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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永王东行的图景02（第2页）

玄宗没有否认他在《命三王制》中令诸王出镇的正当性，但也同样表明，他确实没有颁布过允许永王“东巡”的明确诏诰，所以永王此行，确实是出师无名的“擅行”之举。

实际上，这份诰令只是玄宗在听闻永王失败的消息后无奈作出的一个决定，由于他不可能也不便于否认《命三王制》中令永王出镇江陵的正当性[95]，所以只能对永王“擅越淮海”的行为进行谴责，并且，隐瞒他曾在背后默认甚至支持永王此行的决定。这一推测的证据就是保留在《旧唐书·肃宗纪》中的下述这段史料：

（至德二载）正月甲寅（五日），（玄宗）以襄阳太守李峘为蜀郡长史、剑南节度使，将作少监魏仲犀为襄阳、山南道节度使，永王傅刘汇为丹阳太守兼防御使。[96]

另据《肃宗纪》载，玄宗任命上述诸人的时间据永王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擅领舟师开始“东巡”的时间只有十天。换言之，玄宗很可能在刚刚获悉永王“东巡”的消息后就采取了上述措施。并且正通过这些任命，委婉地表达了他对永王此行的支持。

玄宗的任命涉及长江上、中、下游三个关键地区。对李峘的任命与永王此次东巡无直接关系，有关的是魏仲犀与刘汇两人。魏仲犀的前任山南节度使本就为永王璘，史称当天宝十四载十二月安禄山军队攻陷东京、进逼潼关时，玄宗本已有过“以永王璘为山南节度使，以江陵长史源洧副之；颍王璬为剑南节度使，以蜀郡长史崔圆副之”[97]的设想，只是当时二王并未出阁，所以真正处置山南东道事宜的还是原襄阳太守、本道采访使源洧。[98]考虑到襄阳在当时的重要地位，玄宗在任命源洧的同时，还一并任命了宪部郎中徐浩为襄阳太守、本州防御使。[99]源洧很快就去世了，而不久前刚被源洧接替的原江陵长史庾光先也很快离开了江陵来到襄阳。徐浩和庾光先两人此后的动向是很值得注意的。因为这两人此后都离开了襄阳，并且一同赶赴肃宗的行在，又都得到了肃宗的重用。尤其是徐浩，其在到达肃宗行在伊始即被拜为中书舍人，此后肃宗的诏令也多出徐浩之手。[100]现存的储光羲《奉别长史庾公太守徐公应召》一诗就是诗人为送别一同离开江汉的庾、徐两人所创作的。[101]尽管我们还不知道庾、徐二人究竟是在永王到达襄阳前还是后离开襄阳的，但至少我们看到了，当永王开始由江陵“东巡”时，此前被玄宗任命的数位江汉大员——源洧、徐浩、庾光先、李岘，都已因各种原因弃永王而去，而且大都投向肃宗[102]，所以现在留在江汉一带的只有被永王安排继续驻守江陵的永王傅窦绍了。[103]这兴许就是玄宗在此时令魏仲犀出镇襄阳的一个原因。当然，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南阳的抗贼形势此时依然不容乐观。因此作为南阳的后方，如果襄阳这样一个军事重镇缺少了太守级的人物坐镇，看来终究是说不过去的。而此次被玄宗委派出任襄阳太守、山南节度使的魏仲犀虽说曾是杨国忠的亲信，但这并没有妨碍玄宗对这位随其奔蜀的大臣的信任，在玄宗于奔蜀途中颁布的《册汉中王瑀文》中，授命担任汉中王李瑀“傅相”的正是魏仲犀。汉中是山南西道的治所，因此此时玄宗令山南东、西二道合一，并委派汉中的二把手魏仲犀赶赴襄阳任职，显然是一项相当合理的举措。

至于曾为江陵郡都督府长史的刘汇，从某种程度上可说是永王的旧部下。[104]在《命三王制》中，刘汇被玄宗任命为盛王傅。但盛王并未出镇，而此时，随着永王的“东巡”江淮，刘汇又被玄宗授以“丹阳（润州）太守兼防御使”一职。显然，这是直接配合永王“东巡”的一项人事安排。

至此，帝国南部的玄、肃阵营壁垒分明，位于长江上、中游的剑南与江汉由玄宗的信臣占据要津，而前者未争取到的下游三位大员则全部站在肃宗一边。

现在一个颇为困惑的问题便是，为什么上述这条证明玄宗在背后支持永王“东巡”的证据会出现在《旧唐书·肃宗纪》中。正如学者的研究早已指出的，涉及“永王之乱”的许多官方资料在此后都被肃宗方面动过手脚。这在《旧唐书·玄宗纪》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因为自至德元载八月玄宗册命肃宗，到次年十月玄宗出蜀，玄宗在蜀中一年左右的活动在旧纪中完全脱落了。所以可能以《肃宗实录》为依据的旧书《肃宗纪》却能保存这条资料[105]，着实令人诧异。实际上，这并非什么奇怪的事情。因为据玄宗八月十六日所颁的《令肃宗即位诏》，玄宗在他的让位诏文中已经明确讲到了：“朕且以诰旨随事处置，仍令所司奏报皇帝。”换言之，玄宗在进行上述人事安排的同时，已经将这一安排告知了肃宗。所以在有关肃宗的档案中，这条史料会被备案，并且被此后不明玄、肃之争隐幽的史官编入《肃宗实录》中。如此看来，玄宗的这一举措即便有支持永王、对抗肃宗的意图，那也是公开而非隐瞒的。就在这条史料后，《旧唐书·肃宗纪》又接着记载道：“（正月）辛酉（十二日），于江宁县置金陵郡，仍置军，分人以镇之。”[106]作为丹阳属县的江宁古称金陵，正是永王此次移镇的目的地。[107]尽管我们还无法确定这一措施究竟是同样报备肃宗的玄宗所为，还是确实是肃宗的措置，但无疑的是，这项措施也是针对永王此次移镇而采取的。

现在，随着玄、肃双方的摊牌，永王与江淮地方军队的冲突也正式爆发。就肃宗方面而言，江淮向来不是帝国蓄养重兵的地区，且其时更存在着“将卒不相统摄，兵士未尝训练”[108]的大问题。虽说肃宗的敕使啖廷瑶与李希言、李成式两位采访使在以诏谕的方式遏制永王不成后，也已采取了一些针对永王的军事部署，但面对其时“军容甚盛”的永王军队，寡兵少卒的啖氏等人也确实没有什么有效的策略可与之抗衡。所以当永王招降了二李的两位将领元景曜、李承庆，并成功击溃了丹阳太守阎敬之的防守后，江淮果然就为之“大震”[109]了。正因为如此，在听闻永王起兵的消息后，肃宗就不得不急遣另一批人奔赴江淮。并且也终于决定，他将要以强硬的手段来遏制永王、对抗玄宗了。

八、安陆：三节度会盟的意义

肃宗的这一紧急举措就是《资治通鉴》所说的：

（至德元载）十二月，置淮南节度使，领广陵等十二郡，以（高）适为之；置淮南西道节度使，领汝南等五郡，以来瑱为之；使与江东节度使韦陟共图璘。[110]

现在我们终于又看到了高适，同时我推测，《资治通鉴》的以上论述（尤其是时间）很可能正衍自《旧唐书·肃宗纪》中“（至德元载）十二月戊子……（以）谏议大夫高适为广陵长史、淮南节度兼采访使”的这段有关高适任命的记载。但是，《资治通鉴》这一因袭《肃宗纪》的编撰是有问题的。事实上，肃宗在十二月所任命的可能只有高适与韦陟两位节度使，而真正赴任江淮的也只有高适一位。换言之，肃宗对三位节度使的任命完全不在同一时间。

我们先来看一下高适。《旧唐书·高适传》载：

（至德）二年，永王璘起兵于江东，欲据扬州。初，上皇以诸王分镇，适切谏不可。及是永王叛，肃宗闻其论谏有素，召而谋之。适因陈江东利害，永王必败。上奇其对，以适兼御史大夫、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诏与江东（当为淮西）节度来瑱率本部兵平江淮之乱，会于安州。师将渡而永王败，乃招季广琛于历阳。

旧传的叙述很容易给读者造成这样一种错觉，似乎被肃宗任命为淮南节度使的高适，在由西北的肃宗行在出发抵达江汉一带的安陆郡（安州）后，还未来得及率师渡过长江，永王就失败了。但上文所引高适的《谢上淮南节度使表》已经清楚表明了，高适在至德二载正月初就已来到长江下游的广陵，而其时永王的水师应当还未抵达丹阳、广陵一带。因此，真实的情形可能是：在十二月上旬被肃宗任命为淮南节度使的高适于次年正月二日抵达广陵任职，和高适一同前来的可能还有中官啖廷瑶。然而尚未开始“训练将卒，缉绥黎氓”的高适一行，很快就遭遇了永王真刀真枪的挑战。于是啖廷瑶负责继续留在广陵一带应付永王的军队，而高适则受命前往安陆筹措救兵。只是救兵未至，永王在江淮的“叛乱”就失败了。所以高适事实上没有真正卷入“永王之乱”中，他的工作更多的是处理乱后的江淮事宜，比如诏谕永王的大将季广琛等。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有关永王事件记载最详细的《旧唐书·永王璘传》和《新唐书·永王璘传》中，没有出现高适的原因。

韦陟的情况与高适大体相似，据《旧唐书·韦陟传》载：

（会）潼关失守，肃宗即位于灵武，起为吴郡太守，兼江南东道采访使。未到郡，肃宗使中官贾游严手诏追之。未至凤翔，会江东永王擅起兵，令陟招谕，除御史大夫，兼江东节度使。陟以季广琛从永王下江，非其本意，惧罪出奔，未有所适，乃有表请拜广琛为丹阳太守、兼御史中丞、缘江防御使，以安反侧。因与淮南节度使高适、淮西节度使来瑱等同至安州。陟谓适、瑱曰：“今中原未复，江淮动摇，人心安危，实在兹日。若不齐盟质信，以示四方，令知三帅协心，万里同力，则难以集事矣。”陟推瑱为地主，乃为载书，登坛誓众曰：“淮西节度使、兼御史大夫瑱，江东节度使、御史大夫陟，淮南节度使、御史大夫适等，衔国威命，各镇方隅，纠合三垂，翦除凶慝，好恶同之，无有异志。有渝此盟，坠命亡族。皇天后士，祖宗神明，实鉴斯言。”陟等辞旨慷慨，血泪俱下，三军感激，莫不陨泣。其后江表树碑以纪忠烈。

需要说明的是，有关韦陟表请拜永王大将季广琛为丹阳太守一事，传记作者将其系于韦陟与高适、来瑱同盟于安陆事前，这一叙述时序有可能是对的，但也可能有错误。因为《韦陟传》后文又提到了韦陟在“永王之乱”后赶往历阳诏慰季广琛之事，因此传记作者有可能是将诏喻季广琛一事拆成了两事来进行编排。关于季广琛的问题，我们下文再作讨论。据旧传的描述，肃宗对韦陟先后有过两次任命。最初任命的是江东采访使，并且这一任命很可能发生在永王“东巡”前。赴任途中的韦陟此后因故被肃宗诏回[111]，但在后者得知永王起兵的消息后，韦陟又再次被任命为江东节度使，遂不得不中途折返，再次赶往江东。韦陟此后的经历与高适基本相似。正如《高适传》的描写一样，《韦陟传》也只是提到了此后的安陆结盟和韦陟在乱后诏慰季广琛之事（只是它的叙述比《高适传》详尽）。也就是说，中途折返奔赴江东的韦陟和高适一样，实际上也没有赶上与永王军队的正式交锋。

从上述两人的事迹来看，推测高适的行动方向是由淮南西行讨搬救兵，而即将重回西北行在的韦陟则是再次由西北出发赶往江东。而他们会合的地点则是位于江汉的安陆郡，并将在此相会另外一位节度使——淮西节度使来瑱。

与高适、韦陟完全不同，《旧唐书·来瑱传》和《新唐书·来瑱传》没有任何涉及“永王之乱”的记录。来瑱在《旧唐书》中与鲁炅合传，这两位都是出身西北军团的重要人物。来瑱是名著西陲的来曜之子，天宝年间已任至伊西、北庭行军司马这一剧职。鲁炅则是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的别奏，是被后者视为“后生可畏”的帅才。安禄山叛乱后，玄宗选任将帅，两人均被荐往河南西部一带抵御叛军。鲁炅被授予南阳太守之衔，在安禄山叛乱时期，鲁炅几乎一直在南阳抗敌，是唐廷守卫南阳、保障江汉的功臣。至于来瑱被授予的颍川太守一职，史料的记载还略存分歧。本传称来瑱在被任命为颍川太守后，很快就因抗敌守城的突出表现而博得“来嚼铁”的称号。不过另据《旧唐书·薛愿传》《资治通鉴》等记载，似乎安禄山叛乱后一直担任颍川太守的却是鲁炅奏用的薛愿，其与长史庞坚坚守颍川约一年，直到至德元载（756）底安禄山大将阿史那承庆攻陷颍川郡、两人被执杀为止。[112]我推测，始终坚守颍川城的应该还是薛愿。况且《旧唐书·来瑱传》和《新唐书·来瑱传》曾言，来瑱曾因作战有功，被授予过“河南淮南游奕逐要招讨等使”一职。既然是“游奕逐要招讨”的身份，自然重在协防策应，不须似鲁炅、薛愿那样始终坚守一城。不过无论如何，来瑱一直在紧邻南阳的河南西部一带活动则是无疑的，而且本传此后又述及了他与襄阳太守魏仲犀一同援救鲁炅之事。

既然来瑱一直是在朝叛对峙激烈的河南西部与叛军作战的将领，他又如何会牵涉进“永王之乱”，并被肃宗授予淮西节度使一职的呢？我们知道，高适与韦陟虽是肃宗信任的官员，此时更肩负着讨平“永王之乱”的职责，但高适是“气质自高”[113]的诗人，韦陟则是“文华当代”[114]的名士，虽说两人此时都是“秉钺”而行，但实际上却是手头无兵无卒的文人。因此在江淮的地方军队不堪为用的情况下，肃宗与高、韦二人只有在江淮以外寻求军事支援，而来瑱就是他们寻求的对象。

高适、韦陟与来瑱会盟的地点是淮河以南的安陆郡。如果说安禄山的军队在至德元载十二月，也就是差不多永王开始“东巡”的时候，已经攻克了河南西部的颍川郡，那么此前在这一地区作战的来瑱就很有可能因此而退守至淮河以南。况且来瑱所任正是“河南淮南游奕逐要招讨等使”一职，比起鲁炅这样的守城将领，来瑱的军队确是可以具有一定的机动性，并且淮河以南也是其可活动的范围。此外，我在上文曾提过，安史之乱爆发后，安陆郡太守本是苑咸。但永王东来后，苑咸已经离开安陆南下江陵。换言之，安陆其时已无太守驻留。这其实也为此后来瑱的到来，以及其与高、韦二人在安陆的会盟提供了相对便利的条件。我在第一章中还说过，在唐朝设立淮西节度使后，后者的治所曾一度设在安陆，直到代宗大历年间，淮西的治所才正式移至河南的蔡州。其实安陆之于淮西的这一政治意义，就是从来瑱与高、韦的这次会盟初现端倪的。虽说其时在河南一带的唐军实力也不强，包括在与叛军交锋过程中才逐渐培养起来的来瑱军队也是如此，但较之江淮军队，终究还是要胜出数筹。况且来瑱本是具有极强军事能力的将领，因此由其率兵平定“永王之乱”，看来是一件合适、合理的事情。

实际上，高适、韦陟拉拢河南的将领来瑱，就类似于此时正在江淮的啖廷瑶结交河北的将领李铣。李铣原是河北诏讨使颜真卿的判官，至德元载十月河北失陷后，李铣随颜真卿渡河南逃。此后颜真卿经南方北上谒见肃宗，李铣则被留在江淮，率残兵屯驻广陵。《旧唐书·永王璘传》称李铣麾下仅“有骑一百八十人”[115]，但对于啖廷瑶而言，曾在河北有过与叛军对峙经历的李铣及其军队，已经是其时不可多得的统兵人才与千钧一发之际的救命稻草了。

来瑱的实力与能力当然远在李铣之上。既然其与身为肃宗信臣的高适、韦陟不同，是当时肃宗急欲拉拢的实力将领，因此在三节度的安陆会盟中，即便是“门第豪华”[116]的韦陟也要力推来瑱担任“地主”。而旧书《高适传》中所称的，肃宗诏高适与淮西节度使来瑱率“本部兵”平乱中的“本部兵”，经过上文的分析就可知道，其实只是来瑱的淮西部众，而没有高适的淮南军队。

现在我们看到，为了平定“永王之乱”，肃宗已经不惜抽调在前线与叛军作战的军队南下，这无疑将削弱唐廷本已相当薄弱的河南抗贼力量，增加其时仍在南阳一带抵御叛军的鲁炅等人的压力。所幸，来瑱这位最后才被肃宗任命为节度使的河南将领，只是配合着高适、韦陟在安陆上演了一出“辞旨慷慨，血泪俱下”的盟誓。因为未等其真正率师南下，“永王起事”就失败了。于是很自然的，在这位将继续投身于与叛军作战的将领传记中，确实没有必要提及任何与“永王之乱”相关的事迹。

这一戏剧性的转折同样提醒我们，与其在“永王之乱”中去关注本将被肃宗用来镇压永王的来瑱，以及“其后江表树碑以纪忠烈”的安陆会盟一事，不如去关注那位真正导致“永王起事”失败的人物，以及另一场更为重要的盟誓。巧合的是，这位在“永王之乱”失败中扮演关键角色的人物，不仅与来瑱有相似的出身，而且也与高适、韦陟二人有同样紧密的关系。这位人物就是我们在上文中已经涉及的——身为永王集团主将的季广琛。

九、丹阳：季广琛与“永王之乱”

有关永王成功进驻丹阳郡城后的情形[117]，以及季广琛在“永王之乱”中的表现，《旧唐书·永王璘传》和《新唐书·永王璘传》记载略同，唯新传关于季广琛事迹论述更详，其曰：

时河北招讨判官李铣在广陵，有兵千余，（啖）廷瑶邀铣屯扬子，（李）成式又遣裴茙（茂）以广陵卒三千戍伊娄埭，张旗帜，大阅士。璘与（子）偒登陴望之，有惧色。（季）广琛知事不集，谓诸将曰：“与公等从王，岂欲反邪？上皇播迁，道路不通，而诸子无贤于王者。如总江淮锐兵，长驱雍、洛，大功可成。今乃不然，使吾等名絓叛逆，如后世何？”众许诺，遂割臂盟。于是（浑）惟明奔江宁，冯季康奔白沙（白沙镇，时属广陵），广琛以兵六千奔广陵。璘使骑追蹑之，广琛曰：“我德王，故不忍决战，逃命归国耳。若逼我，且决死。”追者止，乃免。

是夜，铣阵江北，夜然（燃）束苇，人执二炬，景（影）乱水中，觇者以倍告，璘军亦举火应之。璘疑王师已济，携儿女及麾下遁去。迟明觉其绐，复入城，具舟楫，使偒驱众趋晋陵（常州）。谍者告曰：“王走矣！”成式以兵进，先锋至新丰（新丰陵，地在晋陵界），璘使偒、（高）仙琦逆击之。铣合势，张左右翼，射偒中肩，军遂败。仙琦与璘奔鄱阳（饶州），司马闭城拒，璘怒，焚城门入之，收库兵，掠余干（鄱阳郡属县），将南走岭外。皇甫侁兵追及之，战大庾岭，璘中矢被执，侁杀之。偒为乱兵所害，仙琦逃去。

季广琛的“逃命归国”带走了永王军队最主要的有生力量[118]，也直接影响了另外一些将领的叛离永王，所以无论在实力还是信心上都给永王造成了很大打击。在李白所作的《自丹阳南奔道中作》中，诗人就对当时的情形有如下的描绘：

主将动谗疑，王师忽离叛。自来白沙上，鼓噪丹阳岸。宾御如浮云，从风各消散。舟中指可掬，城上骸争爨。[119]

这里的“主将”指的正是季广琛。而诗歌也形象地反映了因前者的“动谗疑”而导致的其时永王军队“离叛”时的情形。

季广琛究竟是何人，为什么他会有左右永王军队走势的力量？季广琛在两唐书中无传，考天宝元年（742）底樊衡为河西节度使王倕所作的《河西破蕃贼露布》中“十将中马军副使折冲李（季）广琛等部之”，“又使中马军副使李（季）广琛领勃律马骑一千攻其旁”[120]等语，季广琛曾是河西节度使麾下的将领，并参与过露布所言的这次“王倕奏破吐蕃渔海及游弈等军”[121]的战役。在这次战役中可堪关注的唐朝将领不止季广琛一人，其实未来的河西、陇右集团统帅哥舒翰也在这次战役中有突出表现，并且也正是从这次战役中开始在河西集团中崭露锋芒的。初事节度使王倕的哥舒翰在露布中的职务为“大斗军讨击副使”，地位与其时的季广琛可能在伯仲间。不过当时地位相侔的这两个人，他们的家世背景与仕途出身却大相径庭。哥舒翰本就为世居安西的蕃部酋豪，只因三年前因父丧客居京师，为长安尉不礼，遂发愤折节，仗剑河西。季广琛则是在开元二十三年（735）“智谋将帅科”的制举中与张重光、崔圆一同及第的士人[122]，所以他被唐廷任命为河西方面的将领应该是制举及第后的事情。但不管怎样，哥舒翰与季广琛因开元天宝年间唐廷的汲于边事而最终去往西部建立功业的行为却是一样的。

在与季广琛同年及第的崔圆的传记中，有一条颇堪注意的记录，其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