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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神策军镇的空间演变02（第3页）

[61]《册府元龟》卷553《词臣部·谬误》。

[62]《册府元龟》卷993《外臣部·备御第六》。

[63]参见史念海：《河山集》（四集），第195页。

[64]《新唐书》卷7《德宗纪》。

[65]有关长武城与浅水原的军事地理价值，可参见史念海：《河山集》（四集），第202～203页。

[66]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卷《京都关内区》篇六《长安西通灵州驿道及灵州四达交通线》，第184页。

[67]《资治通鉴》卷236“贞元十七年五月”条。

[68]此事详见《资治通鉴》卷236“贞元十七年五月、六月”条。

[69]《旧唐书》卷155《朱忠亮传》。

[70]参见《新唐书》卷170《朱忠亮传》。

[71]《旧唐书》卷14《宪宗纪上》。

[72]《旧唐书》卷14《宪宗纪上》。

[73]参见《旧唐书》卷144《韩游瓌传》《杨朝晟传》。

[74]参见《旧唐书》卷122《张献诚附张献甫传》、《旧唐书》卷144《韩游瓌传》《杨朝晟传》。

[75]参见《元和郡县图志》卷3《关内道三·邠州》，第64页。

[76]《旧唐书》卷134《浑瑊传》：“大历七年，吐蕃大寇边，瑊与泾原节度使马璘会兵，大破蕃贼于黄菩原。自是，每年常戍于长武城，临盛秋。”《旧唐书》卷121《李怀光传》：“先是，怀光频岁率师城长武以处军士，城据原首，临泾水，俯瞰通道，吐蕃自是不敢南侵，为西边要防矣。”

[77]长武城很可能在贞元初期就成为神策军据点，并且此后一直归神策军。《旧唐书》卷13《德宗纪下》：“（贞元四年七月）陈许防御兵马使韩全义检校工部尚书，充长武城及诸军行营节度使。”旧纪言韩全义为“陈许防御兵马使”，而我们知道，在贞元年间出任首任陈许节度使的曲环就是神策军将领。曲环出镇陈许后，陈许的一部分士兵仍旧还归关中，并被归并或协同禁军一起屯防长武。所以《旧唐书》卷162《韩全义传》会说：“韩全义，出自行间，少从禁军，事窦文场。及文场为中尉，用全义为帐中偏将，典禁兵在长武城。”贞元十四年闰五月，长武城军乱，逐其使韩全义。唐廷以长武都虞候、原本投降曲环后从韩全义镇长武的原淮西降将高崇文为长武城使。高崇文的身份此时亦应为神策军将。其神道碑中称：“贞元初始授陈许节度都候，及领所部随韩全义镇长武城，神策淮南陈许浙右四军同戍。公总其侯奄之任，临下简肃，士众悦而归之……十四年遂为长武城大使……元年正月拜工部尚书右（左）神策行营节度，总护诸将，便道南征。”（《全唐文》卷531武元衡《南平郡王高崇文神道碑》、《旧唐书·宪宗纪》、《新唐书·宪宗纪》均称高崇文为“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在长武城治军有声，后在元和元年平定西川刘辟的战事中立下大功。而继崇文后为长武城使的是其麾下的将领高霞寓。有关长武城的情况，可参见张国刚：《唐代的神策军》，《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第123页。

[78]《旧唐书》卷196下《吐蕃传下》：“（贞元三年）十月，吐蕃数千骑复至长武城，韩全义率众御之。韩游瓌之将请以众助之，游瓌不许……四年五月，吐蕃三万余骑犯塞，分入泾、邠、宁、庆、麟等州……陈许行营将韩全义自长武城率众抗之，无功而还。游瓌素无军政，且疾不能兴，闭城自守，莫敢御也。”

[79]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卷《京都关内区》篇六《长安西北通灵州驿道及灵州四达交通线》，第211～212页。

[80]《新唐书》卷136《李光弼附白元光传》。

[81]《旧唐书》卷196下《吐蕃传下》。

[82]当范希朝于元和四年调任河东后，此后的灵盐节度使职衔中均兼有定远城名。不过这一点不足以说明定远城驻军的实际归属情况。因为当贞元八年神策军驻戍定远、怀远二城后，贞元十年任职灵州的新节度李栾的职衔中亦有定远之名。（参见《唐方镇年表》卷1《朔方》）

[83]《陆贽集》卷19，第619～622页。

[84]可参见《陆贽集》卷19《论缘边守备事宜状》。

[85]《资治通鉴》卷232“贞元二年八月”条。从两唐书的《吐蕃传》《张献甫传》等记载看，张献甫当时应是与神策将领李升昙、苏清沔等一起率领禁军驻扎咸阳的。

[86]参见《旧唐书·浑瑊传》、《新唐书·浑瑊传》、《资治通鉴》卷233“贞元三年十一月”条。

[87][日]日野开三郎：《唐代藩镇の跋扈と镇将》，《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第一卷《唐代藩镇の支配体制》，第375页。

[89]日野教授在确定这些镇将是否为禁军的过程中，还是采取相对谨慎的态度。如果没有史料指示它们是禁军的话，日野教授只是以普通县镇加以对待。（参见《唐代藩镇の跋扈と镇将》，《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第一卷《唐代藩镇の支配体制》，第375～376页）相对而言，张国刚先生的态度要更宽泛一些，对于一些史料没有明言是否为神策军镇的畿内县镇，也会将其作为神策军镇来处理。（参见《唐代的神策军》，《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第125～126页）我的意见也更倾向于后者。这里再补充几条两位先生没有涉及的资料：1。《大唐故节度押衙充监军衙马步都知兵马使并知衙事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侍御史上柱国颍川郡陈府君（审）墓志铭并序》中提到，生于兴元元年的墓主陈审，其父陈后的结衔为“左神策军醴泉镇军判官”（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八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419页）。陈后担任醴泉镇军判官的时间不会早于贞元初，或者，他可能就是在贞元时代担任此职的。而我们看到，醴泉镇军就是籍名于神策旗下的一处畿内军镇。2。《唐故左神策军华原镇马步都虞候儒林郎司农丞上柱国王府君墓志铭并序》记载了去世于长庆二年的墓主王遂在元和年间的军职转迁情况。（《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第807页）墓志称其一生“竭节于镇”，其去世时的职任即是志名所揭示的左神策军华原镇马步都虞候。因此推测华原镇几乎在元和时代一直就是神策军旗下的畿内军镇。3。张模《唐故朝议大夫内侍省内附局丞员外置同正员上柱国武府君（自和）墓志铭并序》中提及武自和在文宗大和年间曾出任“左神策军美原镇监军使”（《全唐文补遗》第二辑，第53页）。可见美原镇也是一处畿内神策军镇。4。陈上美《唐故忠武军监军使正议大夫内给事赐紫金鱼袋赠内侍仇公（文义）夫人王氏墓志铭并序》中提及去世于大中二年的墓主，其长子时任“左神策军云阳镇监军”（《全唐文补遗》第二辑，第61页）。云阳镇同样是畿内的神策军镇。5。王柷《唐故左神策军前任南山镇遏都兵马使兼押衙云麾将军行左卫翊壹府左郎将兼监察御史上柱国上党郡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包府君（筠）墓志铭并序》记载了身为左神策将领的墓主在宣宗大中十一年（857）出任“南山镇遏使”（《全唐文补遗》第三辑，第265页）。南山镇遏使应当也是一处京畿内的神策军镇。以上所列都是明确记载为神策军镇（且都为左神策军镇）的畿内军镇，从时间上来看，都在贞元时代以后。

[90]在一份由王叔简所作的《大唐故吴府君墓志铭》中，我们看到贞元初年德宗增强禁中神策军力量的一项举措。墓主吴卓是郭子仪婿吴仲孺的次子。李希烈叛乱时，吴仲孺因家财巨万，以国家召募有急，惧不自安，乃上表请以子弟率奴客从军。后德宗遂令节度、观察、团练等使并尝为是官者，皆令家出子弟甲马从军，并从仲孺例，亦与其男官。（参见《旧唐书》卷135《白志贞传》、《新唐书》卷50《兵志》）这支“诸将家子弟”后来就由神策将领刘德信统率赴援襄城。墓志记载了其时被署为“行营节度副使”的吴卓率领“家僮”赴襄城作战的经历。泾师之变后，吴卓随刘德信急返长安，后因此军为李晟合并，吴卓遂成为李晟的部将。乱后李晟出镇凤翔，吴卓亦随之“摧锋岐下”。贞元三年李晟入朝，墓志载：“逮西平（即李晟）入觐。公隶属神策，宿卫中禁，垂二十年。”直到元和初年调镇云州。（《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元和055，第839页）我们并不清楚德宗对吴卓的此次任命是否意味着将原属吴卓的军队（或者主要就是“诸将家子弟”）也一并纳入禁中。但如果考虑到吴卓的特殊身份以及“诸将家子弟”的特殊性质，德宗若有此举当也不难想象，因为他们更值得德宗信赖。

[91]《旧唐书》卷151《范希朝传》作：“乃命（希朝）为左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镇奉天。”与新传略有不同。据《旧唐书》卷14《顺宗纪》“（永贞元年）五月己巳，以右金吾卫大将军范希朝为右神策统军，充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节度使”及《唐会要》卷72《京城诸军》神策军条“（贞元）二十一年三月，以检校尚书右仆射、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兼右神策统军，充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驻于奉天”的记载，新传的表述更为确切。至于任命范希朝的时间，《资治通鉴》卷236“永贞元年”条作“五月辛未”，与旧纪、会要均略有不同。

[92]能证明这一推断的，还有《册府元龟》卷135《帝王部·愍征役》中的这条资料：“（贞元）十五年四月诏，应在城诸州军及畿内诸县镇兼京西步驿并奉天行营杂职掌所由兼长行官健共五万八千二百七十二人，宜令所司每人赐粟一石。”

[93]《唐会要》卷72《京城诸军》神策军条载：“元和二年正月，京兆尹李鄘奏：‘三原、高陵、泾阳、兴平等四县兵，管烽二十八所，每年差烽子计九百七十五人。远近无虞，畿内烽燧请停。’从之。”日野开三郎教授据此条认为三原、高陵、泾阳、兴平四县均为神策军镇。但此四县的名字均未出现在《续通典》的名单中。（参见《唐代藩镇の跋扈と镇将》，《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第一卷《唐代藩镇の支配体制》，第375～376页）

[94]参见《唐会要》卷72《京城诸军》；何永成：《唐代神策军研究——兼论神策军与中晚唐政局》，第17页。

[95]《全唐文》卷645。

[96]《资治通鉴》卷239“元和七年”条。

[97]《全唐文》卷66。《册府元龟》卷81《帝王部·庆赐第三》同，唯“都赐物”作“一万八千八百余匹”，当从《全唐文》所载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