：

表5唐代成德藩帅交替表

（此表据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卷4《成德》，第576～598页及两唐书、《资治通鉴》等相关文献作。除带*之田弘正为唐廷任命，其余均为本镇出身。宝臣父子历镇成德20年，武俊祖孙三人历镇成德38年，庭凑一族历镇成德100年。）

渡边孝认为，王庭凑以降，由王氏世袭支配的成德之所以能维持百年的安定局面，原因首先是李氏时代对大批安史旧将的肃清；其次是在王承宗死后，一部分将领因不愿承宗之弟承元的移镇而被杀，另有一部分将领则与承元随行或离镇[52]；最后则是王庭凑镇压了一批离反的将领及其部众。经过这数次的打压，成德的宿将遭到了很大程度的清洗。[53]不过，以将领为成德权力中枢的体制，其实一直到成德末期都没有改变过。尽管李宝臣晚年对手下的一些宿将大开杀戒，以及王庭凑为获得节帅地位而与一些成德旧将发生冲突并对其施行镇压，但总的来看，自王武俊时代以来，成德一直努力保持着与将领平和相处的关系。虽然从史料记载看，节帅与将领间的联姻已经不像李氏父子时代那样突出和重要了，但成德军将的世袭与彼此间的联姻，却是一直相当发达和稳定的。[54]如果按照王赛时先生将唐代藩镇军队的阶层分为帅、将、兵三者的话[55]，那么渡边孝指出，由于高级军将间长期的世袭和联姻，使得成德的士兵阶层始终无法在当镇的权力结构中崭露头角。并且，与前者的世袭不同，成德的士兵阶层却可能不断经历着新陈代谢。军将与士兵之间地位的悬隔，以及士兵只有作为军将部众而体现其价值的情况，一直是成德军事构造的一个重要特色。[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