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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广大川峡人民和北宋政府的尖锐矛盾（第2页）

[4]石介《徂徕集》卷下《录微者言》：“乃乡墅有不占田之民，借人之牛，受人之土，庸而耕者，谓之‘客户’。”

[5]全国户口总数据《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九之九○，主户数量据《宋史》卷八五《地理志一》（两书所记同为天禧五年的统计数字），客户数量即由总户数减去主户数而得。

[6]龚煦春：《四川郡县志》卷九《两宋疆域沿革考》。

[7]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并西川路、峡西路为川峡路，所辖兴元府和洋、兴二州属今陕西省，文州属今甘肃省，施州属今湖北省。

[8]刘咸炘《右书》卷二下《人文横观略述》说：“宋世蜀中世族，费氏《成都氏族谱》及诸碑所叙世系，十九皆从僖宗南迁者。”

[9]《新五代史》卷六三《前蜀世家》：“蜀恃险而富，当唐之末，人多欲依（王）建以避乱；建虽起盗贼，而为人多智诈，善待士，所用皆唐名臣世族。”

[10]《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五，及《太宗皇帝实录》卷七八，《宋史》卷三○四《刘师道传》作数十家。据李焘《长编》卷二一九，宋神宗“熙宁四年正月乙未”条关于“南川、巴县熟夷李光吉、王兖、梁承秀三族，各有地客数千家”的记载，则“十”可能系“千”之误写或坏字。

[11]《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二八，及韩琦：《韩魏公集》卷一八《家传》。

[12]《宋会要辑稿·兵二》。

[13]《欧阳文忠集》卷五九《原弊》。

[14]杨天惠：《正法院常住田记》，见扈仲荣等编《成都文类》卷三九，及傅增湘编《宋代蜀文辑存》卷二六。

[15]宋太宗时川峡路所辖，计有府二：成都、兴元；州四十三：眉、蜀、彭、绵、汉、嘉、邛、简、雅、黎、茂、维、梓、遂、果、普、昌、资、合、荣、渠、利、洋、阆、剑、文、兴、蓬、龙、巴、集、壁、戎、泸、夔、黔、施、忠、万、开、达、涪、渝；军五：永康、怀安、广安、云安、梁山；监二：富顺、大宁；县一：三泉。

[16]其中，邛州载有主户38497户而无客户数字；另茂州有部落户829户，文州有部落户523户；又资州主客户共为20829户，戎州夷汉主客户共为5263户，俱因无法核算，未予计入。

[17]据《元丰九域志》卷七、卷八所记，川峡四路52个行政单位（二府、四十一州、五军、三监、一县）的户籍统计，主客总户数为1933192户，客户为799592户，后者占前者的41。2%。

[18]《净德集》卷四《奉使回奏十事状》。

[19]依吕陶的估计，成都府共辖十县，主户为二三十万家，客户倍之，则有四五十万家，总数就应有六七十万家。《元丰九域志》卷七，记成都府九县，主户为119388，客户仅为49710，合计总户数为169098，与吕陶所作估计相差甚远。成都府地区，工商发达，流动人口极多，吕陶所说的客户，也不能理解为全属佃农。

[20]今地注释，参蒲孝荣编《四川历代政区治地今释》下册，“北宋”条。

[21]见《全唐诗》第九函第二册。薛能，汾州人。咸通中摄嘉州刺史，有集十卷，《全唐诗》编存四卷。

[22]《太宗皇帝实录》卷七八，及《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六。

[23]《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二》，南宋孝宗乾道九年十月一日蔡沈言：“有所谓税户，有所谓客户。税户者，有常产之人也；客户者无产而侨寓者也。”

[24]《太平寰宇记》所载戎州有“夷户”，泸州有“僚户”。和上引薛能“管排蛮户远”的诗句，都可见川中偏僻落后地区有着兄弟民族杂居，南宋资中人郭允蹈所撰《蜀鉴》卷四，谓晋时李寿从牂牁引僚入蜀，“蜀本无僚，至是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犍为、梓潼，布在山谷，十余万家，僚遂挨山傍谷，与土人参居，参居者颇输租赋，在深山者不为编户，种类滋蔓，保据岩壑。”这种情况直到唐代还是如此。唐人所谓“排户”即宋人所谓“旁户”，应是当地汉族土著与“夷僚户”杂居融合的结果。

[25]《宋史》记为：“治平中，熟夷李光吉、梁秀等三族居其地，各有众数千家……”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一七，作“李光吉、王衮、梁存秀三族”，与《长编》同，只王兖作王衮，乃因字形近似讹异。《长编》的“地客数千家”，《宋史》作“有众数千家”，地客乃由投靠（即“纳身”）而来，是具有半奴隶或近似农奴性质的部曲，说成“众”也是对的。把《长编》和《宋史》的这两条记载对比，大约同出一个来源。

[26]《宋史》卷四九六《渝州蛮》。

[27]《宋史》卷三○四《刘师道传》：“时言李顺之‘乱’，皆旁户鸠集。”但上引《太宗皇帝实录》和《宋会要辑稿》则作：“上言者以为蜀（《实录》作‘两’）川兆‘乱’，职豪民啸聚旁户之由也。”后说是歪曲事实，非常错误的，因为“豪民”（大地主）正是旁户群众起来革命的对象，是不可能，也是不会去“啸聚”他们的。

[28]《宋史》卷八九《地理志五》：“川峡四路……土植宜拓，茧丝织文纤丽者穷于天下。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其所获多为遨游之费，药市之集尤甚焉，动至连月。好音乐，少愁苦，尚奢靡，性轻扬，喜虚称。”

[29]《太平寰宇记》卷一二三《扬州下》云：“与成都府号为天下繁侈，故称‘扬益’焉。”《全唐文》卷七四四载卢求的《成都记序》，则以益州繁盛“为天下第一”，谓“扬不足以侔其半”。

[30]张唐英：《蜀梼杌》卷下。

[31]王称：《东都事略》卷二三《刘继元传》。

[32]曾巩：《隆平集》卷二○；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三《太宗平李顺》作：“不数十年，孟氏所储，悉归内府。”

[33]《长编》卷四五，“咸平二年八月庚申”条，及《宋史》卷二七八《马知节传》、卷三○一《张秉传》。又《长编》卷二三，“太平兴国七年二月乙亥”条：“两川上供纲所过，丁男百十辈，转送罪人，锢送阙下。在道病者，亦发民舆担。”都说明了当时水陆纲运成为四川人民的一项最沉重的负担。

[34]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五，谓宋初岁入缗钱千六百万缗，两倍唐室。晁说之：《嵩山文集》卷一《元符三年应诏封事》，谓宋赋役几十倍于汉。《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上一》，载林勋作《本政书》，则谓宋二税之数视唐增至七倍。

[35]《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上一》。

[36]宋太祖采取在政治上集中权力、在经济上对官僚豪强实行优待让步的政策，并说明“不抑兼并”之故：“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见王明清：《挥麈后录·余话》卷一“祖宗兵制名枢廷备检”条。

[37]《文献通考》卷一四《征榷考》。

[38]《长编》卷四○，“至道二年十二月”条：“戊午诏：……令民间所藏（《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七之一三，作‘所织’）缣帛非鬻于市者勿出算。”据此，这以前必然是要纳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