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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文学经典的教与学谈谈当前高校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改革的方向18(第2页)

几年前,作为国家级重点学科的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和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的老师们,就教材回归原典达成共识,开始编写新的“文艺学教材系列”。自从确立“回归原典”的教学思路之后,我们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在大家的努力下,用大力气抓教材建设。目前已出版“文艺学教材系列”的教材9部,教师用书1部。这些教材可供本科生基础课、选修课使用,还有几本可供硕士研究生使用。

我们是如何通过教材的编写来引导学生学习经典名篇、原著的呢?我们在《文学理论新编》一书中有两段话,转引在这里,从中可以看到我们教学改革的方向:

以往的文学理论教材往往是观念先行:编写理念既定,也就确立了教材的编写结构框架;然后是分章分节,最终以“六经注我”的方式完成了教材的编写。本教材的编写当然不是不要理念,而是在确立编写理念的同时,更看重那些经过时间检验的“经典文本”。因此,在每一章里,我们首先精选出两篇(第四章为三篇)古今中外文学理论大家或作家的文章作为其内容之一,然后,通过对文本的详细注释和“作者简介”“背景知识”“文本解读”三个环节,去释放“经典文本”的魅力。由于“经典文本”是对某个具体问题的发言,而无法完全涵盖某个文学理论的大问题,于是每章中又设计了“相关问题概说”,旨在对某一类问题做出补充性的说明、较系统的阐释。

这样,本教材每章均由两部分内容组成:一是经典文本阅读;二是相关问题概说。如果说前者是“一斑”,后者则是“全豹”,两者相呼相应,取长补短。于是在编者与作者之间、文本与文本之间、问题与问题之间构成了一种多层次的“对话”关系。

而且如此一来,那种“六经注我”的编写思路也将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我注六经”式的新思路。我们相信,这样一种编写思路可能更合理,更稳妥,也更符合教学规律。因为对于大学中文系一年级的学生来说,与其让他们一开始就接受一些抽象的、空洞的、有时甚至是教条化了的理论,不如让他们直接面对二三十篇经典文章更有价值、更有成效。实际上,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来思考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方案,即是我们的初始动机之一。

我们已经开始使用这些教材。教学是有难度的,教师要讲新的内容,学生要读原著,这都不容易。但我们面对困难,没有退缩。师生共同努力,我们愿意在教学改革中走出一条新路来。

注释

[1]李泽厚:《谈李煜词讨论中的几个问题》,《门外集》,长江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第191~192页。这篇文章是作者于1956年参与李煜词论争的论文,作者所做的解释,比起当时从李煜词的“爱国主义”来寻找李煜词的魅力的文章更有道理。

[2]鲁迅:《〈绛洞花主〉小引》,《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页。

[3]叶丁易教授1955年于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这部《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不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文学史,早在1951年王瑶教授就出版了《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1953年又出版了下册。但叶丁易教授所编写的“文学史”则最能反映新中国成立后的意识形态的状况。

[4]蔡元培在《石头记索引》中说:“《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见《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上,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19页。

[5]胡适:《红楼梦考证》(改定稿),《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页。

[6]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红楼梦》“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见《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96页。

[7]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发表于《文史哲》1954年第9期,《文艺报》同年第18期加以转载。

[8]A。R。姚斯、R。C。霍拉勃:《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9]苏轼:《与子由六首》其五,《苏轼文集》第六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15页。

[10]胡适:《与高阳书》,《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54页。

[11]鲁迅:《〈绛洞花主〉小引》,《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页。

[12]蔡元培在《石头记索引》中说:“《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见《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上,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19页。

[13]胡适:《红楼梦考证》(改定稿),《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页。

[14]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红楼梦》“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见《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96页。

[15]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发表于《文史哲》1954年第9期,《文艺报》同年第18期加以转载。

[16]赵烈文:《能静居笔记》,《明清小说资料选编》下册,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00页。

[17]王蒙:《红楼启示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58~259页。

[18]该文为2011年10月16日笔者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委员会上的发言。2012年5月做了增补。载于《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原题为《回归文学经典的“教”与“学”——高校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改革的方向》。

[19]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梁启超讲读书》,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

[20]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8~19页。

[21]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0页。

[22]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4页。

[23]陈寅恪:《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79~280页。

[24]《庄子·渔父》。

[25]柳宗元:《马退山茅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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