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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伟大而珍贵的馈赠作家的童年经验（第3页）

一个作家的独特的童年经验郁结于心，成为一种心理定势，对其后来独特的知觉方式所产生的影响最为深刻。早年的定势最容易变成一种独特的眼光，在这种独特的眼光中，周围的一切都会罩上一种特殊的色彩和形态。波德莱尔早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生活的这一段时光，是他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但好景不久，母亲再嫁，由于他与继父关系不好而失去母爱。他对母爱的渴求，导致了他后来的艺术知觉的独特倾向，他总是在诗中写诸如香水、女人的大腿、裙子之类的东西，表现出他对有关女性的嗅觉、视觉的敏感。乔治·桑的艺术知觉也很特殊，她总是把田旋花的清香与西班牙连绵不尽的群山和山路联系在一起，这种奇特的意象组合令人费解。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作家幼年时和母亲去西班牙看望父亲的那段往事，就不难理解她的这种联想和意象组合。这种由嗅觉引出的视觉记忆互相混合在一起，形成通感，在意象组合中带来奇妙的艺术效果。斯特林堡笔下的风光描写全是动态的，迅速地变换着更替着，这是他幼时坐船过程中对景物的观察所形成的-种无意识反映。

（2）童年经验与作家独特的情感倾向

儿童早年的境遇，无论是幸福还是不幸，都作为一种沉淀物累积在心中，成为一种定势。儿童的心特别得敏感和易变，也特别得脆弱。一件很小的事情，就可能使他高兴得要命，或伤心得要死。美国心理学家苏姗·艾萨克生动地说，儿童在两顿饭之间要吃食物没有得到满足而失望的首次体验，就会促使他对周围世界做出重新估价。在儿童的生活里，父亲、母亲对其影响，特别是对其情感的影响特别大，而这些一旦成为定势，就要极大地影响人的情感体验。这里我想提出“母亲意象”与“父亲意象”这两个问题来讨论。

一般地，对于作家来说，“母亲意象”比“父亲意象”更为重要。所谓“母亲意象”中的“母亲”，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生育者，而是指给予爱、温暖、照顾和保护的养育者的形象。这个人可能是亲生母亲，也可能是祖母，也可能是姑姑、姨姨、长嫂，甚至可能是父亲、祖父、外祖父等。总之她（他）是温柔、慈爱、善良、美好的化身，与之相对的则是让儿童感到敬畏的“父亲意象”，“父亲意象”意味着坚强、严厉、专制、强暴。这“父亲”不一定是生育意义上的父亲，这个人可能是亲生父亲，也可能是与他建立了监护关系的其他人。

“母亲意象”和“父亲意象”从不同方面塑造儿童的心灵，对于作家日后创作的影响，特别是对作品情感类型的影响极大。一般地说，“母亲”主要是从情感上塑造作家的心灵和个性，而父亲则从才能上、社会规范上培养他们。正如契诃夫所说:“我们的才能来自父亲，我们的心灵来自母亲。”[26]创作需要才能，但更需要有一颗诗心、一颗爱心，所以往往是“母亲意象”占据了作家心灵的中心地带。

“母亲意象”的强大与否，这往往是一个人能否成为作家或成为什么样的作家的重要原因。“母亲”对自己孩子的爱是最彻底的、无私的爱。这种爱是最少明确意识到爱的动机和目的的一种爱的形式。一个人能够最充分地得到母爱的时期是在童年。母亲只以爱的情感去温暖儿童的心，而不过早地要求儿童扮演社会角色。她为自己孩子进行的是内在心灵世界的建构工作，而主要不是授予他们跻身尘世所需要的知识、技巧。母亲对塑造一个人丰富的内心世界、美好的情感和普遍的人类同情心起着重要而积极的作用。可以说，一个作家的情感倾向和对美的热爱与渴望是母亲赋予的。乔治·桑怀着感激之情谈到她的文化素养不高的母亲:“我的母亲却完全出自本能地、自然而然地为我打开了一个美的世界，它的万般奇景全都色彩纷呈地出现在我的面前。就这样，每当我们看见一片轻柔的浮云、一道艳丽的阳光、一溪清澈的流水，她总是让我停下来，一边对我说道:‘瞧，多美呀，瞧瞧吧。’这些东西我本来也许并没有留意，可是突然间它们竟变得那么美丽奇妙，好像我的母亲手持一把神奇的钥匙，一下子打开了我思想的门户，使我体味到了她所具有的那种粗犷而又深沉的感情。”[27]巴金也曾在一部作品的序中深情地说:“我带着一颗纯白的心，走进这世界中来。这心是母亲给我的。她还给了我沸腾的热血和同情的眼泪。”由于乔治·桑和巴金都得到了母爱，“母亲意象”呈明丽、美好的色调，所以他们的作品的情感倾向也具有较为明丽、美好的、温暖的色调，与那种压抑型的情感不同。他们即或在作品中写的是一种痛苦的感情，也比较清新、健康、明快。如果一个作家失去了母亲，或者连“母亲意象”也较平淡，那么就会对作家的童年造成精神创伤，使作家用另一种眼光看世界，其作品的情感倾向必然是趋于忧郁、黯淡、感伤和消沉的，如郁达夫就属这种情况。钱杏邨写道:“在幼年的时候，他失去了父亲，同时也失去了母性的慈爱，这种幼稚的悲哀，建设了他的忧郁性的基础。长大后，婚姻的不满，生活的不安适，经济的压迫，社会的苦闷，故国的哀愁，呈现在眼前的劳动阶级悲惨生活的实际……使他的忧郁性渐渐地扩张到无穷的大，而不得不在文字上吐露出来，而不得不使他的生活完全的变成病态。”[28]郁达夫式的忧郁的成因，与其童年失去母爱或“母亲意象”暗淡造成的心理创伤有很大关系。郁达夫后来的生活和对现实的看法，渗透到作品中，使他的作品蒙上了他幼年时期情感定势的阴影。

还应该指出的是，“母亲意象”不仅仅意味着关怀与爱抚，而且还意味着理解。这一点对心灵的影响尤为重要。因为这种对儿童充满感性和诗意化的内在世界的理解，使得儿童的天性能够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儿童的天真的幻想、好奇心、神秘感等一切与诗心密切相关的东西，都似乎获得了鼓励，而有一个永久的居所，这对儿童日后走上创作的道路至关重要。

“父亲意象”对作家的影响也极为深远。美国心理学家埃·弗罗姆说:

固然父亲代表不了自然的世界，可是他代表人类生存的另一个不同的方面，那就是思想的世界、人造物的世界，治安的世界，戒律的世界，走东闯西与冒险的世界。父亲是儿女的教育者，是儿女走向世界的指路人。[29]

父爱体现的“父亲意象”主要表现在引导儿童实现社会化，获得适应外界的才能上面。而且，父亲对儿童倾向感性世界的举动，视为幼稚，不能容忍，而进行干预。我们从18、19世纪的许多作家的生平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普遍的情形:父亲对作家少年时期文学兴趣的压制和文学志向的否定。法国作家中莫里哀、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司汤达等，都因选择了文学道路而遭到父亲的反对，强迫他们去当医生、律师、牧师、商人等。虽然这些作家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违抗了父亲的意志，但“父亲意象”的影响都在他们个性的发展和创作情感的倾向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如果说“母亲意象”一般是从正面鼓舞了作家的创作热情，以感情赋予他们以爱心和诗心的话，那么“父亲意象”往往是从反面激发了他们创作的决心，以理智启迪了他们对人生、社会的深刻思考，从而使其作品带有更多的对社会、人生的冷峻的透视。卡夫卡就是在这方面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卡夫卡的好友马克斯·勃劳德指出:“卡夫卡的一生，都处在他父亲赫曼·卡夫卡强烈的个性阴影之中。”[30]卡夫卡从小总是屈服于父亲的权威。他自己也总是感到自卑。他似乎完全把父亲曾对他的行为举止所做的粗暴的评价视为权威，形成了他自己的自惭形秽的心理状态。赫曼对儿子的评判是以是否适应社会为标准的，他不能容忍卡夫卡稚气、童心、敏感和幻想，认为这些艺术品质无益于在复杂社会中生存和生活。也许这就是卡夫卡父子之间始终不和的原因。一个要儿子扮演社会的角色，一个则走进了非社会化的诗的世界。尽管卡夫卡对父亲充满了怨恨，但还是渴望得到父亲的理解。然而他父亲始终不理解他，这使他的内心十分痛苦。自然，他的艺术天性又使他无法去服从父亲的意志，因而产生极其矛盾复杂的心理。可以说，“反抗父亲”成了卡夫卡文学创作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他在致父亲的信中写道:“您是我作品中的主体。在我的作品中，我倾吐了不能在您面前倾吐的悲伤。我有意使我的写作和您不合，这种不合，虽然是您逼出来的，但是它的趋向却是由我来决定的。”[31]他的“父亲意象”是刻骨铭心的。他的作品像《审判》《城堡》《中国的长城》等能够极传神地表现出在某种冥冥的力量、权威之下，总也摆脱不了，然而又找不到敌对目标，陷入了如鲁迅所说的“无物之阵”时的那种情感体验。而且他试图把自己全部文学作品都归于“摆脱父亲的企图”这样一个总标题下[32]，似乎他对文学的热爱，以及创作给他带来的自我价值实现的快感，这些都是次要的，唯一重要的是摆脱父亲的阴影，达到心理的自由和宁静。卡夫卡的文学风格很明显是在强大的“父亲意象”下形成的。

与作家创作的情感倾向有密切关系的因素，除“母亲意象”“父亲意象”外还有家庭败落、初恋失败、早年残疾等，限于时间，不再一一缕述。另外，童年经验所形成的先在意向结构，也不限于对艺术感知方式、艺术情感倾向的影响，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几乎涉及文学创作的各个方面，限于时间也不再一一缕述。

3。童年经验作为创作的动力源

一般来说，童年经验有两种，一种是丰富性体验，一种是缺失性体验。所谓丰富性体验，即他的童年很幸福，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满足，生活是绚丽多彩的。所谓缺失性体验，即他的童年很不幸，或者是物质匮乏，或者是精神受到严重创伤。童年的丰富性体验，在作家那里成为丰富性创作动机，即创作变成了他童年丰富性体验的泛溢和宣泄。但与缺失性体验形成的缺乏性动机相比，它的力量要小得多。

缺失性体验可以说是创作的主要动力源。司马迁早就指出诗、书等创作“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为也”。这里的“愤”，指个人的遭遇坎坷，心怀郁结，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缺失性体验”。韩愈将这一思想进一步发挥，提出了著名的“不平则鸣”说。他在《送孟东野序》中指出“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创作是“郁于中而泄于外者也”。他认为古代的“善鸣者”，都是“不平则鸣”。“不平则鸣”说强调的是缺失性体验可以成为创作的动力。在西方弗洛伊德也有相似的看法，他曾说:

一个幸福的人从来不会幻想，幻想只发生在愿望得不到满足的人身上。幻想的动力是未被满足的愿望，每一个幻想都是一个愿望的满足，都是一次对令人不能满足的现实的校正。[35]

弗洛伊德的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童年的缺失性体验，就使人难以忘怀。由童年的缺失性体验而引起的缺失性的动机也特别地强烈。大家知道，童年经验作为深深地震颤过作家心灵的体验，往往是一种痛苦的情感体验。这种体验能够引起作家强烈的创作欲望。因为通过创作，他的缺失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精神补偿，并带来愉悦感。因而，童年的创伤体验较之一般经验，往往更为作家、诗人所重视。而且，痛苦的体验往往对于人生具有更大的价值。如果作家想揭示人生的意味，就不能不重视痛苦的体验。还有，人都有一种追求快乐的心理趋向，作家采用的方法就是借文学创作活动这种形式来化解胸中的痛苦和郁结。任何一种情绪，甚至痛苦的情绪，只要能够得到自由的表现，就能最终成为快乐的。童年的创伤体验给人留下的心理创伤无疑是极其痛苦的，这些痛苦的体验虽然都被压抑在潜意识层中，然而一旦被强烈地感受到并得到充分表现时，其快乐强度是一般体验所无可比拟的。大悲哀的宣泄，是大欢乐的一种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创伤体验是作家进入创作过程的巨大的推动力。根据弗洛伊德的追求快乐原则，人总是想抛掉痛苦，追求快乐，但是又不能**裸地直接地达到欲望的满足，必须经过升华，得以宣泄。艺术是升华和宣泄的途径之一。升华和宣泄是弗洛伊德动力论中的重要概念，是“力比多”得以转移、发泄的一个重要途径。所谓升华，就是对本能冲动的疏导过程，向着被社会认可，并被社会所理解、赞许的活动形式的自行转变，使本能欲望得到间接形式的满足。具备升华能力，是作为一个作家的必备条件。痛苦的创伤体验被具体化为艺术象征时，也就被作家的创造性想象所克服和转变了。它通过艺术的“距离化”而得到升华，心理的痛苦、郁结在艺术表现中得到畅然一泄，产生一种快感。

三、保持童心和利用童年经验

苏联著名作家、《金蔷薇》一书的作者康·巴乌斯托夫斯基说:“对生活，对我们周围一切的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如果一个人在悠长而严肃的岁月中，没失去这个馈赠，那他就是诗人或者是作家。”[36]那么一个作家如何来接受这珍贵而伟大的馈赠，永久保持童心并利用童年经验呢?这主要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而不完全是理论问题，但在这里我愿意做以下两点提示。

1。保持童心与社会化阻滞

儿童或早或迟要进入社会。儿童的成长过程也就是社会化的过程。社会化必然要求儿童适应社会规范，并进一步去扮演社会角色。因此，任何一个人的成长都不可避免地要进入社会化过程。所谓社会化大体上就是指儿童依照与社会的需要、法律、道德规范相一致的各种行为方式去活动的过程。这也就是说，社会化是一个求同的过程，是合群性的表现。在某个特定的文化社会环境中，一致性、相似性处于统治地位。例如，在这种特定文化环境的制约下，几乎每个人都说同一种语言，有同样的价值观，有相同的道德规范，相同的行为方式，甚至相同的兴趣爱好等。从社会学的观点说，社会化是人对环境、现实的适应性的必然现象，因此它是人的责任感的表现，是人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对社会而言，社会化是维系一个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对个人而言，通过遵从社会规范，我们就能准确无误地表达自己的情感，避免那种灾难性的或令人难堪的误解。因此，由于各种原因所产生的社会化阻滞是人的病态，而不是人的常态。譬如，人们认为长城是中国人的骄傲，是中国人的坚强意志、伟大气魄、光荣历史的象征，这是全社会，甚至是中国人几乎一致的看法。这种看法，反映了中国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这是一个中国人成熟的表现。假如有人不这么看，认为长城代表着中国人的保守、封闭、落后、愚昧，那是一种丧失民族气节的偏见。这种看法恰好表明了他的精神病态。因此，无论对社会还是对个人，社会化都是需要的。这是问题的一面。但问题还有另外一面，这就是社会化的过程又是以“遵从”现象为特征的，它迫使个人放弃自己的独特的观察、体验和见解，以社会多数成员的见解为见解，这对天真的童心和真诚的诗心，又不能不是一种损害。这就是说，儿童和艺术家坦率、天真、幻想、诗情和独特性等都可能在社会化过程中受到削弱和排斥。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分社会化的人，充分地扮演社会角色的人，可能是一位很好的政治家、部长、局长、书记、企业家、厂长、商人等，却往往不宜于当作家。为什么这种“遵从”心理会削弱或排斥“童心”与“诗心”呢?为此让我们来看一看社会学家所罗门·阿希的一个著名的实验。

这个实验说明，“遵从”心理往往使人迎合群体意见，从而削弱了自己独特的真实的、本原的观察与见解，这和童心与诗心是相背离的。这种情况，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在十年“**”时期搞“早请示、晚汇报”的时候，尽管不少人对此有看法，觉得这是一种封建意识，不想把小红书举起，但每一次人们都一致把小红书举起。在一个几乎全部成员都把酗酒念成“xiong”酒的群体里，你怕人家说你念“白字”，或怕人家说你想“表现自己”，明知念“xiong”酒不对，你还是迎合大家念“xiong”酒。这说明产生遵从心理的重要原因是对偏离的恐惧。“几乎在所有的社会情境中，对偏离的恐惧都是一个基本的因素。人们不想突出自己而与众不同，总想与别人差不多。一个面临着与群体意见不一致的人是不愿意偏离的。他想要群体喜欢他、优待他、接受他。他害怕如果他与群体意见不一致，群体会讨厌他、虐待他或驱逐他。为了避免这些后果，他总是趋于遵从。”[38]这就说明，遵从心理越严重，属于个人独特的感觉、体验、想象、理解就越少，童心也就越少。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化与童心是成反比的。

那么，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一个作家怎样来保持童心呢?主要的一环是获得某种社会化阻滞。在这里，作为一个艺术家如何获得独立的人格，如何获得承受群体压力的能力，如何加强艺术家的勇气，保持自己的独到的观察、体验和对事物的独到看法，就显得十分重要。只有这样的作家，才可能获得社会化阻滞，即不过分的社会化，那么他就可能保持与诗心相通的童心，世界在他眼里就会复原为具有艺术性的世界。这完全是一个实践的过程，锻炼的过程，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当然，儿童时期种种不利社会化条件的发生，如父亲死亡、爱的剥夺等，则是生活对作家的赐予，由此造成他的社会化阻滞，使他能够坚持自己的独特观察，表达出自己的独特感受。

2。童年经验与距离化

作家应该充分利用童年经验，但怎样利用才能取得最大的效果呢?在这里关键的是要拉开心理距离重新审视自己的童年经验，特别是童年的苦难与不幸。回忆，再度体验，可以把最平凡的生活情景，最不幸的生活遭际，变成深沉的诗。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已不会用纯功利来回首往事，而是把往事作为一种对象来回味了。

法国著名作家弗郎索瓦·莫里亚克深有体会地说:“一定的时间间隔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39]这种时间间隔对作家来说是重要的。一方面它能够使作家充分体味童年经验的意义;另一方面它又能将纷繁的童年印象进行拆解，把现时情感所激发的童年经验突出在前景上，其他则隐蔽为背景。于是，这个与童年相关的突出的意象就能被作家牢牢地把握住，进入自己的创作中去。苏联著名戏剧导演艺术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也说:“时间是一种很好的过滤器，它能把我们对体验过的情感的回忆澄清和滤净。它还是一个卓越的艺术家，它不但能澄清回忆，还能把回忆诗化。”[40]时间，对于审美价值的创造作用是巨大的。童年经验往往经过长时间的洗刷，在作家那里直接就转化为审美体验。诗人常说，他们的创作往往不是观察，也不是单纯地描写，重要的是发现，发现自己童年的内心世界。而且长时间的酝酿、玩味，使过去早年的经验得到深刻的审美升华，若能体现在作品中，那么就会有很高的审美意味。歌德创作《浮士德》几乎用去了他一生的时间。他用五十多年的时间来构思作品的第二部分，他认为这么长时间的思索给他的创作带来了无穷的益处，岁月把他的材料不断地重写，使他获得了丰厚的人生经验的积累，他说:

这个比喻多么好!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老年人最能体验到童年经验之美的原因。是的，对老年作家来说，如果他们的身体依然健康，那么他们就有可能用一生的经验不断地挖掘童年的矿藏，并最终探入童年经验意义的最底层，人生的意味也就鲜明而深厚地凸显出来。

[1]弗洛伊德:《作家与白日梦》，《弗洛伊德论美文选》，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

[2]丰子恺:《儿女》，《丰子恺随笔精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9页。

[3]丰子恺:《随感五则》，《丰子恺文集》五，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03~304页。

[4]李贽:《童心说》，《焚书》卷三。

[5]李贽:《答耿中丞》，《焚书》卷一。

[6]李贽:《与友人论文》，《续焚书》卷一。

[7]李贽:《童心说》，《焚书》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