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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在历史与人文之间徘徊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精神价值取向（第2页）

目前的现实出现了历史理性获得某种进步与人文关怀严重失落的背反困境。科技的进步、物质的丰富、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转型，带来的并不是人文精神的同步“增长”，也许恰恰相反，带来的是许多反人文的“污泥浊水”和“沉渣泛起”。也许正是在中国这片大地上证实了恩格斯的如下论断:

在研究善恶对立的地方，费尔巴哈同黑格尔比较，也是很肤浅的。黑格尔指出:“有些人以为他们说人性是善的这句话时，就算是自己说出了非常深刻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人性是恶的这句话，意思要更深刻得多。”黑格尔所说的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个新的进步都必然是对于某一种神圣事物的凌辱，是对于一种陈旧、衰亡、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乱。另一方面，自从各种社会阶级的对立发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例如，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可作为这方面的源源不绝的证据。[4]

在我们这里是以市场经济逐渐取代计划经济，社会实现转型，但恩格斯所说的“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的严酷现实还是展现在了我们的面前。面对此种现实，文学家怎么办?文学家不是厂长，不是企业家，不是产品推销商，他们不能只顾经济学定义的“历史发展”（实际上是物质主义、科学主义、技术全能主义、唯生产力主义），而不管什么“情欲”“贪欲”和“权势”的危害。作家是人文知识分子，他们既要顺应历史潮流，促进历史进步，同时他们又是一个特别关注人的情感状态的群体，他们更重视人的良知、道德和尊严，并在他们的作品中艺术地体现出来。如果说历史理性是“熊掌”，人文关怀是“鱼”的话，那么在作家这里这两者都要。作家看世界有自己独特的角度。在政治官员、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看来，为了历史的进步，打破一些坛坛罐罐，伤害一些人的情感，损害一些人的尊严，甚至牺牲一些人，都没有什么了不起。难道为了历史的进步就不能付出一些代价吗?但在作家看来，人的生命是最可宝贵的，人的生存高于一切，为了历史付出这样的代价也是令人万分感伤的。在某些政府官员、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看来，要实现经济现代化，就要弃旧图新，就要“缴学费”，种种社会的负面现象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但在作家看来，经济发展所产生的一切负面现象都是丑恶的，都在揭露批判之列。“熊掌”，要!“鱼”，也要!两者应“得兼”。这就是真正作家面对现实的独特视角。因为他们认为任何为了历史进步的社会改革都必须以人的良知、道义为基础，同时又认为任何人的良知、道义也要符合历史潮流的运动。

因此，真正的作家总是面临一个“困境”: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背反。在这两者之间，不是非此即彼或非彼即此，而应是亦此亦彼。他坚持历史进步的价值理想，他又守望着人文关怀这母亲般的绿洲。新的不一定都好，旧的不一定都不好。他的“困境”是无法在“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之间进行选择，而只能在这两者之间徘徊。而且这种“困境”是他所情愿的，是作家的一种特性。于是他对一切非历史和非人文的东西都要批判，于是他悲天悯人，于是他愤怒喊叫，于是他孤独感伤……可惜的是中国当代正面反映改革现实的三种范式，要么缺失人文关怀（第一种），要么缺失历史理性（第二种），要么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双重缺失（第三种），这不能不引起作家们的深思。这样，我认为呼唤第四种艺术范式，提出“历史—人文”辩证矛盾的精神价值取向，就变得十分必要了。我们提出的这一范式的特点在于困境的“还原”，既不放弃历史理性，又呼唤人文精神，以历史理性和人文精神的双重光束烛照现实，批判现实，使现实在这双重光束中还原为本真的状态。在价值取向上则是历史理性中要有人文精神的维度，人文精神中则要有历史理性的维度。

这第四种范式并非凭空提出来的。我们觉得苏联时期一些优秀作家的创作实践，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人与自然的斗争，是历史与人文展开的重要方面。人当然不能屈服于自然的**威之下，改造自然是改善人的生存状况所必需的，属于历史理性的必然选择。作家不应站在这一历史维度之外，单纯地指斥人们征服自然给人类带来的坏处。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是作家又必然要关注改造自然中是不是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不是伤害了人的感情和生存方式。两个方面处于辩证矛盾中。苏联著名作家拉斯普京发表过一部题为《告别马焦拉》的小说。马焦拉是安加拉河上的一个小岛。春天来了，马焦拉岛上的人们怀着不同的心情等待一件事情的发生:这里要修建水电站，水位要提高几十米，全岛都将被淹没。年轻人站在“历史理性”一边，他们渴望现代化的新的生活，离开这个小岛出去见世面，去过更富有的日子，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事情。作家肯定了他们的弃旧迎新的生活态度。但是老年人却差不多都站在“人文关怀”这一边，他们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岛上的一草一木都是亲切的、温暖的，不可或缺的;这里有他们绿色的森林，有他们宁静的家园，有他们的初恋之地，有他们眷恋着的一切。达丽亚大婶对她的孙子安德烈说，你们的工业文明不如旧生活安定，机器不是为你们劳动，而是你们为机器劳动，你们跟在机器后面奔跑，你们图什么呢?作者同情、理解他们，认为他们的怀旧情绪是美好的，有着丰富的人文内涵。作者在“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中徘徊，在“新”与“旧”中徘徊。新生活必然要取代旧生活，然而旧生活就没有价值吗?现代工业文明会使人变成机器，而素朴的母亲般的田园和传统的良知、道义的绿洲则会使人更像人。这种范式是在乔光朴与黄志亮之间保持张力，在“葡萄园”与现代工业之间保持张力。

人与战争的关系，是历史与人文展开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战争当然有历史的维度，这就是战争的正义性问题。在保卫祖国的战争中，人人都要有敢于牺牲的精神，要有坚强不屈的精神，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作家又不能不体察到，不论是什么战争，都是要死人的，都是要破坏人们的正常生活的。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精神创伤是难以磨灭的。这里我首先想到的是肖洛霍夫的著名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但这篇小说已有许多评论。这里还是来看一看写了《告别马焦拉》的拉斯普京，如何运用同样的范式来写战争。小说《活着，可要记住》（1974年）是他的又一成功之作。小说的故事并不复杂，却别开生面。故事发生在苏联的卫国战争接近胜利的最后几个月。安加拉河旁的一个村子，集体农庄庄员老古塔科夫家突然丢失了一把老式斧子，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却引起了他们一家人的注意，让他们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果然是老古塔科夫的儿子古塔科夫·安德烈在前线受伤，他在一个医院治愈了他的伤后，本应重返前线效力，但他却潜回故乡，成了可耻的逃兵。斧子就是他拿走的。安德烈深知逃兵是要受到惩罚的，所以不敢公开露面，他躲到安加拉河对岸暂时无人住的过冬的房子里。他的妻子纳斯焦娜猜到是她丈夫回来了，但她没有想到是如此回来的。可她还是与她的丈夫偷偷幽会，过着苟且偷生的日子。安德烈不许她告诉任何人，包括他的父母。小说的主要人物是纳斯焦娜。作家展开了对这位心地善良、感情丰富的妇女内心斗争的细致描写。自从丈夫逃回来之后，她的生活乱了。她希望她丈夫能活着回来，但她所期待的见面不是这样的胆战心惊的幽会。她感到不安、羞愧、有罪，但她没有想揭发她的丈夫，她甚至可怜他。尤其在她多年不育现在却怀孕之后，她更感到愧对那些丈夫已经在前线牺牲或丈夫仍然没有回来的同村的姐妹。她开始疏远大家。她处处怀疑人们知道她的秘密。她内心的斗争更激烈:

喏，纳斯焦娜，拿去吧，别给任何人看见。在人们之间，你只能保持孤独，完全保持孤独，不能跟任何人说话，不能哭泣，凡事都只能藏在心里。往后，那往后怎么办呢?

她点头责备自己:瞧，你到了什么地步啦，以前要心里痛快，就到人群里去;如今，正相反，却逃出人群。她心头的痛感已感到麻木了，可是不知为什么她的呼吸中夹杂了哀怨而痛苦的呻吟。

在战争结束那天，村里开会庆祝胜利，她的感情更复杂，她为反法西斯的胜利而高兴，但同时她更感到无地自容:

纳斯焦娜走进她住的边屋，换了衣服。她的心早在田间就飞腾狂欢起来了，此刻仍在激动不已，渴望着到大庭广众中间去。但是有个声音喊她别去，一口咬定这并非她的节日，并非她的胜利，她跟胜利毫无关系，最下贱的人都有份，就是她没有。

她听到了歌唱胜利的歌声，她更为激动，内心的矛盾也更加激烈:

纳斯焦娜愈加心如刀割，心弦欲断。但她虽则痛苦不堪，却又一阵阵欲有所为，有所向往，有所追求。她从屋里走到院中，朝板墙外一探身，发现了村街尽头的游行人群。但为了避免看清楚里面都有谁，她没有去细看，就转身回屋了。她转念间想起了安德烈，不过这想念伴随着一股意外的怨气;是安德烈，是安德烈连累了她，使她无权跟大伙一样欢庆胜利。继而她又想，等安德烈听到战争结束的消息时，一定会更加难受、自怜自悯的。想到这里，她立刻冷静下来，心软起来，可怜起安德烈来，尽管依然夹带着一些恼恨情绪。她突然想去找他，跟他待在一起。人们在普天同庆，唯有他们俩该靠边站。

“一点也不该靠边站。”她委屈地抗议道，为自己辩护着，要争取重返人间。“怎么，战争期间我没有干事，没卖力气?为换来这一天出力比别人少吗?不，现在就出去，现在就出去。”纳斯焦娜一个劲地催促自己，可又原地不动……

纳斯焦娜内心的极度矛盾得不到解脱，终于在绝望中投河自杀，安德烈闻讯后逃往深山。村子里的人在埋葬了纳斯焦娜后，开了一个简单的追悼会，妇女们哭了几声，觉得纳斯焦娜怪可怜。不难看出，小说向历史和人文两个维度展开艺术的思考。卫国战争是保家卫国的战争，是反对德国法西斯的进步的、正义的战争，任何人对祖国都负有不可推卸的神圣的历史责任，临阵脱逃就是背叛，就沦为历史的罪人，最终都会受到谴责和惩罚的。逃兵安德烈最后逃往深山，与野兽同群，不能见人，就是应得的“惩罚”。纳斯焦娜感到自己欺骗了大家，感到压力，感到羞愧，最终感到绝望，感到生活不下去，这也是历史的铁一般的原则给予她教训的结果。但是，很明显，作品在充分展开这个原则的同时，另一个原则，即人文的原则也在作品的人物身上展开。特别是在纳斯焦娜的身上，展开了“历史原则”与“人文原则”的激烈冲突。作家并没有把同情、保护作为逃兵的丈夫的纳斯焦娜当作“反面人物”来写，而是以他的生花妙笔细致地揭示了她的内心矛盾。对于她的善良，她的勤劳，她的富于人性和牺牲自己的品质等，作者都给予了充分的抒情性的笔墨，而并不是一味谴责她。作者拉普斯京说:

我不完全同意批评家认为中篇小说《活着，可要记住》的主要人物是个逃兵的看法。小说的主要人物是娜斯焦娜。我一动笔就一心要表现这样一个妇女，她富有忘我的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心地善良……为了更充分地表现她的性格，必须把这个妇女置于一种特殊的环境，让她内心的一切显示出来。我决定最好是把她置于战争的环境，就像小说所发生的情况那样。[5]

的确，作家是把纳斯焦娜作为主要的人物来写，而且不仅如此，还把她作为一个富有人性和人性光彩的人物来写，把她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来写。作家自觉不自觉地通过纳斯焦娜的内心冲突，展示历史责任的呼声与人文关怀的理想的对立和斗争。纳斯焦娜在安德烈作为逃兵出现后，始终面临“困境”:一方面，她作为一个公民，祖国的责任始终在她心中跃动，使她不安，使她羞愧，使她感到自己自外于人民，这是历史的呼声，而且这呼声一再在她心中像号角般响起;可另一方面，她作为一个妻子，对安德烈的爱情以及怜悯之情，她无法割断与丈夫的联系，特别是丈夫处在“困难”中，需要她的帮助，她不能不理睬，不能不对他倾注情感，她的善良的心不能不这样做，这是人文的力量促使她如此去行动。这样，历史的向度和人文的向度在她内心分裂为两种不同的力量。进行着殊死的“较量”。或许有人认为纳斯焦娜还有别的选择，为什么非把自己置身于这种困境中呢?让我们听听作者自己的解释:

现在谈谈娜斯焦娜。读者准备好出现这种情况，或者她本人告发自己的丈夫，或者她迫使他出面认罪。可是娜斯焦娜既没有这样做，也没有那样做。而我应当加以证明，通过证明，让读者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她的行为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如果她照另一种方式行事，这已经是另一篇中篇小说了，小说也应当由另外的作者来写。我觉得，我能够证明娜斯焦娜行为的必然性。[6]

事实上，作家已证明了纳斯焦娜的行为的必然性。作家通过纳斯焦娜内心活动的真实描写，特别是她的为人处世的真实描写，证明了纳斯焦娜只能有这样一种选择，而没有其他的选择。这里特别要注意的一点是，作者说，如果小说照她的另一种方式行事，那么“应当由另外的作者来写”，这就清楚地说明纳斯焦娜的内心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作者的社会人格结构中历史力量与人文关怀这两个维度的冲突。我们甚至可以说，“纳斯焦娜”不过是作家的另外一个“自我”。作者不能不选择这种“困境”范式。

如果说，上面我所分析的这部作品，作家有很强的自觉性，作家是“自觉地”进入这种“战争人”的“困境”范式的，或者说“困境”范式是他们的审美意识的自觉的追求。但有的作家也可能在不自觉地“陷入”这种“困境”的范式，这样作品的“困境”范式就是一种不自觉的甚至是无意识的选择。这类作品范式重要的是要有“真实性”的品格，只要真实，那么即使是“不自觉”，也能达到同样的艺术效果。

这里我们来分析一下美国作家米切尔的著名小说《飘》。玛·米切尔（1900—1949年）的小说《飘》取材于美国著名的南北战争。发生于1861—1865年的那场战争，实际上是北方的“自由劳动制度”与南方的“奴隶制度”之间的两种制度的斗争。农奴制度是美国南部农业社会的基础，这一制度妨碍了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南北之战对南方联军来说，是阻碍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这在历史上已是确定不移的。《飘》的作者本意是站在南方农奴主的立场，反映那场战争和战后南方重建的现实。这样作品的历史观就成了问题，甚至可以说，它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这样一部鼓吹历史倒退的作品，在1936年问世后竟立即风靡全国，六个月内发行达一百万册，到1949年作者逝世时，此书已在四十多个国家销售八百万册，到20世纪80年代，已增加到二千五百万册，这看起来不是有点奇怪吗?当然这与后来小说被成功地改编为电影并获奥斯卡奖有一定关系，也与小说的言情性质有一定关系，但我认为这都还不足以使小说如此被大家所欣赏。根据我的考察，我认为小说的成功还是与它的历史维度与人文维度的悖论所形成的艺术张力有关。作者从主观上虽然是站在南方农奴主的立场美化南方庄园的主人与奴隶的关系，但在作品中实际表现出来的比这要复杂和丰富得多。作品实际上是不自觉地但却真实地表现了“多重”的“历史呼声”与“人文关怀”的冲突，从而使小说获得了丰厚的思想和艺术内涵。作品通过塑造一系列的人物形象，特别是思嘉和瑞德这两个复杂的人物形象，起码展现出三重的“历史”与“人文”的悖论。

首先，在南北战争中，北方虽然站在“历史进步”这一面，解放农奴的确是发展解放生产力的进步之举，但北方人战争中对南方人的极为残酷的屠杀和战后的血腥统治，是“非人文”的;反过来，南方人虽然想坚持农奴制，但倒很有人情味。作品充分展现南方的黑奴与主人之间的和谐、互助关系，这只需看看作者对思嘉的庄园内部那些黑奴如何与主人“共命运”，就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了。这样的“历史进步”却非“人文”，而“人文关怀”却非“历史”，这个悖论给人以深刻的反思。因为，自小说发表以来，人们就生活在这样荒谬的充满悖论的世界里，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共鸣。

其次，作品在客观上又反映出“历史进步”的必然，但这“历史进步”必然又不能不伴随“占有”“掠夺”“罪恶”等，即反“人文”的东西。作者着力刻画的思嘉和瑞德这两个主要人物的性格的复杂性，就充分地揭示了这一点。这两个人物身上有许多共同的东西，与作为没落的农奴主的艾希礼不同，他们是南方社会中最具有历史感的人物，他们看到北方的胜利、南方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北方有着先进的生产力。在威尔克斯庄园的野餐会上，男人们争论着战争，大家都觉得南方必胜，唯有到过北方的瑞德不这样看:

先生们，你们有没有人想过，在梅森—狄克森线以南，没有一家大炮工厂?有没有想过，在南方，铸铁场那么少?或者木材场、棉纺厂和制革厂那么少?你们是否想过，我们连一艘战舰也没有，而北方佬能够在一星期之内把我们的港口封锁起来，使我们无法把棉花运销到国外去。……我们有的只是棉花、奴隶和傲慢。他们会在一个月内把我们干掉。

而在那么多人反对瑞德的论调的时候，只有在一旁偷听的思嘉“却有某种无名的意识引起她思索，她觉得这个人所说的话毕竟是对的，听起来就像常识那样”。唯有一个女性认真思索并同意瑞德的看法。他们是南方具有“资本主义进步”意识的“精英”。这还表现在战后重建经济的活动中，他们都是最会运用资本主义的机制，以最艰苦的精神最快富裕起来的人。但这样的一对虽然走到了一起，组成了家庭，却享受不到幸福。其原因就是他们身上的“人文”太少。以思嘉来说，她一生的生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支持她的精神的是三样东西:爱情、土地和金钱。然而她对这三种东西的态度，并不是“生存式”的需要，而是“占有式”的“掠夺”，她对艾希礼的爱情始终是一种盲目的“占有”的欲望，就是想尽一切手段（甚至可耻的手段）把他弄到手，愈是难于实现，就愈要实现，但艾希礼是不是真的爱她，或者艾希礼真的爱她了，又会不会有真正的幸福，则并非她所关心的事情。对土地和金钱的态度也是如此。她完全被自己的欲望所“异化”，成为欲望的机器。这样，在必要的时候，她甚至可以像出卖“物品”一样地出卖自己，如为了弄到庄园所必须交的税款，她竟在一夜之间，不同任何人商量，不惜损害自己的妹妹，就同其妹妹的未婚夫、自己所不爱的人弗兰克结婚，连一点人性也没有。瑞德的具体情况与思嘉有所不同，但其投机取巧，诡诈狡猾，损人利己，乘人之危等，与思嘉相比，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的历史感超过了书中所有的人物，可他们对“人文品格”的丧失也超过了书中所有的人。这样，他们性格的多重性就表露无遗。通过他们性格的多重性所反映的现实就获得了真实而丰厚的内涵。艺术的创造性也就隐含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