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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河朔三镇性格的差异（第2页）

世袭的状况不仅在将领中长期延续，成德的节帅继承也随着时间的推移，世袭的局面愈益稳定。李宝臣父子经营成德二十年；王武俊祖孙三人坐镇成德近四十年；至王庭凑，传六世，子孙享有成德帅位百年之久。并且，王氏子孙出任成德属州刺史的情况在成德后期也很突出。因此，就有学者将成德的统治模式喻为“家镇”。[57]

此外从史书的记载看，成德自李宝臣时代以来，一直奉行着“亲邻畏法，期自新之路”[58]的外交策略，相较于燕、魏二镇，对唐廷的态度也更为恭顺。并且，武俊本人、其子士平、庭凑之子元逵都尚唐朝宗女或公主。实际上，武俊之妻、后被穆宗封为晋国太夫人的李氏，以及元逵之妻寿安公主，此后都在成德节帅的更替事宜中扮演过相当重要的角色。[59]渡边孝先生曾提出过这样一个看法，他认为，成德对唐朝的恭顺，可能正是为应对其内部节帅和诸将层之间潜在的紧张关系而采取的一项举措。[60]不过这一解释可能更适用于我们下文将要讨论的幽州，但却并不完全适用于成德。我认为，成德对唐朝的恭顺，更本质上来说，仰赖于它特殊的军政体制，以及由此而逐渐培养出来的一种政治理念。

上文曾指出，除了李宝臣晚年以及王庭凑出任节帅之初外，成德节帅与当镇将领的关系，尤其在两个王氏家族统治成德的时期，其实还一直比较平和。这种平和的基础就在于，节帅认可并保证了当镇将领所享有的世袭等特权地位。而也正因为占据成德权力中枢的将领们的地位获得了保障，所以他们对于给予他们这种保障的成德节帅，也同样提供了有力的情感及军事支持。于是，一种类似于宗主与臣下的政治关系逐渐在成德形成了。所以早在元和初年，李绛就对意欲讨伐成德的宪宗说：“（成德）将士百姓，怀其累代煦妪之恩”，“镇州人心固结，难即改移”[61]。而这种在成德内部所形成的宗主与臣下的政治关系和理念，也正在被逐渐投射到成德与唐朝的关系中。并且，自李宝臣时代起，成德的节帅位置就一直由出于安史集团的高级将领家族把持，而这使他们在获得与唐室联姻资格的同时，也使得他们能够更加确立与确信他们与唐廷间的这样一种宗藩关系的模式。成德既视唐廷为其宗主，则自然对其较为恭顺，但同时，也要求唐室承认其世袭诸侯的地位。当然，由于成德节帅对唐廷的恭顺，甚至两者联姻关系的出现，自然也会反过来对成德将领形成一定的压力与制约，但这并不是成德节帅对唐廷恭顺的原因所在。

因此，尽管李宝臣的“亲邻畏法，期自新之路”也许还未必是受这一政治理念的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此后的成德节帅在处理其与唐朝的关系时，这一政治理念在其中所产生的影响却恐怕是越来越大的。而我也认为，将成德将领层地位的稳固，节帅世袭地位的保证，以及成德节帅对唐廷的恭顺放在这一框架下来解释也许更为合理。换言之，成德与唐廷的关系，其实正是其内部将领与节帅关系的一种延伸。所以我们看到，当王承宗死后，其弟承元不肯继任节帅、执意离开成德时，成德“诸将号哭喧哗”[62]。而这种将帅之情到晚唐的王氏时代则更为突出，所谓“镇之三军，素忠于王氏”[63]。当成德客将张文礼于后梁龙德元年（921）弑王氏末代节帅王镕后，就不得不诛杀成德故将。而成德故将、时从晋王李存勖经略河朔的符习、乌震等人为报王氏累世之恩，甚至不惜己之母妻子女被诛，亦决意与文礼父子征战复仇。渡边孝先生曾经感叹，这种在五代乱离之世中鲜见的对故主的忠顺之情，正反映了由王氏累世传统支配下的成德镇近乎一个小家产制的王国。[64]而同样是在晚唐的王氏时期，当黄巢起义爆发、唐廷威望急剧衰落时，成德节帅王景崇竟致“每语及宗庙园陵，辄流涕”[65]。其对唐室的感情与其部下对其家族的感情何其相似与深刻。而这种对唐室的忠顺之情，也许不仅仅是因为王景崇是寿安公主嫡孙的缘故吧。

对成德的晚期历史，渡边孝先生曾有过相当精湛的分析。他认为，以节帅—军将为权力构造主体的成德在晚期，除了军将对节帅的忠顺之情愈益强烈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变化，就是文质倾向弥漫在整个成德，渗透到了作为成德主干的将帅阶层中。曾因拥有精锐马军而“善野战”[66]的成德镇，到晚期逐渐变成了“长于守城，列阵野战，素非便习”[67]的步兵主导型藩镇。而吏化军职的出现也意味着诸将层逐渐显现出官僚性格的倾向。最引人注目的是，成德节帅与大批将领沉醉于佛、道信仰之中，并且当唐末动乱、诸镇相弊于战争之际，唯“赵独安，乐王氏之无事，都人士女褒衣博带，务夸侈为嬉游”[68]。正像渡边孝所概括的，这个浸染着如此成熟文化风气的成德，的确很难与曾经的那个从李宝臣到王庭凑时代的成德相提并论了。[69]

成德气质的转变当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的变化是时代风气影响整个河朔地区的一个缩影，只是与魏博、幽州相比，成德的文化气质无疑更高。因此我们很难再视这样的河朔为一个“风俗犷戾，过于蛮貊”[70]的地区。不过，从军政结构的角度而言，成德的权力构造却一直是比较稳定而没有改变的，这就是渡边孝的研究所指出的，成德始终是一个以将校集团为中心的政权。而这种特点其实是自初代节帅李宝臣时代就已奠定，并且直接承袭自安史集团的。或许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讲，自安史之乱结束后，最为充分地继承安史遗产的成德，从来就没有试图打破这一结构。纵然有李宝臣的杀将、联姻等举措，但体制本身并没有遭到破坏。因此，虽然将领的身份在变，气质也在变，甚至其所率领的军队特质也随着环境等因素发生变化，但诸将层在当镇的地位却始终没有动摇，其始终是成德的权力主干。对于李宝臣父子而言，虽然他们以联姻、杀将这些不同于安、史父子的举措来控制手下宿将并没有取得成功，但进入王氏时代以后，成德却通过与手下将领更为平易的相处，保证其世袭等重要地位，同时辅之以唐廷和邻镇方面的支持，换来了当镇长期稳定的局面与节帅位置的世袭继任。通过节帅与诸将层的长期合作，一种更为广义的“家镇”模式在成德得到了确立，并且也借此较为顺利地解决了将领对节帅的威胁这一危机。

当理清了成德的权力构造后，我想我们在上文提出的有关成德矛盾性格的三个问题也已经通过上述三目的论述得到解答了。当张文礼于龙德元年弑王镕自立后，其与其子张处谨对成德的控制也仅维持了一年就随着晋人攻灭成德而结束了。张文礼诛杀王氏当然为晋人讨伐成德提供了一个绝佳口实，但实际上，成德委身于梁、晋二者之间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其最终为晋人灭亡其实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换言之，半独立了160年之久的成德镇，最后在外来势力的打击下宣告了真正的终结。

二、魏博：牙军的历史

位于河北南部的魏博镇是河朔三镇中最著名，也是学者讨论得最早、最多的藩镇。清人王夫之即言：

藩镇之强，始于河北，而魏博为尤，魏博者，天下强悍之区也。[71]

魏博的强悍体现在：一则实力强，二则对唐廷跋扈，三则内部变乱的破坏性大。而这一切，很大程度上被归因于魏博拥有一支名震当时的牙军：

魏牙军，起田承嗣募军中子弟为之，父子世袭，姻党盘互，悍骄不顾法令，（史）宪诚等皆所立，有不慊，辄害之无噍类。厚给禀，姑息不能制。时语曰：“长安天子，魏府牙军。”谓其势强也。[72]

“牙军”又作“衙军”。实际上，唐代的任何一个藩镇都有牙军，任何一个藩镇的军力也都是以牙军为核心组建的。有关唐代牙军的问题，以日本学者日野开三郎、矢野主税、堀敏一、渡边孝等人的研究最为全面精湛。[73]国内方面，则有齐勇锋、张国刚等先生的论述。[74]总体而言，我接受在重新考察诸位前辈研究基础上提出观点的渡边孝先生对“牙军”所下的定义：

牙军在作为一般藩镇的亲卫军、藩军中抽调出来的精锐、主战中核部队的同时，还担当着牙城、使牙的警备与宿卫。[75]

牙军“分布在藩镇的牙城内外、罗城内外，使府治所境内、管下各州县及险要之地皆有牙兵镇守”[76]。但会府与牙城无疑是牙军驻扎的主要地区。至于牙军的性质，则属于唐廷认可的官健。其实牙军之于藩镇，就类似于神策军等禁军之于唐廷，两者的情况极为相似。并且正如学者所指出的，与神策军一样，牙军本身也有层次性[77]，并且随着时间的发展，愈益显现出复杂化、重层化的趋势。[78]

魏博牙军与其他藩镇牙军相比，首先是规模大，其次是存在时间长。作为一个人数众多的势力集团，其长存于魏博一百五十年之久。正因为名声过大，“魏博牙军”在唐代已经成为一个固有的称呼。[79]本文所讨论的就是这样一个知名的牙军集团对于魏博镇的军事结构而言，究竟有着一种怎样的意义？它与魏博的强弱、跋扈、变乱有着怎样的关系？是否像人们认为的那样，魏博就始终是牙军的天下？由于魏博的牙军由初代节帅田承嗣创立，并且正如渡边孝指出的，直到唐末，魏博牙军都基本保持着田承嗣以来的初源形态[80]，因此我们对魏博牙军的讨论就从其奠基者田承嗣谈起。

（一）牙军的诞生

魏博设镇始于广德元年初，初代节帅田承嗣，为魏、博、德、沧、瀛五州都防御使。是年底，魏博升格为节度使额藩镇[81]，后又增领贝州。[82]史称：

承嗣不习教义，沉猜好勇，虽外受朝旨，而阴图自固。重加税率，修缮兵甲；计户口之众寡，而老弱事耕稼，丁壮从征役，故数年之间，其众十万。仍选其魁伟强力者万人以自卫，谓之衙兵。郡邑官吏，皆自署置。户版不籍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虽曰藩臣，实无臣节。[83]

这段有关魏博牙军创立过程的描述为我们提供了以下几个重要信息：第一，魏博牙军的培养是以整个魏博军事力量的培养为背景进行的。第二，这些军人由魏博管内的丁壮编成，因此从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地方化倾向。第三，用以自卫的牙军以军人中的魁伟强力者充任，并且有万人之多。[84]第四，牙军为田承嗣的新创，它主要以集体性质的牙“兵”方式对作为节帅的田氏负责。

很长时间来，学者对魏博牙军的关注集中在牙军的性质、产生模式，以及它的作用，尤其是它对魏博发展的影响上[85]，但恰恰忽略了田承嗣何以要发展牙军这一更为本质的问题。提出并解决这一问题的是渡边孝。他将魏博牙军创立的原委置于田承嗣发展魏博整体军事力量的背景下来进行考察。他指出，和成德、幽州相比，安史之乱中一直在河南前线作战，甚至在叛乱结束前不久还与唐廷在莫州对峙的田承嗣，在受封魏博节帅之初，其手下将士已损耗颇多。并且，与河南中、北部相比，魏博所在的河南南部在乱中一直是朝叛对峙的主战场。因此，面对不利的环境和形势，在安史之乱结束后创立强力藩军，对于颇有野心和强悍的田承嗣来说，就是其任帅之初的第一要务。[86]尤其是当乱后，两河藩镇普遍发展自身实力，田氏“修缮甲兵”的举措更不难理解。

渡边孝提供了将魏博与成德初期的军事发展进行比较研究的良好视角。实际上，田承嗣的大规模征发当地丁壮，籍以为兵，并在此基础上选拔骁健者为牙军，与其说是一种刻意追求创获的积极举措，倒还不如说他实在是没有李宝臣那样好的基础。并且，魏博的环境尤其是田氏的身份，看来也无法像李宝臣那样吸引太多的安史旧将，尤其是高级军将。正如渡边孝说的，李宝臣也并非没有吸纳当地民众充实成德军的举措，比如他也“招集亡命之徒，缮阅兵仗”[87]，但这只是宝臣补强成德的一种次要手段。并且，他招收的只是农户、良家之外的“亡命之徒”。需要通过“计户口”而进行的大规模征役对成德而言是不需要的，因为成德早已拥有安史以来为数众多的旧将部众作为其军队基础。因此，与成德相比，以当地人为兵源主体的魏博军队从一开始就具有很强的地域依附性。[88]另一个与成德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正如田承嗣自己说的，成德的军事特长是精骑，而魏博的特色则是步兵。

史料称田承嗣在数年之内“练卒十万”可能略有夸大，但通过田氏的发展，魏博军事实力大增则是无须置疑的事实，这也是大历十年田承嗣得以盗据相卫的军事资本。而在此役后，田氏的实力又得到发展，其不但掠相卫之“精兵良马，悉归魏州”[89]，而且虽受邻镇攻击，魏博之德、沧、瀛三州分别为淄青、成德、幽州三镇所取，但军事与经济地位高于前者的相、卫、洺三州则为田氏成功虏获。到大历晚期，田承嗣已据有“魏、博、相、卫、洺、贝、澶七州”[90]（见图27），实力已足堪与宝臣等人比肩。建中二年初，即位伊始的德宗以洪经纶为黜陟使，巡视新任节帅田悦所在的魏博镇，史称：

（经纶）不晓时务，闻悦军七万人，符下，罢其四万，令还农。悦阳顺命，如符罢之。既而集应罢者，激怒之曰：“汝曹久在军中，有父母妻子，今一旦为黜陟使所罢，将何资以自衣食乎！”众大哭。悦乃出家财以赐之，使各还部伍。于是军士皆德悦而怨朝廷。[91]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来源当地农户的魏博士卒已经成为彻底的雇佣兵，从军已经成为这些职业军人养活自身及父母妻子的唯一途径。当然我相信，作为魏博军中最为精锐的牙军，这一点同样适用他们。

（二）牙军的蛰伏

有关魏博牙军的组织情况及性格特色，《旧唐书·罗（绍）威传》中的这段回溯性描述提供了一个大致的轮廓：

魏之牙中军者，自至德中，田承嗣盗据相、魏、澶、博、卫、贝等六州，召募军中子弟置之部下，遂以为号。皆丰给厚赐，不胜骄宠。年代浸远，父子相袭，亲党胶固。其凶戾者，强买豪夺，逾法犯令，长吏不能禁。变易主帅，有同儿戏，如史宪诚、何进滔、韩君雄、乐彦祯，皆为其所立。优奖小不如意，则举族被害。

魏博牙军原是以征募当地农民而形成的亲卫军，不过其随后很快就转化为以“丰给厚赐”为利益主旨的雇佣兵集团。[92]地域意识强烈、“父子世袭，姻党盘互”是魏博牙军的主要特点。魏博牙军在唐代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凶戾事例就是上述记载说的“变易主帅，有同儿戏”。而田承嗣时代后的魏博动乱几乎都牵涉到主帅的变易。正因为如此，牙军一直被视为魏博动乱的根源。

但堀敏一先生很早便指出了，上述史料“所举变易主帅事例的史宪诚、何进滔、韩君雄、乐彦祯等都是后半期的节度使，这是值得注意的。当仔细观察这些事实时，就可发现魏博节度使和兵士的关系在初期和后期有很大的不同”[93]。表6是有关魏博藩帅交替的大致情况。

表6唐代魏博藩帅交替表

续表

（此表据堀敏一《藩镇亲卫军的权力结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六朝隋唐》，第598～599页表作，略有修改。除带*之李愬、田布二人为唐廷任命，其余均为本镇推选。前期历时49年，中期历时58年，后期历时42年。）

堀敏一先生认为，魏博前期的藩帅位置一直由田氏一族所占有。前期藩帅交替的主导权，大体上在节度使本人、亲属和他的左右心腹人手里。但到田弘正时代后，主导权开始为兵士方面所掌握，从而可以主动地进行废立。[94]如此来说的话，魏博牙军似乎并不像我们通常认为的那样，从其被田承嗣创立之初就主导着魏博的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