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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永王东行的图景02（第1页）

第一节永王东行的图景02

不过，《为董江夏自陈表》同样已揭示出，本已存在的永王与肃宗间的紧张关系，随着永王此时的“不奉诏”，即违背《命三王制》的要求而擅意南下，已经开始遭到那些政治意识清楚的临近地方要员（“诸道节度”）的反对。而我们接下去所要讨论的这位地方要员，即便不在董氏所谓“诸道节度”范围内，也应该与他们有着相似的主张，这位地方要员就是江西采访使皇甫侁。

皇甫侁的辖区虽说只是永王此次“东巡”的中途，且其治所豫章郡（洪州）也不在“东巡”途经的长江沿岸，但永王的东来却已经给身为江西采访使的他带来了尴尬。一方面，皇甫侁是深知永王此番“东巡”必将激化与肃宗之间的矛盾，甚至可能导致帝国分裂的政治头脑清楚的士大夫；但另一方面，虽然玄宗的《命三王制》没有明确允许永王可由江陵继续南下，但却明确诏令了江西在当时是永王的都统区域，所以在名义上，皇甫侁仍是永王璘的属下，理当支持与配合璘的此次“东巡”。

皇甫侁最终选择了站在肃宗一边，并在《上永王谏移镇笺》中表达了他的态度，笺言：

某惶恐叩头，昔臧孙辰之词曰：“贤者急病而让夷。”然则当御侮之权，必居冲要；受分忧之任，不务怀安。伏见判官李翥称，有教，幕府移镇江宁，闻命瞿然，不识共故，何者？逆贼安禄山称兵犯顺，窃据二京，王师四临，久未扑灭。自河淮右转，关陇东驰，诏命所传，贡赋所集，必由之径，实在荆襄。朝廷以大王镇之，重矣。自麾旌至止，政令所覃，岭峤华夷，吴楚城邑，公私远迩，罔有不宁。贼庭震慑，莫敢南望。傥左右有司，谋虑未熟，轻举旄钺，僻处下流，既失居要害之津，且出封疆之外，专命之责，大王何以任之？或启寇仇之心，来争形胜之地，则行李坐隔，侵轶滋多，安危大端，不可不慎，既往之失，将且无追。上皇天帝巡狩成都，皇帝驻驿灵武，臣子之恋，大王兼之。咏《棠棣》之诗，讲晨昏之礼，其地逾远，胡宁以安？假使别奉丝纶，犹当执奏，一则逆胡间谍，矫诈须防；二则国步艰难，折冲宜近。就闲乐土，恐非良图。伏惟大王天纵仁明，苞含光大。某所以敢申谠议，轻犯威严，伏望广延正人，俯垂考核，刍荛之论，万一可收。不胜忧愤悃迫之至。谨奉笺，惶恐惶恐叩头。[83]

笺文没有出现以肃宗之令遏阻永王移镇的内容，因此很可能如我们上文说的，肃宗此前确实没有发布过要求永王返回蜀郡或肃宗行在的明确诏诰。此笺通篇只以玄宗之制（“朝廷以大王镇荆襄”）喻永王之逾制（“出封疆之外”且无“执奏”），以“秉钺”之职（居荆襄之要害“震慑贼庭”）讽“东巡”之失职（“失居要害之津”且为“就闲乐土”），但同样是一篇论述得有理有节的笺文。

为皇甫侁创作此笺的是他的幕僚崔祐甫。崔祐甫是未来的德宗朝第一位重要的宰相，两唐书均为其列有传记，但涉及崔氏在“永王之乱”中的表现，本传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所幸的是，在由邵说撰写的《有唐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常山县开国子赠太傅博陵崔公墓志铭并序》（以下简称《崔祐甫墓志》）中，却保留了崔氏在永王事件中与皇甫侁、永王璘两人关系的重要信息。[84]乱前担任寿安（河南府属县）尉的崔祐甫在安史之乱爆发后举家南迁。墓志称：“属禄山构祸，东周陷没，公提契百口，间道南迁。”南迁的崔祐甫很快就被江西采访使皇甫侁辟属，“寻江西连帅皇甫侁表为庐陵郡（吉州）司马，兼倅戎幕”。崔祐甫的才学不仅得到了皇甫侁的青睐，也很快获得了永王的垂青：

时永王总统荆楚，搜访俊杰，厚礼邀公。公以王心匪臧，坚卧不起。人闻其事，为之惴栗。公临大节，处之怡然。

和《苑咸墓志》一样，邵说的《崔祐甫墓志》同样使用了“人闻其事，为之惴栗”这样的词汇来暗示永王曾有过强制或胁迫士人入幕的行为。实际上正像上文说的，墓志或诗文作者驱遣诸如“强制”、“迫胁”、“惴栗”这样的词汇，无非是为了在“永王起事”失败后，为曾经加入永王集团的墓主或本人进行辩护，或以此来凸显拒绝永王辟属者的气节，故不能视为他们与永王原有关系的写照。

但是，这种带有强迫性意味的词句得以被许多卷入永王事件中的人物作为事后的追忆方式进行使用，或许也说明了，永王一行为了网罗隐在林薮的文武奇才，确实有过“胁迫”士人的行径。我们看到，一些在当时拒绝加入永王集团的士人，比如权皋、孔巢父、萧颖士，史料均记载了他们为了躲避前者的辟诏，曾采取“变名易服”[85]、“侧身潜遁”[86]的举措。其实，面对一位手握重兵的亲王的屡次修书致意，即使婉言谢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那确实是要扛担随时赔上身家性命的危险的。不过对于当时处于半隐状态的这些士大夫而言，“遁逃”[87]尚是他们可以采取的一种避祸方式，但是对于皇甫侁这样身居要职的一线大员来说，他的选择却是很少的。《崔祐甫墓志》接下去的文字尤其值得我们注意：

王果拥兵，浮江东下，劫侁爱子，质于军中。公励元戎以断恩激卒，乘以扶义。凶徒挠败，系公之力。[88]

所以说，皇甫侁在当时的处境之所以尴尬，不仅在于他在永王和肃宗之间进行的选择有可能关系其人身安危等问题，而是在实质上已经关系到了其至亲的生命安危。不过在崔祐甫的劝说下，皇甫侁最终还是选择了支持肃宗，并委笔前者创作了《上永王谏移镇笺》一文，有理有节，但同时也相当委婉地表达了他反对永王“东巡”的态度。而笺中的谦恭语气，也许也正反映出皇甫侁在意爱子生命安全的焦虑心情吧。

总之，李白与皇甫侁这两位地位迥然不同的士大夫，他们在永王事件中选择的立场也不一样。但是，不管他们是选择加入永王的队伍，还是反对永王的行为，最终等待他们的结局却都是颇为相似的。

七、江淮：玄、肃二帝的摊牌

至德二载正月，永王一行顺江而下，来到了他们此次“东巡”真正的目的地江东。《旧唐书·永王璘传》这样记载永王进入江东的情形：

（至德元载）十二月，（璘）擅领舟师东下……璘虽有窥江左之心，而未露其事。吴郡采访使李希言乃平牒璘，大署其名，璘遂激怒，牒报曰：“寡人上皇天属，皇帝友于，地尊侯王，礼绝僚品，简书来往，应有常仪，今乃平牒抗威，落笔署字，汉仪隳紊，一至于斯！”乃使浑惟明取希言，季广琛趣广陵攻采访李成式。

《资治通鉴》的叙事较为精简：

（至德元载十二月）甲辰，永王璘擅引舟师东巡，沿江而下，军容甚盛，然犹未露割据之谋。吴郡太守兼江南东路采访使李希言平牒璘，诘其擅引兵东下之意。璘怒，分兵遣其将浑惟明袭希言于吴郡，季广琛袭广陵长史、淮南采访使李成式于广陵。

宋人庄绰作《鸡肋编》，以“东巡”之初的李璘尚未流露割据江左之意而为李白的入幕作辩解，并认为江东采访使李希言的署名平牒，是故欲激怒李璘变乱的行为，实“亦可罪矣”[89]！李白的入幕之举前文已作分析，至于李希言的署名平牒[90]，按李希言统辖的江东本就不在《命三王制》明文规定的永王都统范围内，并且永王此次移镇的“江宁”又是希言的辖区，因此若后者不支持永王，其在牒文的措辞上确没有必要像江西的同僚皇甫侁那样对永王表现出诚惶诚恐的谦卑之情。

不过即便如此，李希言的“大署其名”、“平牒抗威”看来也确有过分之处，以至于李璘会忍不住发出“汉仪隳紊，一至于斯”的愤慨。李希言这一署名平牒的过分举措，恐怕不仅是因为个人极不赞成李璘“东巡”那么简单，他很可能是已经明确获知了肃宗反对李璘此行的态度，并依仗着肃宗的默许或授意才采取了上述这一过分的举措。另从上述史料看，李璘因李希言的平牒诘责，不仅已派兵欲取希言于吴郡（苏州），更有遣将趣广陵（扬州）、攻袭淮南采访使李成式的举动。因此反对永王东巡的江淮地方大员，除了李希言外，应该还有李成式。

给李希言等人捎去肃宗反对永王东巡信息的官员，很可能正是曾由永王处投奔肃宗，并为后者“陈江东利害，永王必败”的高适。据《旧唐书·肃宗纪》载，至德元载十二月九日，肃宗以“谏议大夫高适为广陵长史、淮南节度兼采访使”，这一任命比史料记载的永王由江陵开始“东巡”的时间还要早半个月。尽管我们并不知道，肃宗仅仅是从高适等处洞晓了江淮的利害，还是得知了永王已生觊觎江淮的野心或东巡的计划，但他对高适的这一任命，无疑已经体现出意欲主动掌控江淮、挑战玄宗《命三王制》战略部署的决心。

而当高适于次年正月二日抵达广陵后，永王又确已开始“东巡”之旅，于是高适的诏谕之职现在就真的变得很重要了。在高适此后向肃宗上呈的《谢上淮南节度使表》一文中，他写道：

臣适言：以今月二日至广陵，以某日上讫。流布圣泽，江淮益深，扇扬皇风，草木增色。臣诚惶诚恐，顿首顿首。

伏惟皇帝陛下，大明照临，纯孝抚御，汉主事亲之日，爰总六师，轩后垂衣之辰，再清四海。犹以京华尚阻，国步暂艰，运黄石之神谋，推赤心于人腹。

臣器非管乐，殊孔明之自比；识谢孙吴，异山涛之暗合。岂意圣私超等，荣宠荐臻！自周行寄重方面，以时危而注意，窃愧非才；因国难以捐躯，顾为定分。即当训练将卒，缉绥黎氓，外以平贼为心，内以安人为务。庶使殄灭凶丑，舞咏时邕，报明主知臣之恩，成微臣许国之节。不任戴荷攀恋之至，谨遣某官陈谢以闻云云。[91]

在萧颖士于三个月前写作的《与崔中书圆书》中，我们曾看到身为萧氏府主的淮南采访使李成式与萧颖士都曾对盛王琦的出镇抱以期待。而三个月后，出镇淮海的亲王无非由盛王琦变成了永王璘，但现在的李、萧二人却都成了坚决支持肃宗、反对永王移镇的人物。也许这就是高适在此中发挥的作用吧。至于江东采访使李希言的署名平牒，恐怕也同样是高适“流布圣泽，江淮益深”下的产物。

比较奇怪的是，作为肃宗代言人，并已于至德二载正月二日抵达广陵的高适却并没有出现在《旧唐书·永王璘传》和《新唐书·永王璘传》关于永王随后与李希言、李成式交战的记录中。在《永王璘传》中代表肃宗一方的叙述主角是中官啖廷瑶。比如《旧唐书·永王璘传》就载：

璘进至当涂（宣城郡属县），希言在丹阳，令元景曜、阎敬之等以兵拒之，身走吴郡，李成式使将李承庆拒之。先是，肃宗以璘不受命，先使中官啖廷瑶、段乔福招讨之。中官至广陵，成式括得马数百匹。时河北招讨判官、司虞郎中李铣在广陵，瑶等结铣为兄弟，求之将兵。铣麾下有骑一百八十人，遂率所领屯于杨（扬）子（广陵郡属县），成式使判官评事裴茂以广陵步卒三千同拒于瓜步洲伊娄埭。希言将元景曜及成式将李神（承）庆并以其众迎降于璘，璘又杀丹徒（丹阳）太守阎敬之以徇。江左大骇。[92]

其实我推测啖廷瑶很可能是与高适一同前来江淮的[93]，况且以敕使配节度的组合方式本就是当时人事任命的常态。至于高适没有出现在上述记载中，不是因为史料已提及啖廷瑶所以就忽略了高适，而是另有他故，我们稍后再论。

高适与啖廷瑶并非肃宗针对永王而派遣至南方的唯一一波人员。比如上文中多次提到的元结《为董江夏自陈表》中就写道：

臣某言：月日，敕使某官某乙至，赐臣制书，示臣云云。伏见诏旨，感深惊惧……今陛下以王室艰难，寄臣方面，亦已忘身许国，誓于皇天。伏惟陛下念臣恳至，谨因敕使某官奉表以闻。

这里的“敕使某官某乙”就是与啖廷瑶一样的中官。同时，他来江夏的目的与前者来广陵的目的也一样，就是要力保这些南方的地方要员此时都站在肃宗一边，这就是表中所谓“寄臣方面”的用意。只不过这位敕使的地位与职责不如啖氏为高为重罢了。

现在我们看到，在永王开始“东巡”的同时，肃宗也开始了争取南方的行动，尤其在争夺的焦点江淮，两者的矛盾正式公开化。不过总的来看，肃宗的行动更有成效，因为长江下游的三位要员——江西采访使皇甫侁、江东采访使李希言、淮南采访使李成式现在都站在了他的一边。

接下去我们要来谈谈导致肃宗与永王产生矛盾的始作俑者玄宗的问题了。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去关心这位身居蜀中的帝国旧君主的动向。玄宗对永王此次“东巡”的态度如何？如果他半年前令永王出镇江陵的举措是促使肃宗与永王二人萌生对峙情绪的根源，那么及时遏制或反对李璘的“东巡”，也许还是来得及挽回亨、璘兄弟感情，至少是能够稍许弥合他本人与肃宗父子紧张关系的一把锁钥。在永王失败后玄宗所颁布的《降永王璘为庶人诰》中，玄宗就说道：

永王璘谓能堪事，令镇江陵，庶其克保维城，有裨王室。而乃弃分符之任，专用钺之威，擅越淮海，公行暴乱。违君父之命，既自贻殃；走蛮貊之邦，欲何逃罪？[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