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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永王东行的图景（第1页）

第一节永王东行的图景

安禄山叛乱对帝国的影响不仅限于它的北方，虽然从表面上看，叛乱的部队几乎从未越过汉水与淮河，但江汉与江淮在叛乱初期其实也陷入了一场复杂的纷争中，这场纷争的结果便是在北方的朝叛对峙最为激烈的时候，在帝国的江淮地区也酿成了一场动乱。这场被旧史称为“永王之乱”（756—757）的动乱虽然早在二十多年前便已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并因他们的研究基本上廓清了其中所关涉的玄、肃二帝矛盾的内涵。[1]不过以揭橥玄、肃矛盾为旨归的上述研究对于事件真正的发生地，以及这些地域中的政治势力的讨论则是极为有限的。既然“永王之乱”不同于其他的帝室纷争，终究是一场落实在地方上的事件，那么站在地方的立场来对其进行审视，看来也应该成为我们考察这一事件的一个必要视角。另一方面，“永王之乱”的特殊之处还在于，尽管“叛乱”最后的爆发地在江淮，但它的发端地却在三川，酝酿之处则是江汉。换言之，“永王之乱”实际上是一个伴随着永王东行不断展开的过程。因此，如果永王事件确实反映了玄、肃二帝的矛盾，那么这一矛盾也必将随着永王的东行有所调整和发展。但这一点却恰恰是学者在讨论时所忽略的。而注意到永王事件的过程性同样提醒我们，在我们针对地方的讨论时，我们同样应该知道，地方上各色人物对永王行为的理解也将随着东行的进展有所变化。当然，与二十年前的学者相比，我们重新解读“永王之乱”的条件将比他们更为优越。因为就在这二十年中，一些卷入永王事件的人物的墓志资料相继发现并刊布了。不过当我们在利用这些新出土文献的时候，同样不应忽视对传世文献进行更为仔细的梳理。由于有关“永王之乱”的传世文献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干扰，这一梳理就要求我们对这些史料进行更为细致的辨析和系统的掌握。总之，本文的目的即在于通过对现存有关永王事件资料的系统整理，并在以永王东行路线（见图31）为考察线索的论述框架下，去全景式地呈现一幅安史之乱初期帝国南部的政治图景。

一、普安：《命三王制》的内涵

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安禄山军队攻克潼关，玄宗出奔蜀郡（成都府）。七月十五日，奔蜀途中的玄宗在普安郡（剑州）发布了一道重要的制文《幸普安郡制》。我们对“永王之乱”的讨论就将始于这篇制文。制文由时“从玄宗幸蜀，拜起居舍人，知制诰”[2]的贾至起草，具体内容则参考了三天前赶到普安郡与玄宗会合的宪部侍郎房琯的意见。制文曰：

……太子亨，忠肃恭懿，说礼敦诗，好勇多谋，加之果断。永王璘、盛王琦、丰王珙，皆孝友谨恪，乐善好贤，顷在禁中，而习政事（“顷在禁中，而习政事”当从《唐大诏令集》及《册府元龟》改作“虽顷在禁中，未习政事”），察其图虑，可试艰难。夫宫相之才，师傅之任，必资雅善，允属忠贞，况四海多虞，二京未复，今当慎择，实惟其人。太子亨宜充天下兵马元帅，仍都统朔方、河东、河北、平卢等节度采访都大使，与诸路及诸副大使等计会，南收长安、洛阳；以御史中丞裴冕兼左庶子，陇西郡司马刘秩试守右庶子。永王璘宜充山南东路及黔中、江南西路等（“永王璘宜充山南东路及黔中、江南西路等”此句当从《唐大诏令集》作“永王璘宜充山南东道、江南西路、岭南、黔中等”）节度支度采访都大使，江陵大都督如故；以少府监窦绍为之傅，以长沙郡太守李岘为副都大使，仍授江陵郡大都督府长史兼御史中丞。盛王琦宜充广陵郡大都督，仍领江南东路及淮南、河南等路节度采访都大使；依前江陵郡都督府长史刘汇为之傅，以广陵郡长史李成式为副都大使，兼御史中丞。丰王珙宜充武威郡大都督，仍领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路节度支度采访都大使；以陇西郡太守邓景山为之傅，兼武威郡都督府长史御史中丞充副都大使。应须兵马、甲仗、器械、粮赐等，并于当路自供。其诸路本节度采访支度防御等使虢王巨等，并依前充使。其署官属及本路郡县官，并各任便自简择，五品以下（“以下”当从《唐大诏令集》作“已上”）任署置讫闻奏，六品以下任便授已后一时闻奏。其授京官九品以上并先授名闻，奏听进止。其武官折冲以下，并赏借绯紫，任量功便处分讫闻奏。其有文武奇才，隐在林薮，宜加辟命，量事奖擢。於戏！咨尔元子等，敬听朕命；谨恭祗敬，以见师傅；端庄简肃，以莅众官；慈恤惠爱，以养百姓；忠恕哀敬，以折庶狱；色不可犯，以临军政；犯而必恕，以纳忠规。往钦哉！无替朕命。各颁所管，咸令知悉。[3]

《幸普安郡制》又被后人拟作《命三王制》，顾名思义，它“标志着玄宗以皇子代替边镇将领典兵这一重大政策转变，这是玄宗部署平定安禄山反叛的重大决策”[4]。到达蜀中后的玄宗又于八月二日发布了一道《銮驾到蜀大赦制》，再一次重申了《命三王制》中的主张：

朕用巡巴蜀，训励师徒，命元子北略朔方，诸王分守重镇，合其兵势，以定中原。[5]

《命三王制》“从对安禄山军长期作战的战略出发，将包括皇太子亨在内的诸王的权力做了又一次的划分。只是这一战略潜藏着分割唐王朝的危险性，故亦遭到高适等人的反对”[6]。高适的反对意见史书未载，我们不妨来看一下此后刘晏的反对意见：

禄山乱，（晏）避地襄阳。永王璘署晏右职，固辞。移书房琯，论封建与古异，“今诸王出深宫，一旦望桓、文功，不可致”。[7]

玄宗与房琯所合作拟定的这两道制文，就本质而言是为平叛之需而设计，其中固然潜藏着分割唐王朝的危险性，并且我们也知道，玄宗与太子间的嫌隙由来已久，尤其在马嵬驿之变后，太子以留讨叛军为名已然决定与玄宗分道扬镳，因此这于猜忌心颇重的玄宗而言，恐怕不是能够轻易释怀的事情。但《命三王制》是否在一开始就含有通过分封诸王压制太子的意图，目前也难以遽下定论。不过暂且不去深究玄宗制文的深意，但制文在实质上却已达到了遏制太子的效果。尤其当太子在七月十二日于灵武（灵州）宣布即位后，这一在玄宗尚不知太子已自擅帝位时所作的军政部署，就将成为新帝肃宗的心头之患。这就是北海太守贺兰进明在此后向肃宗说的：

“琯昨于南朝为圣皇制置天下，乃以永王为江南节度，颍王为剑南节度，盛王为淮南节度，制云‘命元子北略朔方，命诸王分守重镇’。且太子出为抚军，入曰监国，琯乃以枝庶悉领大藩，皇储反居边鄙，此虽于圣皇似忠，于陛下非忠也。琯立此意，以为圣皇诸子，但一人得天下，即不失恩宠。又各树其私党刘秩、李揖、刘汇、邓景山、窦绍之徒，以副戎权。推此而言，琯岂肯尽诚于陛下乎？臣欲正衙弹劾，不敢不先闻奏。”[8]

房琯为玄宗制置天下的策略当然主要秉承玄宗的意愿，未必全为一己之利。不过《命三王制》中含有房琯本人的私心则也不能否认。因为被任命为太子与三王傅的刘秩、窦绍、刘汇、邓景山诸人就是房琯的“私党”。[9]虽然因为丰王等人并未赴任，邓景山诸人实际上亦未履行《命三王制》的制命，而且因受玄宗之命前往灵武册命肃宗的房琯后来受到肃宗倾意待之的礼遇，同样在肃宗行在的邓景山与刘秩此后也都获得了肃宗的信任，但是在房琯与玄宗合作推出《命三王制》之初，他应该确有利用亲信“以副戎权”的用意。至于玄宗接受房琯的这一安排，当然也不会是全然受后者的摆布。玄宗以上述诸人辅佐太子与诸王的根本目的，自然是要贯彻其本人的意愿，这就是《命三王制》中说的：“咨尔元子等，敬听朕命，谨恭祗敬，以见师傅。”

以上我们考察了《命三王制》的两位授意者玄宗与房琯的意愿是如何落实在这份制书中的。不过，仅仅是任命诸王与属意的王傅，玄宗还无法实现《命三王制》中的战略意图。因为诸王毕竟只具有皇亲的身份，王傅也仅是颇具资望的一些文儒[10]，玄宗对他们的任命只有得到那些出镇地的军政大员的支持与配合，或者说，直接控制住那些实权派的地方大员，他的计划才能获得成功。而这批玄宗必须笼络或掌握的地方大员，就是制文中提到的裴冕、李岘、李成式和邓景山。换言之，当我们在讨论关涉“永王之乱”以及反映玄、肃矛盾最重要的这篇制文——《命三王制》的内涵时，仅仅留意代表玄宗的三王和体现房琯意愿的王傅还是不够的，因为地方大员或许才是玄宗以及我们真正应该关注的一个群体。

二、汉中：东行的起点

《命三王制》发布的地点普安郡是剑阁以南的第一个郡治，玄宗选择在此地正式发布他的制文，除了是因为房琯于三天前来到普安与玄宗会合外，还因为此时的玄宗已经进入了剑阁。对于后者而言，进入剑阁至少意味着他的人身安全要比之前有保障得多，这也使得现在的玄宗有可能来重振一下他“至尊”的权威。当然，这份制文对于稳定当时人心惶惶的时局也有重要意义。史称：“先是四方闻潼关失守，莫知上所之，及是制下，始知乘舆所在。”[11]

《资治通鉴》记载制文发布后“时琦、珙皆不出阁，惟璘赴镇。置山南东道节度，领襄阳等九郡”[12]云云。冈野诚先生早已考证出，尽管《命三王制》发布于普安郡，但永王璘的赴镇却绝不是《命三王制》发布以后的事情。实际上，早在半个月前的汉中郡（梁州），璘就已经受玄宗之命东行了。但在两唐书的《玄宗纪》中，玄宗奔蜀途中途经汉中郡的这段记载却脱落了。冈野氏认为，这是因为玄宗在六月底于汉中郡发布命永王出镇的诏令时，肃宗尚未称帝。换言之，玄宗是当时唯一的皇帝。那么受玄宗之命东行的永王，其行动当然也具有合法性。所以对于后来在玄、肃较量中胜利的肃宗来说，为了证明他此后镇压“永王之乱”具有合理性，他就得证明在他于七月十二日即位前，玄宗诏令永王出镇的文书并不存在，于是便将玄宗到达汉中郡之事从记录中抹去了。[13]

所幸，冈野先生已通过《旧唐书·玄宗诸子传》等史料考证出，玄宗不仅肯定到过汉中郡，而且就是在汉中郡“下诏以璘为山南东路及岭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采访等使、江陵郡大都督”。并且璘也正是从汉中郡启程，出镇江陵的。[14]实际上，玄宗在到达汉中之前，也就是在任命永王璘之前，已经先后任命过盛王琦和丰王珙为“广陵郡大都督”和“武威郡都督”，只是此二王并未赴任，仍旧留在玄宗身边[15]，所以对于此时决意从汉中赴任的永王璘来说，玄宗势必得为东行的璘配置一些人手，以及进行一些相应的部署。这些部署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玄宗册封汉中王瑀。册文曰：

维天宝十五载岁次景（丙）申，七月戊子朔日，皇帝若曰：“咨尔汉中王瑀暨御史中丞魏仲犀，王室多难，凶逆未诛，是用建尔子侄，以为藩屏；命尔忠良，以摄傅相。安危系是举，可不慎欤？夫王侯之体，则以任能从谏为本，亲贤仗信，则以好问乐善为心，安仁容众为节，然后能建其功业，夹辅王室。是以汉之宗王，多委政守相，故能享祚长久，令闻不已。朕闻汝瑀能宽大俭约，乐善好贤，敦悦诗书，动必由正，而久于高简，未习政途。又闻仲犀才干振举，忧勤庶绩，必能固尔磐石，匡补阙漏。军旅之事，必委其专；讼狱之烦，必与其决；简贤任能，必使其举；惩恶劝善，必任其断。惟协惟睦，其政乃成；同德合义，何往不济？於戏！瑀其镇抚黎人，庄肃守位；仲犀其悉心戮力，赞我维城。则瑀有任贤之名，犀有忠勤之绩。匡复社稷，戡定寇难，在此行也。勖哉！其无替朕命。[16]

这份作于六月底或七月初的《册汉中王瑀文》已开半个月后《命三王制》的先声，因为以宗子为“藩屏”、以忠良为“傅相”的任命模式与《命三王制》完全一致，只是汉中的实际控制权现在已由玄宗任命的李瑀掌握，所以不存在类似于《命三王制》中需要争取地方军政大员这样的问题。

现在我们要来谈谈被玄宗册封为汉中王的李瑀是何人了。李瑀是玄宗长兄、也就是被玄宗追谥为让皇帝的宁王李宪第六子。李宪卒于开元末，共有十子[17]，前六子均享有封王的荣誉。其中，除长子琎、次子嗣庄、五子珣三人卒于安史之乱前，三子琳、四子璹、六子瑀三人都经历了安史之乱。史称：“琳，封嗣宁王，历秘书员外监。从玄宗幸蜀郡，至德二载（737）卒。”而“瑀早有才望，伟仪表。初为陇西郡公。天宝十五载，从玄宗幸蜀，至汉中，因封汉中王，仍加银青光禄大夫、汉中郡太守”[18]。据史料描述，玄宗对他的这位长兄，以及长兄诸子颇另眼相待，因此潼关失守后，除了玄宗本人的十三子随其一起出逃外，琳、瑀诸人亦随其奔蜀。瑀在当时应该是颇为玄宗信赖的人物，史称玄宗幸蜀时，子延王玢不忍其男女三十六人弃于道路，“数日不及行在所，玄宗怒之；赖汉中王瑀抗疏救之，听归于灵武”[19]。其实从这条史料中我们亦可看出玄宗对诸子的猜忌防范。延王玢仅因“徐进”[20]就遭到玄宗的怒斥，并被赶往灵武。那么对于早前就与玄宗分途，而此时业已即位灵武的太子李亨，玄宗又将抱以怎样的态度呢？玄宗对延王玢的怒责，恐怕不是因为后者的“追车驾不及”[21]，而正是深恐延王玢步太子自擅帝位、公开与玄宗对立的后尘吧。[22]

玄宗在任命永王东行的同时又册封李瑀为汉中王的动机，需要置于玄宗、永王、李瑀三人的动向中方能解释。玄宗在任命李瑀后，就将进入剑阁。剑阁以内虽说是暂时安全和富足的地区，但毕竟是较为闭塞了。而对于当时的士民来说，玄宗的入蜀本是失人心之举，固然对当时的玄宗而言，安全仍是其第一考虑的要素，但玄宗毕竟不是轻易放弃帝国统治权，也不是坐待安禄山叛军攻陷帝国江山的那类君王。[23]掌握了汉中，即掌握了两川的门户，使得玄宗仍保有北出，至少是控制帝国南部的一把锁钥。我们知道，安史之乱爆发后，帝国的北部运路已经全部瘫痪，南部武关道的重镇南阳（邓州）此时也正处于激烈的朝叛争夺下，所以通畅的东西运路只剩下上津道一条。[24]而汉中正是上津道的终点。故经由汉中，位于蜀中的玄宗可以随时沟通江淮、江汉的信息并获得物资支持；并且通过汉中的李瑀，以及此时正奔赴江汉的李璘，玄宗可以逐步将他的政治意图贯彻到南方，并在南方部署起抵御叛军的措施。汉中在物资转输方面的意义对于在西北即位的肃宗来说也心知肚明。当同年十月，身为北海太守贺兰进明录事参军的第五琦在彭原（宁州）面见肃宗时，就“请以江、淮租庸市轻货，溯江、汉而上至洋川，令汉中王瑀陆运至扶风（凤翔府）以助军；上从之”[25]。

总之，即将入蜀的玄宗为东行的璘安排了汉中王瑀这样一个稳定的后方，从而完成了他对长江上游的部署。而在探讨了普安郡和汉中郡的问题后，我们对永王事件的分析，也将至此转入长江中游的江汉一带。

三、江陵：永王集团的形成

永王一行于七月到达襄阳（襄州），九月抵达江陵（荆州）。位于长江岸边的江陵在当时不仅是一个相对安全，同时也是一个相当富足的处所，因为江淮租赋就“山积于江陵”[26]。史称到达江陵后的永王立刻展开其招兵买马的工作：“（璘）召募士将数万人，恣情补署。”[27]李璘在江陵的募士、补署，秉承着玄宗《命三王制》中“应须兵马、甲仗、器械、粮赐等，并于当路自供”以及“其有文武奇才，隐在林薮，宜加辟命，量事奖擢”的旨意，是完全合理的举措。正是凭借在江陵的工作，李璘在为帝国南部培养了一支颇具规模的军队的同时，也造就了一个以其为核心的江陵政治集团。

据《新唐书·永王璘传》载：

新传所载的五位李璘谋主中，薛镠等四人的情况史料留存的资料并不丰富，但幸运的是，关于韦子春，《宋高僧传》却为我们留下了一份有关他涉及“永王之乱”的重要资料。更幸运的是，这份资料还可与近年出土的另一份牵涉永王事件的重要人物的墓志资料相呼应，这份墓志资料就是《唐故中书舍人集贤院学士安陆郡太守苑公墓志铭并序》（以下简称《苑咸墓志》）。

《苑咸墓志》记载苑咸与永王的关系为：

属羯胡构患，两京陷覆，玄宗避狄。分命永王都统江汉，安陆地亦隶焉。永王全师下江，强制于吏。公因至扬州，将赴阙廷，会有疾，竟不果行，呜呼哀哉！[29]

研究该墓志的学者认为，苑咸当时任职太守的安陆郡（安州）正属永王统辖的范围，故而永王下江时，苑咸被迫离开安陆而随至扬州。此后苑咸试图从扬州再赴朝廷（指肃宗朝廷），但因疾未行，遂于至德三载（758）正月卒于扬州。可知在安史之乱发生时的宗室事件中，苑咸是避开永王而追随肃宗的，由此可见苑咸具有较强的政治洞察力。[30]实际上，这一解释并不正确，以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一些牵涉永王集团的士人文集的记述，在永王失败后，士人以“强制于吏”等词汇为自己辩护是很正常的事情。比如著名诗人、此后入幕璘军的李白，其在乱后所写的《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就记道：

半夜水军来，浔阳满旌旃。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31]

而由墓主至亲好友撰写的墓志，当然也会为卷入永王事件中的墓主作辩白之词，因此在由苑咸之孙苑论所作的墓志中出现“强制于吏”的说法，不能作为苑咸就是被迫跟随永王的证据。至于永王是否采用胁迫士人的方式令其屈从，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将在下文进行讨论。在这里我只想指出，苑咸的入幕璘军，很可能不仅不是被迫，而且还是相当主动的。

据《唐越州焦山大历寺神邕传》记载，江南僧人神邕曾于天宝年间游学长安，安史之乱爆发后，神邕东归江湖，传称：

方欲大阐禅律，倏遇禄山兵乱，东归江湖，经历襄阳，御史中丞庾光先出镇荆南，邀留数月。时给事中窦绍、中书舍人苑咸，钻仰弥高，俱受心要。著作郎韦子春，有唐之外臣也，刚气而赡学，与之酬抗。子春折角，满座惊服。苑舍人叹曰：“阇梨可谓尘外摩尼，论中师子！”时人以为能言矣。旋居故乡法华寺。[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