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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永王东行的图景02（第3页）

开元中，（唐廷）诏搜访遗逸，圆以钤谋射策甲科，授执戟。自负文艺，获武职，颇不得意。[123]

开元中，河西骑将宋青春骁果暴戾，为众所忌。及西戎岁犯边，青春每阵常运剑大呼，执馘而旋，未尝中锋镝，西戎惮之，一军始赖焉。后吐蕃大北，获生口数千。军帅令译问衣大虫皮者：“尔何不能害青春？”答曰：“尝见龙突阵而来，兵刃所及，若叩铜铁，我为神助将军也。”青春乃知剑之有灵。青春死后，剑为瓜州刺史李（季）广琛所得，或风雨后，迸光出室，环烛方丈。哥舒镇西知之，求易以他宝，广琛不与，因赠诗：“刻舟寻化去，弹铗未酬恩。”[124]

唐人戴孚《广异记》中收录的一则故事更直接与季广琛相关：

河西有女郎神。季广琛少时，曾游河西，憩于旅舍。昼寝，梦见云车，从者数十人，从空而下，称是女郎姊妹二人来诣。广琛初甚忻悦，及觉开目，窃见仿佛犹在。琛疑是妖，于腰下取剑刃之，神乃骂曰：“久好相就，能忍恶心！”遂去。广琛说向主人，主人曰：“此是女郎神也。”琛乃自往，市酒脯作祭，将谢前日之过，神终不悦也。于是琛乃题诗于其壁上，墨不成字。后夕，又梦女郎神来，尤怒曰：“终身遣君不得封邑也。”[125]

总之，季广琛允文允武的性格及其与河西的密切关系看来是当时士人熟知的事情。而曾任瓜州刺史的季氏可以断然拒绝哥舒翰的索剑之求，可见其在河西军团中绝非泛泛之辈。

按常理而言，这位出身河西的重臣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应当如许多西部集团的将领一样，投身到抵御东北叛军的大潮中，但季广琛却恰恰走了一条与他的西北同僚们截然不同的道路。这段正史没有任何交代的原委，终因一篇墓志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其覆可发的契机。这篇墓志就是由王端为安史之乱爆发前一年去世的海内名士，也是王端本人的好友陆据所作的《大唐故尚书司勋员外郎河南陆府君（据）墓志铭并序》。[126]墓志对陆据的任官经历有比较清楚的交代。这位于开元十五年（727）进士及第的官员，他的仕途发展主要在天宝时代，曾先后在河南采访使、后任范阳节度使的裴宽，河西陇右节度使王忠嗣，山南采访使薛江童，东畿采访使宋浑，剑南支度使季广琛，河东采访使韦陟手下担任判官等职。天宝十三载（754），陆据本已被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奏充为节度判官，只是因疾未行，并于当年底去世。陆据先后入幕的这些节度、采访使几乎每位都是天宝时代的重要人物。从其任官履历来推测，陆据被时任剑南支度使的季广琛奏授为大理主簿、仍充判官使的时间应该在天宝中后期。

前蜀郡长史李广璨（季广琛），闲邪存诚，贞固干事，或因旁累，往从迁谪。[127]

所以说，以剑南支度使身份奏授陆据官职的季广琛，其实正是因贬谪之故才从河西辗转至剑南的。而从肃宗敕书中“蜀郡长史”的官衔我们可知，乱前因贬谪才至剑南的季广琛在安史之乱爆发后依旧在蜀中任职，玄宗并没有想到要重新调其出蜀参与平叛。直到半年后因潼关失守，玄宗出奔蜀郡，季广琛才在蛰伏了几年之后，终于又重新回到了其熟悉的军事职务上。

玄宗于仓促间出逃长安，随行的军队只有龙武等少数禁军，马嵬驿之变后，又不得不分拨一部分禁军给太子，所以随玄宗入蜀，当然也包括由汉中随永王出镇的人马其实相当有限。因此我们可以想见，当玄宗到达蜀郡见到季广琛这位原河西军团的高级将领时，他会有怎样的反应。显然，季广琛正是其时出镇江陵的永王最需要的那类人才。所以我推测，玄宗很可能在到达蜀中后不久，就立刻派遣季广琛赶赴永王处。而深具军事才干和声望的季广琛也理所当然地成了此后永王军队的“主将”。

接下去我们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季广琛为什么会在永王成功抵达丹阳，并已在江淮一带造成一定声势的情况下突然离他而去？《新唐书·永王璘传》的记载似乎显示，季广琛随永王“东巡”的意图本是“总江淮锐兵，长驱雍、洛”，但在到达丹阳后他发觉永王此行的真正目的并非如此，于是这位久输疆场的将领决定离开前者。季广琛以永王“东巡”为收复河南并直捣长安的想法与我们之前提到的李白的心思很是吻合。换言之，这一记载也许同样可以证实我们上文的论述，即永王的“东巡”确实就是以收复河南为名义进行的。

但是，新传的这一叙述，或者说，我们对新传叙述的这一理解是不是有过于简单之嫌呢？因为《资治通鉴》关于季广琛离开永王的记载就与新传有所不同：

季广琛召诸将谓曰：“吾属从王至此，天命未集，人谋已隳，不如及兵锋未交，早图去就。不然，死于锋镝，永为逆臣矣。”诸将皆然之。于是广琛以麾下奔广陵，浑惟明奔江宁，冯季康奔白沙。璘忧惧，不知所出。[128]

其实与这里的“天命未集，人谋已隳”相似，新书《永王璘传》中本也有“广琛知事不集”一语。所以我的怀疑就是，季广琛也许并不像我们刚才说的，是一位实心肠到会全然以为永王“东巡”只是为了“总江淮锐兵，长驱雍、洛”，而丝毫没有其他政治企图，或者说他果真就是一位没有意识到永王“东巡”会造成与肃宗间紧张矛盾的政治意识迟钝的将领。

但是我们来看看玄宗本人是如何来解释“秉钺”的，在《降永王璘为庶人诰》中，玄宗说：

永王璘谓能堪事，令镇江陵，庶其克保维城，有裨王室。而乃弃分符之任，专用钺之威，擅越淮海，公行暴乱。违君父之命，既自贻殃；走蛮貊之邦，欲何逃罪？

显然，玄宗对“用钺”的解读与李白完全不同，对于此时的玄宗来说，“秉钺”只能是坐镇江陵而不能施用于“东巡”。那么，对玄宗授命权的这种误读，或者说因这种误读而导致李白没有太多在意可能由此导致的永王与肃宗间的矛盾，是不是就是李白自认为永王“东巡”之举合法，或者说我们说他缺乏政治洞察力的原因所在呢？

实际上，情况可能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在李白于“永王之乱”后不久为鄂州刺史韦良宰所作的德政碑中，李白为赞誉良宰在永王“东巡”时不为前者所诱的气节就写道：

曩者永王以天人授钺，东巡无名。利剑承喉以胁从，壮心坚守而不动。[129]

虽然这篇德政碑与玄宗的诰令一样，都是“永王起事”失败后的产物。但我仍旧好奇，此时明白知晓“秉钺”不等于可以“东巡”的李白，难道他在随永王“东巡”时就真的一点都没意识到：玄宗的“授钺”并不等于给了永王可由江陵“东巡”的通行证；“东巡”虽然在名义上打着收复河南的旗号，但实质上却是“无名”之举；以及“东巡”很可能加深肃宗与永王间本已存在的矛盾，甚至有导致帝国分裂的危险？换言之，李白果真如我们前文所说的那样，只是因为满怀着与叛军作战的一腔豪情和政治洞察力的缺乏就加入了永王的军队，他真的是全然的天真而没有一点私心吗？

我想，也许宋人蔡宽夫对李白加入永王集团心态的解释是较为中肯的，其曰：

然太白岂从人为乱者哉！盖其学本出纵横，以气侠自任，当中原扰攘时，欲借之以立奇功耳。故其《（东）巡歌》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之句，至其卒章乃云：“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亦可见其志矣。大抵才高意广如孔北海之徒，固未必有成功。而知人料事，尤其所难。议者或责以璘之猖獗，而欲仰以立事，不能如孔巢父、萧颖士察于未萌，斯可矣。若其志，亦可哀已。[130]

至于季广琛，虽然正史没有为我们留下他的传记，但从上述唐人的笔记中，我们或已察觉出他其实是一位与李白性格很相似的士人。而另一个与李白的相似之处则在于，曾经在战场上有过辉煌战绩的季广琛，此时也只是一名闲处蜀中的没落将领。所以我想，对于李白与季广琛而言，跟随永王出战叛军不仅是他们建功立业的一个契机，也是他们重获地位与尊严的一次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季广琛在决意离开永王时会向诸将说“如总江淮锐兵，长驱雍、洛”便是“大功可成”的原因所在。

总之，我并不认为李白和季广琛加入永王军队是全然被动的一种选择，我相信，这其中应该有一些他们个人的“私心”在作祟的。这种“私心”，我们或许可以把它们称为政治抱负。然而我们也知道，具有政治抱负的人不一定就是具有政治眼光的人。至于如果有人认为，季广琛在背弃永王后还要以一番“如总江淮锐兵，长驱雍、洛，大功可成”云云的言论为自己辩解是一种伪善的表现；而李白即便是在自丹阳南奔道中的仓促环境下创作的诗歌，最后还不忘强调“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131]是一种做作的举动的话，那在我看来，这只可能是对季广琛与李白这种只有私心而无野心，本质上还是颇为单纯的士人的一种误解。

在分析了季广琛加入与离开永王集团的可能心态后，我们现在要来谈谈究竟是什么诱因促使季广琛的心态发生了变化。我认为，最有可能的便是高适、韦陟这两位节度使在一方面试图游说淮西节度使来瑱率兵平定“永王之乱”的同时，另一方面还在积极寻求招谕永王将校的可能。例如《旧唐书·高适传》就言，高适曾作“《未过淮先与将校书》，使绝永王，各求自白”。所以高适、韦陟的书信也许就是促使广琛产生犹豫的根源，使他为了避免落到“名絓叛逆，如后世何”的下场，决定即便永王此时形势尚可也必将离他而去。

在季广琛离开永王后不久，永王的起事果然就失败了。史书对于季广琛随后的命运这样记载，江东节度使韦陟“以季广琛从永王下江，非其本意，惧罪出奔，未有所适，乃有表请拜广琛为丹阳太守、兼御史中丞、缘江防御使，以安反侧”[132]。如果身为蜀郡长史的季广琛曾是由于玄宗的任命才随永王下江的，那么韦陟当然可以以“非其本意”的理由来向肃宗建言尽快诏谕这位永王主将。肃宗听从了韦陟的这一建议，并很快授予季广琛江南防御使一职。这篇任命季广琛的敕文现在保存了下来，它的起草者同样是贾至：

此后的情况可能略有变化，在韦陟成功平定“永王之乱”后，肃宗征召其返回行在。史称：

陟以广琛虽承恩命，犹且迟回，恐后变生，祸贻于陟，欲往招慰，然后赴征，乃发使上表，恳言其急。陟驰至历阳，见广琛，且宣恩旨，劳徕行赏，陟自以私马数匹赐之，安其疑惧。[134]

季广琛在被肃宗任命为丹阳太守后也许并未赴任，而是仍旧游移在与丹阳毗邻的历阳（和州）一带。[135]不过我们知道，在乾元元年（758）五月前，季广琛已调任荆州长史，并于其时被招往河南行营会计讨伐安庆绪事，后得列为九节度之一的郑蔡（豫）节度使。次年（759）唐军相州之役失败，季广琛被贬为宣州刺史，其后又调往温州。[136]我在第一章中曾说过，季广琛是在相州兵溃的九节度中唯一一位真正受到贬惩的节度使。据说他遭贬的直接原因是在九节度谋议不同的相州之役中，唐军最后采纳的是他与郭子仪提出的引安阳河水浸城的方案，但该方案没有给唐军带来胜利，所以季广琛也就成了唐军失利的主要责任人。不过既然其提议能被采纳，或许也可说明广琛在其时的九节度中还是颇有发言权的。因此广琛所率领的军队未必是九节度中实力最强的，甚至可能是最弱的，但其资望在当时的九位节度中却可能数一数二。

不过无论如何，对于一位在相州之役中还曾担任节度使的高级将领来说，在唐军与叛军对峙正处于胶着的时刻，却被贬谪到濒海的温州任职，这几乎宣告了他在军界的生涯不会再有太好的发展前途了。但季广琛实在是一位比较幸运的将领，因为不久后的江淮动乱又为这位将领的再度被起用提供了意想不到的契机。上元二年（761）正月，因“刘展之乱”爆发，肃宗以“温州刺史季广琛为宣州刺史，充浙江西道节度使”[137]。季广琛在此职上的任期大约持续到代宗永泰元年（765）。[138]只是关于这四五年间的经历，正史的记载几乎为零。我们唯能从一些地志中考证出季广琛其时的活动。《舆地纪胜》卷19《江南东路·宁国府》“碑记”条载：

东峰亭记序。在泾县（宣州属县）西二里。唐永泰中，季广琛将兵讨石埭（宣州属县）寇，告捷赋诗，刘太真为之序，今刻石存焉。[139]

这是永泰年间，季广琛与河南副元帅行军司马袁傪及其判官陆渭等人，因征讨当地方清起义获得成功，遂于东峰亭游宴赋诗时的情形。[140]从地志的叙述来看，季广琛喜作诗歌的性格倒一点没因其经历的波折而有所改变。大历九年（774）十月，代宗“以前宣州刺史季广琛为右散骑常侍”[141]。这是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有关季广琛生平的最后一条史料，因此他可能就是于大历末年去世的，而浙西节度使也可能正是广琛担任的最后一个地方要职。

《广异记》的撰述者戴孚是与季广琛同时代的晚辈，巧合的是，他于大历时期也正在江淮一带。实际上，《广异记》中收录的故事，大多数就是戴孚在这一时期的南方听说的，而是书编撰的时间也不会晚于贞元。[142]这样看来，女郎神的故事无疑就出于与季广琛同时代的士人之口。这些士人借女郎神的预言，委婉地表达了对季广琛没能取得像上述诸位西部将领那样地位的一种惋惜。因为在他们看来，以季氏的资望，他原本应该是享有这种荣誉的。至于导致这一结局的原因，那当然不可能是因为广琛对神灵的冒犯，也许卷入“永王之乱”的这段经历，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季广琛未来的仕途吧。

十、睢阳：谢幕之地

至德二载二月，欲南奔岭外的永王璘被江西采访使皇甫侁执杀，“永王之乱”结束。考虑到永王败时，正值朝叛双方争夺长安最为激烈的时候，所以肃宗暂时只能对南方采取一些临时性的安抚措施。这其中除了最重要的即稳定江东季氏的这支军事力量外，肃宗还对江西、江陵、襄阳这几个长江中下游的重要地区有过一些安排，这些安排很可能是与对季广琛的任命同时，或者稍后一些进行的。在现今所存系于贾至名下的文章中，有一组关于“防御使”的制文，其中除了我们上文说的《授季广琛江南防御使制》外，还有《授韩洪山南东道防御使等制》《授窦绍山南东道防御使等制》《授鲁炅襄阳郡防御使制》《授元载豫章防御使制》。[143]推测这些制文的写作时间应该都在至德二载十月前。它们所反映的正是肃宗在因凭借收复两京的功业而彻底压倒玄宗势力之前，为在“永王之乱”后暂时稳定南方情势所采取的一些措施。[144]

这里我们比较关心的是山南东道的几位防御使，因为和江西不同，山南东道本是永王控制的范围。三篇制文中《授窦绍山南东道防御使等制》一文的时间可能最早，制文任命永王傅窦绍为江陵防御使，侍御史崔伯阳为襄阳防御使。此制可能暗示了在永王“东巡”时，窦绍并未随其南下，而是被委任继续坐镇江陵。至于肃宗在永王败后仍旧以窦绍出任江陵防御使的目的，主要应该是出于稳定江陵局势的考虑。《授韩洪山南东道防御使等制》可能是第二篇制文，在这篇制文中，肃宗任命襄阳太守韩洪为山南东道防御使。我们尚不知道此处的韩洪与之前提到的襄阳防御使崔伯阳在职务更替上有无关联。但从这篇敕书中已出现不同于上一篇制文的“今寇虐未清，邦家多事。用武之地，宜征奇杰”等语来看，委任韩洪的目的应该直接与叛军对江汉的进攻有关。也正因为如此，此时的山南东道防御使已经不再由位于江陵的官员，而是由更靠近前线的襄阳太守担任。但不管如何，在这两篇制文中，我们已经看不到曾经被玄宗任命为襄阳太守、山南道节度使的魏仲犀的身影了。《授鲁炅襄阳郡防御使制》无疑是三篇制文中的最后一篇。至德二载五月，一直在南阳抗贼的鲁炅因力竭不支，不得不放弃南阳，这篇制文就是鲁炅南奔襄阳后的创作。不过从制文中“虏不得进，江汉赖宁”等语来看，制文写作的时候叛军对江汉的威胁已经基本解除了，所以其具体的写作时间应该就在两京收复前后，而襄阳方面的负责人也至此正式变为鲁炅。

最后我们要来总结一下那些卷入“永王之乱”中的人物的命运了。作为永王军队的主将，季广琛是促成永王失败的关键人物，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获得留名青史的机会，好在他最后还是有幸得到了浙西节度使的职务。看来“秉钺”没有给永王带来成功，却还是给季广琛的人生带来了稍许的宽慰。[148]比起季广琛，身为永王幕僚的李白的时运就没有这么好了。入幕璘府的这段经历不但令这位天才诗人的声誉不断遭到后世的非议[149]，也让他在当时彻底丧失了梦寐以求的政治前途。皇甫侁在“永王之乱”中的选择与李白截然不同，但他同样没有逃脱政治前途丧失的命运。史称皇甫侁因“擅杀”[150]李璘而被肃宗弃用。[151]而在向来以严谨著称的《资治通鉴》中，对这一事件的叙述更被颇有深意地描述为：“（璘）欲南奔岭表，江西采访使皇甫侁遣兵追讨，擒之，潜杀之于传舍。”[152]如果永王璘曾以皇甫侁之子为人质迫使前者就范，而在此举不成后又诛杀了侁之子的话，那么皇甫侁此举也许就变得可以理解了。[153]这样说来，卷入永王事件的皇甫侁不仅丧失了他的政治前途，甚至可能一并丧失了爱子的性命。当然，我们对皇甫侁丧失爱子的结局仅仅是一种推测，但毫无疑问，对于玄宗来说，他却是真的丧失了一位爱子的性命。史称：“璘未败时，上皇下诰：‘降为庶人，徙置房陵。’及死，侁送妻子至蜀，上皇伤悼久之。”[154]而更重要的是，经由永王一事，玄宗也彻底丧失了另一位儿子对他的信任。回到长安后的玄宗在经历被肃宗夺权、软禁、撤除亲信的种种对待后，最终于元年（762）建巳月与肃宗先后晏驾。一个月后，新即位的代宗发布昭雪永王的赦文[155]，算是为这场帝室内部的悲剧画上了一个勉勉强强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