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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神策军镇的空间演变02（第4页）

[98]李锦绣女士认为此条记载中的十八万余将士是神策军畿内及在外军镇人数。（见《唐代财政史稿》[下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68页注②）其所据《唐大诏令集》卷2《穆宗即位赦》此条记载作：“京西京北及振武天德八道节度及都防御使下神策一十二镇将士等，共一十八万六千七百余人，都赐物一百八万一千八百余匹。”（第12页）与《册府元龟》及《全唐文》的文本有所不同，我采用的是后两者的文本。并且我认为，这里的十八万余将士可能是指京西北八镇边军及神策一十二镇将士人数。至于这神策一十二镇，可能不包括畿内神策。

[99]《资治通鉴》卷241。

[100]参见张国刚：《唐代的神策军》，《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第121～122页。

[101]《资治通鉴》卷254。

[102]《资治通鉴》卷254。

[103]《资治通鉴》卷260“乾宁二年五月”条。

[104]长武，见下文。良原，《新唐书》卷186《周宝传》：“会昌时，选方镇才校入宿卫，与高骈皆隶右神策军，历良原镇使。”又，《资治通鉴》卷260“乾宁二年四月”条：“畿内有八镇兵，隶左右军。郃阳镇近华州，韩建求之；良原镇近邠州，王行瑜求之。宦官曰：‘此天子禁军，何可得也！’”奉天，见上引《资治通鉴》卷254“中和二年三月”条及下文。

[105]正如唐长孺先生所说的：“唐皇室和宦官存在着相互依赖又相互矛盾的特殊关系。皇室必须依靠军队支持，而迫在肘腋的最亲近的禁军却掌握在宦官手中。宦官是以唐朝皇帝的名义掌握政权的，它代表的是皇权，凭仗兵权宦官可以发动宫廷政变，操纵皇位继承，但却不能脱离皇室。皇帝曾经不止一次地设法摆脱宦官的控制，然而都失败了，因为皇帝不实际掌握兵权。最后，宦官掌握的神策军已十分衰弱，但还必须借助于方镇兵才能铲除宦官，而宦官既除，与之相互依赖的唐皇朝也丧失了哪怕十分衰弱的一点军事力量，终至于灭亡。”（《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57页）

[106]有关神策军人数的推定，参见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下卷），第768页。从《新唐书》卷50《兵志》及《资治通鉴》卷235“贞元十四年八月”条来看，神策军总人数在贞元末年应该已达到十五万。元和末年神策军的人数，史料没有提供明确记载，但估计不会低于十五万。有关武宗朝，学者皆据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记载，称总共约有二十万左右。

[107]《陆贽集》卷19，第622页。

[108]参见《资治通鉴》卷235“贞元十四年八月”条。

[109]参见何永成：《唐代神策军研究——兼论神策军与中晚唐政局》，第49～50页。

[110]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五辑《唐故特进检校工部尚书使持节都督延州诸军事行延州刺史充本州防御左神策行营先锋安塞军等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国陇西李府君（良仅）志铭并序》，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36～37页。

[111]可参见《全唐文》卷646李绛《论延州事宜状》、《新唐书》卷155《浑瑞附浑镐传》。

[112]《旧唐书》卷13《德宗纪下》：“（贞元十年三月）辛丑，以延州刺史李如暹所部蕃落赐名曰安塞军，以如暹为军使。”

[113]郁贤皓先生《唐刺史考全编》卷10《关内道·延州》由于没有使用到这份李良仅墓志，所以贞元至大和时期延州刺史的考证存在错误（第251～252页）。

[114]同样是延州安塞军，《全唐文补遗》第八辑《故延州安塞军防御使检校左仆射南阳白公府君（敬立）墓志并序》载，去世于景福二年（893）的墓主白敬立结衔中有“使持节都督延州诸军事、守延州刺史、充本州防御左神策军行营先锋兵马安塞军等使”（第233页）。

[115]何永成先生将边上行营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央因欲加强控制与边防有密切关系之凤翔节度与夏绥银节度，往往令其节度使带神策行营之名”。这种情况其实只存在于德宗一朝。并且，凤翔与夏绥银的军队虽然原本都属于经过战争磨炼的神策军，不过随着屯驻时间的变长，可能就逐渐转变成了边军。因为据齐勇锋先生引《旧唐书·李鄘传》的资料看，当凤翔在元和二年因新帅李鄘之请，诏去“神策行营”之号时，似乎并未见护军中尉与当镇将士有什么反应。（见齐勇锋：《说神策军》，《陕西师大学报》，1983年第2期，第99页）另一类则是上文所说的遥隶神策了。（参见《唐代神策军研究——兼论神策军与中晚唐政局》，第49～50页）

[116]参见齐勇锋：《说神策军》，《陕西师大学报》，1983年第2期，第99页。

[117]参见《册府元龟》卷336《宰辅部·识暗》。

[118]神策军在宪宗元和元年（806）征蜀的战役中是主力。在元和十二年淮西平后韩愈、段文昌两人所作的《平淮西碑》中，也都提到了“郃阳”。（见《韩昌黎文集校注》卷7，第478页；《全唐文》卷617）不过此役征军芜杂，神策军已不是主力。而此前讨伐成德的战事，神策军确是居中为主力的，但并没有起到什么积极的作用。所以宋人尹源在《叙兵》一文中会说：“（唐）讨淮西、青、冀、沧德、泽潞之叛，以至四征夷狄，大率假外兵以集事，朝廷所出神策禁军，不过为声援而已。”[（元）脱脱等撰：《宋史》卷442《文苑四·尹源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120]《资治通鉴》卷254“广明元年十一月”条。

[121]《册府元龟》卷336《宰辅部·识暗》。

[122]《资治通鉴》卷254“广明元年十一月”条。

[123]《资治通鉴》卷254“广明元年十二月”条载：“壬午旦，贼夹攻潼关，关上兵皆溃，（王）师会自杀，（张）承范变服，帅余众脱走。至野狐泉，遇奉天援兵二千继至，承范曰：‘汝来晚矣！’博野、凤翔军还至渭桥，见所募新军衣裘温鲜，怒曰：‘此辈何功而然，我曹反冻馁！’遂掠之，更为贼乡导，以趣长安。”《新唐书》卷225下《逆臣下·黄巢传》的记载有所不同：“始，博野、凤翔军过渭桥，见募军服鲜燠，怒曰：‘是等何功，遽然至是！’更为贼乡导，前贼归，焚西市。”本文采用《资治通鉴》的说法。另，此处之博野军很可能就是“奉天援兵”，因为博野军的驻地就在奉天。至于“凤翔”，推测可能是衍文，因为《旧唐书》卷200下《黄巢传》并没有提到“凤翔军”。至于致误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此后博野军被归入了凤翔镇。（详细分析均见下文）

[125]比如《旧唐书》卷200下《黄巢传》就称：“（时）朝廷以田令孜率神策、博野等军十万守潼关。”《新唐书》卷225下《逆臣下·黄巢传》亦称此后：“帝（指僖宗）诏陈许、延州、凤翔、博野军合东西神策二万人屯京师。”

[126]（宋）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卷132《李茂贞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新五代史》卷40《李茂贞传》作“为博野军卒，戍凤翔”[（宋）欧阳修撰，（宋）徐无党注，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误。

[127]《册府元龟》卷336《宰辅部·识暗》。《旧唐书》卷200下《黄巢传》亦曰：“官军大溃，博野都径还京师，燔掠西市。”

[128]《资治通鉴》卷254“广明元年十二月”条。

[129]《旧唐书》卷178《郑畋传》称：“畋会兵时，（李）茂贞为博野军小校在奉天，畋尽召其军至岐下。”

[130]《旧唐书》卷132《李茂贞传》：“黄巢犯阙，博野军留于凤翔，时郑畋理兵于岐下，畋遣（宋）文通（即李茂贞）以本军败尚让之众于龙尾坡。”

[131]有关此问题的讨论，可参见薛平拴：《试论开元天宝以后的长安商人与禁军》，《唐都学刊》，1992年第3期。

[132]有关中晚唐神策军性质与作用等问题的讨论，可参看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447～456页。

[133]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边上的神策行营“这种收编地方军为中央军的办法为解决为患已久的藩镇问题提供了一条可行的道路。这是北宋全国军队禁军化的滥觞。但它所带来的指挥不灵便、作战力低下等问题也由此开始长久地困扰着封建中央王朝”。（黄利平：《唐京西北藩镇述略》，《陕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第91页）而实际上，宋朝面临的异族威胁又远远大于唐朝，这使得问题变得更加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