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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广大川峡人民和北宋政府的尖锐矛盾（第1页）

二、广大川峡人民和北宋政府的尖锐矛盾

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北宋初年，川峡地区除存在着农民阶级和川中特多的大地主的尖锐矛盾外，广大川峡人民与北宋封建专制政府所实施的严重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矛盾，其尖锐性也为当时国内其他地区所不及。

川中夙以富庶著称[28]。农、工、商业的发展，自唐代以来就与东南财赋之区的扬州等地居于各地的最前列[29]。在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年）宋军入蜀前的30年孟蜀统治时期，“府库之积，无一丝一粒入于中原。所以财币充实”[30]，出现了繁荣的地主经济。宋太祖决策进攻西蜀，其主要动机之一本就是在掠夺财富[31]。孟蜀政权覆灭后，北宋政府就组织了庞大的运输力量，分水陆两路，经历10多年的时间，把孟蜀统治集团长期搜括积累的宝货币帛全数搬走[32]，不复有“一丝一粒”周转和流通于川中市场上，而且在漫长的运输过程中，还沉重地加深了川峡人民的负担，使他们蒙受“废农作”“破产”，以至“坐沉覆”而丧失生命[33]。

但就北宋政府对川峡地区所实施的经济剥削政策来说，带有更大普遍性和经常性的，还在于它采取了一系列的“竭泽而渔”的残酷手段。

在这里，须得强调指出的，首先是田赋。宋代承用唐代的两税法征收田赋。唐代制定两税法时（780年），已把租（粟米）、庸（力役）、调（布帛）三者全包在内，但随后差役和名目繁多的杂调依然出现。加以五代横征暴敛，人民的负担越发沉重，北宋王朝在制度上都把它一概合法化起来，这使得以土地为征收对象的田赋，不止较唐代有着成倍以上的增长[34]。在这种情形下，田赋的承担者们，本已感到力不胜任，而到王小波、李顺起义时的宋太宗统治末期，由于政治因循腐败，更形成“赋役不均”的严重现象[35]。川峡是豪族大地主特多的区域，这些豪族大地主凭借自己的势力和地位，与地方官吏相勾结，隐瞒土地，逃避负担；其结果，一切繁重的赋役自然主要落到农民中的自耕农和半自耕农身上；这两种人在乡村中人数最多，超过半数。由于北宋开国以来执行姑息豪强、不抑兼并的政策[36]，造成他们地位很不稳定，破产失业机会特多，承受不了繁苛赋役的重压，便首先作了大土地所有者兼并下的牺牲者。至于田赋额较唐代倍增，连同差役徭役繁兴纷至，更必然要影响到川中广大的客户农民，特别是对豪族大地主有着严重依附关系的“旁户”农民，使其更多地承受地主阶级转嫁给他们的所有封建剥削，并越来越甚地把他们驱迫到饥寒困穷和死亡线上。

其次是商税。宋代商税的征收，在王、李起义的前一年，即太宗淳化三年，第一次规定“以端拱元年至淳化三年（988—992年）收到课利最多钱数立为祖额，比较科罚”[37]。其目的是要在全国范围内保证每年得到最大的经济剥削数字。

北宋政府对川峡地区商税的征收，其特点在于范围广而“祖额”高。在征收范围方面，作为丝织品主要产地的四川，连“非鬻于市”的民间“所织”或“所藏”的缣帛也要纳税[38]，而且一般税收除“半输银帛外”，并规定“二分入金”[39]。由于这样的制度加上“司计之吏，析及秋毫”[40]的挑剔为难的敲诈作风，还在王、李起义前夕就曾造成“交易不行”[41]的罢市紧张局面。

在税收的“祖额”方面，我们只要翻检《文献通考》所载“熙宁十年以前天下诸州商税额”，就可以看到北宋前期“税额”高的地方是主要在，甚至有时全部在川峡地区。具体说来，岁额最高的一等（40万贯以上），川峡地区占全国三处中的两处[42]；次高的一等（20万贯以上）共五处，全部都在川峡地区[43]；再次的一等（10万贯以上）川峡地区占全国19处中的16处[44]。这一方面自然说明川峡地区，特别是成都平原及其附近的农业生产和工商业的发达，同时也反映了“天下商税，四蜀独重”和“原额偏重”的不合理现象。再因为北宋政府运走川中铜钱，让铁钱泛滥于川峡市场上的恶毒措施，“铁钱十乃值铜钱一”[45]，甚至“铜钱一得铁钱十四”[46]，铁钱的价值远较铜钱为低。这也就是说，一定量的商品，在别的地区运销售卖可以不纳或少纳商税的，在川峡地区就不能不纳或多纳。由于川峡地区的商税原课额本就很重，这就会在绝对数字上“独重”或“偏重”的不合理之外，更对广大川峡人民扩大了剥削面和加深了剥削的程度。

再次是北宋政府实行的专卖垄断政策。政府对一些生活必需品实行专卖来打击大商人和大工矿主，是必要的。但北宋政府实行的专卖政策，却是首先把这些重要的生活品垄断起来，以便自己残酷地剥削广大人民。而且北宋官吏和一般豪商、大地主又经常互相勾结，狼狈为奸[47]，这更加重了它对人民的危害，并从而使得北宋政府专卖到某项物品，这一物品的生产者不是大量失业，就是廉价地或无偿地以至赔本地为官府所奴役。而在广大消费者方面，则感到专卖品的价格奇昂，根本没有能力购买。例如川峡丰产著名的井盐，实行专卖的结果，生产者（所谓“井户”或“灶户”）就不少弄得赔累不堪，倾家破产，甚或相率逃亡[48]，“犯盐禁”遭受严刑惩处的尤众[49]。

稍后苏辙把北宋政府对茶叶的“始议掊取”指论为王小波、李顺等起义的直接导火线[64]，不是没有理由的。

我们再看北宋政府对川峡人民是怎样实行政治压迫的。

北宋政府在政治上对川峡人民的统治，较之国内其他地区更为残酷，它一开始就是以血腥镇压的形式进行的。

965年，孟蜀割据政权被两路入蜀的宋军所灭。当时以王全斌为首的宋军将领恣意屠杀军民，劫夺公私财物，俘获妇女僮仆，为非作恶[65]，以致激成批北遣蜀军在绵州爆发巨大兵变，川峡人民广泛响应。宋军将领一听到消息，立刻就在成都把27000名降兵斩尽杀绝，并随即对各地的起义军民展开疯狂的进攻[66]。不久，这次反宋起义被镇压下去了。但小股的反抗，还是继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67]。

北宋统治集团，对川峡人民一贯采取歧视和高压手段，虽是属于生活习俗的普通事务也横加干涉，例如禁止西川民间“结社及竞渡”[68]，并规定“民有父母在而别籍异财者论死”[69]，足以看到他们专横的程度。北宋中央统治集团也经常把川峡视为一个禁区，不让它同外地发生联系，除开“臣僚入川，所将人马器械……皆给公据，以验奸伪”[70]者不说，一般“商旅入川”也要“逐处给公凭，至者查验之”[71]，否则就要受到刑事处分[72]。此外还看到北宋统治者发出过“西川官吏勿留东人”[73]的告诫。这种封锁川峡地区使与外界隔绝的猜防措施，不消说是在川峡人民生活上和精神上布置了一重桎梏。

这一时期北宋政府派到川峡的官吏，品质作风一般都很恶劣：他们不仅“令部曲主掌事务及于部内贸易，与民争利”[74]；而且还采取直接掠夺的手段，让所属“镇将……以巡察盐、麴为名，辄扰民户”[75]。据太宗时任御史中丞的王化基的报告，这些派在四川的官吏，乃是“负罪之人，多非良善，或贪虐残暴，凶狠逾违；……或秉性不悛，用情自任，事欺遐僻，纵毒伤残，远民罹殃，卒莫上述”[76]。特别值得一提的，其一是“吴元载知成都，颇尚苛察，民有犯法者，虽细罪不能容；又禁民游宴行乐，人用胥怨。王小波起为‘盗’……”[77]；其二，王小波等是在永康军青城县（遗址在今灌县南40华里的徐家渡）发动起义的，以后逐步发展，农民军的基本群众力量实在邛、蜀二州[78]。他们在青城县首义的同月（淳化四年二月），曾以奇袭方式南下杀掉那个被北宋政府“赐玺书奖誉”为“清白强干”的大贪污分子齐元振，“剖其腹，实以钱刀”[79]。在王小波、李顺起义前夕，任过眉州通判的刘综和曾知益州的许骧，在归朝时都对宋太宗谈到蜀中吏治的问题，建议慎择人选[80]。同一时间当地封建文人、《渔舟集》的作者郭震，也确然感到革命行将爆发，他“诣阙献书”，向北宋统治者透露了“青青原上草，莫放征马食”的预警[81]。

北宋政府对于川峡人民所施行的上述歧视、猜防和高压的传统政策，乃是以“蜀人多变”和“蜀地易乱”的错误认识作为基础的。苏洵所作《张益州画像记》，就曾通过张方平[82]的口吻曲折地揭露过，北宋政府对于广大的川峡人民一贯是：“待之以盗贼之意，而绳之以盗贼之法”。使“重足屏息之民，而以身砧斧斤”[83]，就是因为北宋统治集团错误地认为“蜀人多变”或“蜀人好乱”[84]，便一贯采取大棒政策，加以残酷镇压。与苏洵同时的川中学者张俞[85]，曾把王、李起义和稍后出现的刘旰、王均所领导的两次兵变，归因于“守将贪戾，虐用其人（按指蜀人），搜慝聚顽，赏罚自任”[86]；又指出王小波、李顺起义前夕的川中政治状况是：“赋税不均，刑法不明，吏暴于上，民怨于下。”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甲午之‘乱’，非蜀之罪，非岁之罪也，乃官政欺懦而经制坏败之罪也。”[87]我们再把北宋最高统治者在淳化五年发布的“罪己诏”中“亲民之官，不以惠和为政；管榷之吏，惟以刻削为功”[88]的自供词互相印证，更使我们确信北宋政府对广大川峡人民所施行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就是导致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另一主要原因。

根据以上论述，可以清楚看到：北宋封建政府对川峡人民所施行的严重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政策，再结合当时川中社会统一体内存在着的农民阶级与大土地所有制的对抗性矛盾，它的结果，必然是逼得老百姓走投无路，最后不得不“忍以父母妻子所依赖之身而弃之于‘盗贼’[89]（按即投身于农民起义军）”，“必有大‘乱’（按即发动革命）以发其怒而后息”[90]。

在对王小波、李顺起义发生原因的探讨中，有一点引起我们注意的，就是这次革命运动不首先在“旁户鸠集”或客户最多的大土地所有制更为盛行的川中、川北或川东等地区爆发，而偏偏在大土地所有制相对地不怎样盛行的川西地区爆发，这又该怎样解释呢？

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及其邻近地区，在王、李起义时的宋初，其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都居于国内的前列。正是由于川西地区独具社会生产、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这一特点，导致王、李起义在这个地区首先爆发。举例来说：

（1）川西地区平畴沃野，农产丰盛，城市星罗棋布，人口高度集中。据袁震同志在《宋代人口》[91]一文中的估计，成都府路在徽宗崇宁时每平方公里为45。5人，而同时期全国每平方公里平均人口为18。1人，计高出两倍多。《太平寰宇记》有户无口，笔者根据袁文所用的川峡四路平方公里面积标准，计算出在太宗时的四路每平方公里的平均户数为：成都府路（即益州路）10。2户，梓州路1。8户，夔州路1。1户。川西地区为人口高度集中的地区，是很明显的。

（2）有生产发达规模较大的工矿业。如纺织业（遍布全区各地，而锦绮之类的丝织品号为天下冠，以成都、梓州为最著），造纸业（成都、广都），雕板印刷业（居全国首要地位，如我国的第一部佛教全藏是在成都雇工雕板印刷的，从公元971年到983年，经历13年乃告成，号为蜀版。眉州也是雕板书籍的最大发行地），制盐业（陵州、荣州、邛州、嘉州），制糖业（遂州的霜糖，自唐以来有名于时），陶瓷业（大邑、邛崃、成都），制茶业（永康军、彭州、蜀州、雅州），造船业（嘉州），冶铁及铸钱业（成都、邛州、雅州、眉州、嘉州）等。

（3）有相当发达的商品经济。可供说明的事实：一是专门化的农业区的出现，如茶叶、甘蔗、药材等的种植。二是物资的远地销售和交流。如附子的栽培：“其用功力比它田十倍，然其岁获亦倍称。”其销售：“陕辅之贾才市其下者，闽、浙之贾市其中者，其上品则皆士大夫求之”[92]。又费著的《笺纸谱》说：“四方例贵川笺……然徽纸、池纸、竹纸在蜀，蜀人又爱其轻细；客贩至成都，每番视川笺，价几三倍。”费著虽是以元时人谈宋代四川事，但唐时盛行益州麻纸，政府的秘阁四库书即用麻纸书写，薛涛浣花笺亦很驰名，是本有渊源的。三是交子（纸币）的产生。有人主张出现在“宋太宗淳化、至道间”[93]，笔者认为交子的产生，应有一个较长时间的自发过程。在王、李起义前夕，川中地主经济的表面繁荣现象是很可观的[94]，在交易额巨大而铁钱沉重难以行远的情况下，民间早有个别豪强富户发行交子的事实，是完全可能的。

（4）城市贫民人数大量出现。韩琦撰的《张詠神道碑》说：“蜀地素狭，游手者众。”[95]张詠在知益州任内，施行了对贫民供应平价米的办法：每年从二月一日起到七月底止，每人日买二升，供米总数六万石[96]。依此计算，买食平价米的贫民就有一万六七千人。

（5）以出卖劳动力为生，带有流动性的人口为数也不少。在九陇（今彭县），唐代即有张守挂的仙君山茶园，“每岁招采茶人力百余人，男女佣工者杂处园中”[97]。又如井研盐户“每一家须役工匠四五十人至三二十人”，“皆是他州别县浮浪无根之徒”。而与井研相邻的嘉州、荣州等地也有同样的情形[98]。

这时雇佣劳动的大批出现，一方面说明了川西地区工商业的发达，另一方面也反映被土地集中所驱出来的农民，又壮大了“游民”群众的队伍；这些人流动性大，为了糊口，经常到处奔波，此一新因素无疑也就增加了社会关系的复杂和不安定性。把他们和川西以外川峡各地所在多有的“旁户”农民相比较，后者成为豪族大地主的投靠户，乃是“皆相承数世”，与向来是固着在穷乡僻壤的土地上，很难离家出门，情况是迥然不同的。所以我们只要对宋初川峡四路作些具体分析，再加以综合鸟瞰，就容易明白川西地区的农民阶级和其他各地的“旁户”农民，由于所处社会环境条件很有差异，因此虽同是农民，一般说来，从日常生活、社会关系、知识技术以至思想意识，都有显著差别。川西地区的农民阶级和由农民中分化出来的手工业工人、小商小贩们，他们在社会中和各阶级、阶层、集团及个人便有着比较繁密的联系，因此他们的阶级意识和政治觉悟，比同时在别的地区的人们有更高的水平。他们面对北宋封建专制政府所实施的残酷剥削和血腥镇压的野蛮统治，就会日益不满，被迫一步紧一步地走向革命的道路：“至于其心有所不可复忍，然后聚而为群‘盗’，散而为大‘乱’，以发其愤憾不泄之气。”[99]

我们也应看到：虽说不论是王、李起义前还是起义后，川峡地区按照益、梓、利、夔四路的主客户统计数字同样表明，益州路（川西地区）的客户在总户数中所占比例数字，比其他三路中的任何一路都小；但它的客户绝对数字仍比其他三路中任何一路都大。下表是根据《太平寰宇记》（简称《寰宇记》）[100]和《元丰九域志》（简称《九域志》）两书里的川峡户籍数字列出的，可备参考：

而且其他三路，特别是夔州路，由于地旷人稀，生产落后，客户以及在客户中占有较大比例的“旁户”，又从来都在他们所依附的豪族大地主的严厉控制之下，彼此隔绝，联系很少，难于团结起来发动起义。正如恩格斯所说：“农民们在这样可怕的压迫之下受着折磨，可是要叫他们起来暴动却不容易。他们散居各地，要取得任何共同协议都困难无比。农民世代相传，习于顺从；在许多地区，已经戒绝使用武器，剥削的重担随主人的不同而或轻或重；所有这些情况，都促使农民默然忍受一切。”[101]

再则，王小波、李顺的起义是以“贩茶失职”而开始革命行动的。我们从文献上看见，早在唐代就出现了敢于抗拒官府的茶民集团，他们“三二十人，挟持兵杖……凡千万辈，尽贩私茶”[102]。北宋梅尧臣所作的《闻进士贩茶》[103]诗云：“山园茶盛四五月，江南窃贩如豺狼；顽凶少壮冒险岭，夜行作队走刀枪。”就是咏的茶贩走私的情况。茶贩们为什么甘冒巨大的风险去进行武装走私呢？因为茶叶在唐、宋时期是深受民间欢迎的新商品，封建政府一贯专卖垄断，或征重税，人民是不堪负担那样的超额剥削的。茶民集团在购、运、销售茶叶的过程中与广大劳动人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和封建政府里的吏役、士兵免不了也要打交道。这样一些斗争的具体实践，是会大大激发其阶级感情、培养其组织能力、加强其革命精神的。至于封建政府对茶叶采取专卖垄断一类措施会招来什么样的恶果，宋臣张洎在王、李起义的前四年（端拱二年）就向宋廷谈过三点弊害，其第二弊说：“禁榷之地，法令大严，铢两之茶（原误作‘柔’——引者），即该宪纲；公私追扰，狱讼繁兴。大则破族亡家，小则身填牢狱，州县公事，大半为茶！朝禁夕刑，系缧相继。户口由兹减耗，田野为之芜莱，蠹尔蒸民，坠于无告，狱连祸结，莫甚于斯！”[104]这段话固是对东南“榷茶”说的，但四年后北宋政府对川中茶叶加紧“掊取”，为了保证超额剥削，滥施严刑峻法，迫害人民，也是不难想象的。不然，又何至于造成王小波、李顺等的“贩茶失职”，并因此被激怒而闹起革命来呢？王小波登高一呼，立刻获得群众的响应和拥戴，看来他们在举起义旗之前，就早已和群众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并在贩茶活动中，增多了社会经验，培养和锻炼了组织群众及对封建政府进行斗争的能力。这样说，不是出于猜想和虚构；宋代文献有确实可信的记载，说李顺曾领头主持过灌口二郎神的祠祀活动，并曾一度被捕成都府狱，几遭杀害[105]。这说明为王小波赏识并指定为他的接班人的李顺，也是富有领导才能和斗争经验的。

北宋川西地区的州县都盛产茶叶，王小波、李顺从事贩茶，要经常往来于这些地方，有利于结识人民大众和深入了解社会政治情况，是准备和发动这次起义的必要先行条件。北宋成都人范镇撰的《东斋记事》记载：当时川中有八大产茶区，主要布列在成都平原及其附近。[106]其中之一的“蜀州之味江”，就是王小波、李顺土生土长的地方。他们这次起义，首先攻陷青城县，参加革命暴动的基本起义群众，可能就与王、李贩茶活动有着一定的关联。我们在《宋会要辑稿·食货》三○里还看见一条记事是特别引人注目的：“（大中祥符五年，即1012年，上距王、李起义18年）五月三日，永康军言：‘蒲村镇民，每春采茶者甚众，望令本军监押，至时往彼处巡逻。’从之。”蒲村镇（旧为灌县蒲阳场）和宋初青城县、味江镇相距咫尺。春天采茶人众聚集稍多，北宋政府就要采取派兵警戒的措施，这样“小题大做”，究竟又为了什么。我们如把北宋政府在川中曾因实行加重茶叶剥削收入，并由此激发了王、李起义一事加以联系考虑，那末，我们就更易明白这次起义为什么首先发生在以成都为中心的工商业发达的川西地区，而不是发生在川西以外“旁户纠集”最多的地区。

当然，这只是说明起义为什么在川西地区爆发的问题，而绝非说苦难深重的广大“旁户”在王、李起义运动中未曾发挥重大作用；相反，特别在起义浪潮波及他们所分布的地区时，“旁户”农民们也就“揭竿而起”，成为农民革命的主力军。

（原载《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1979年第3期）

[1]参王明清《挥麈后录·余话》“祖宗兵制名枢廷备检”条。

[2]《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上一·农田》。

[3]主户是征收赋税的对象，当时分为五等。北宋中期人张方平在《乐全集》卷二六《论率钱募役事》中说：“万户之邑，大约三等以上户不满千……四等以下户不啻九千。”三等以上户包括地主和富农，四、五等户则是自耕农和半自耕农。扣去佃耕地主土地的客户比例数字（日本加滕繁撰的《宋代的主客户统计》，估计客户约占总户数的35%，加滕此文载《中国经济史考证》中译本卷二），估计地主、富农约占乡村总人户的10%，自耕农、半自耕农则约占总人户的半数略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