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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重性的适度（第2页）

可见，孙中山实用主义策略的主客观效果不尽相同，主观上，受理想化信仰的制约，保持着人格的统一；客观上，缺乏制约的物质力量，不能坚持主观设定的方向，甚至走向反面。因此，孙中山实用主义倾向的极端发展没有改变其政治性格，不等于其具体的策略运用没有失误；反之，具体策略的错误不论多么严重，仍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孙中山的政治性格。孙中山不会因为一些污点的存在而失去其革命家、爱国者的光彩，没有必要多此一举地善意掩饰或曲意辩解。

人们常说盖棺论定，事实上，历史人物的死，只是其思想发展过程因生理原因而导致的意外中断，而不是这一过程充分展开的终极与顶点，尤其是像孙中山这样不拘一格的政治人物，直到晚年其思想仍处于大幅度的跳跃变化之中，其双重的离心倾向预伏着性格分裂的潜在危险。孙中山在世之日，国民党内的不同派别就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他的思想和政治决策从不同侧面加以理解和解释。孙中山逝世后，这类各取所需的解释使其思想与性格的内在矛盾演化为外部冲突，对立统一的孙中山形象被人为分解。

在失去了孙中山作为政治伟人超越各派势力之上的权威地位后，戴季陶、汪精卫等人将孙中山思想的潜在消极趋向大幅度向右发展，离心力过度膨胀，从而脱离了原来相互制约的轨道。反观孙中山，其难能可贵，在于能够控制协调政治性格二重性的关系，在两种倾向的超常发展中仍然把握住彼此的适度。同时，政策的改变与策略的抉择之间同样存在着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关系，一定时期策略的倚重，也会抑制其他策略方向的离心力。如果所倚重的策略与社会发展的需求不相吻合，其抑制作用会相互抵消，加大孙中山政治性格的异向趋势。一旦与社会发展同步，就会震动其性格基础，使之由异向转为顺向，在灵活性的合理范围内，实用主义倾向逐渐淡化。坚持这种适度，其思想与性格的发展就会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相比于孙中山的坚定信仰和坚毅精神，探索中的失误无论多么重大，也显得微不足道了。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3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苏联］维经斯基：《我与孙中山的两次会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期。

[3]《孙文之言》，《大陆报》第2年第9号，1904年10月28日。

[4]《原敬关系文书》第2卷书翰篇2，392～396页。

[5]《孙中山全集》第1卷，173页。

[6]参见《离横滨前的谈话》《与斯韦顿汉等的谈话》《与横滨某君的谈话》，均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188～198页。

[7]《致平山周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203页。

[8]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96页。

[9]《与宫崎寅藏等笔谈》，《孙中山全集》第1卷，181～182页。

[10]明治三十三年9月28日福冈县报高秘第1000号。

[11]李廷江：《孙中山委托日本人建立中央银行一事的考察》，《近代史研究》，1985（5）。

[12]就笔者所见，关于中日密约的有争议文件共四项：1。1914年5月11日致大隈重信函；2。1915年3月14日致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函及所附盟约案（共11条，与后来争议极大的中日盟约的内容基本一致）；3。与犬养毅所订协约20条；4。签署的《日支攻守同盟约》15条（后两项见《申报》1915年4月22、24日）。各件均以出让权利来换取日本政府或民间势力对中华革命党反袁活动的支持。以程度论，协约20条最为严重，中日盟约次之，攻守同盟及致大隈重信函较为缓和。由于袁世凯借此挑动舆论，企图混淆视听，为其卖国行径开脱罪责，而日本政府又乘机要挟袁世凯全盘接受“二十一条”，当时报刊披露3、4两项文件时，即有人表示怀疑。加上文件的字迹、图章、签名、遣词等，颇多可疑之处，使得事实真相更加扑朔迷离。台湾学者对前两项文件坚决否认，大陆方面则已将致大隈函收入《孙中山全集》，在《孙中山年谱》中概略提及致小池函。而对最早公诸于世的3、4两项，中外史学界尚无明确意见。其中第3项内容荒谬绝伦，竟然规定中华革命党成功后组织中日联邦，尊日本天皇为皇帝；中华改民主为君主；尊孙文为中华国王；中国的军事、外交均受日本管辖或指导等。据有关方面透露，此件袁世凯曾印发各地方政府，显系制造口实。加之又没有其他旁证，缔约对象为在野的犬养毅而非日本政府，与其余各件不符。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认为致小池张造函不可信，可是除了引述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和黄兴的怀疑外，其最主要的论据，是说写于5月的致大隈函不应比写于3月的致小池函所提供的特权大大减少。然而此点根本不成立，因为致小池函并非写于1914年，而是10个月后的1915年3月。这些文件从提议到制作，很可能如彭泽周先生对致大隈函的分析，是出自日本某些半官方的侵华组织或个人，并非孙中山本人。但这不能排除它们曾得到孙中山默认或首肯的可能性。如1900年的致港督卜力书，也涉及出让大量民族权益，同样不是出自孙中山的手笔，而只是得到他的认可。鉴于此，技术性鉴定不足以推倒文件本身。而且，1916年5月孙中山函告日本参谋本部参谋次长田中义一，他打算在山东建立两个师团，并委托在上海的青木将军电告日本政府设法提供武器（《孙中山全集》第3卷，296页）。如果没有事先约定，这封信也难以解释。

[13]旅东同人寄：《上孙大总统书——为汉冶萍公司华日合办丧权失利隐贻后患事》，《民立报》，1912年3月19日。

[14]《复章太炎函》，《孙中山全集》第2卷，85页。

[15]刘再复：《个性之迷与人物性格的双向逆反运动》，《评论选刊》，1985（3）。

[16]参见赵鑫珊：《处在“强迫状态”中的科学家、艺术家或哲学家——精神病学和创造心理学》，《医学与哲学》（大连），1984（10）。

[17]［日］田野桔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115页。

[18]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287～288页。

[19]田野桔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50页。

[20]《胡适日记》（手稿本）1929年4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