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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十七年19491966 他律作为权力话语（第1页）

第一节十七年（1949—1966）:“他律”作为权力话语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6年“**”启动，共经过了17年。本节所概说的就是这一时期中国文学思想的演变，重点在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特别是对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教条化理解和某些新的发展。从这里可以看到“他律”话语作为权力话语对“自律”话语的排斥。

毛泽东早在1949年9月21日发表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一文中明确指出:“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业已摆在我们的面前。”“随着经济建设的**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中国的文学思想在曲折中发展着、艰难地前进着，成绩与错误并存，两种倾向同在，并使人从一个侧面，来瞭望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思想文化方面所走过的富于理想而又充满失误的艰难的历程。

一、主导话语——文艺从属于政治

20世纪50年代文艺思想是在“五四”以来文学思想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带着历史的惯性发展而来的。从21世纪的视点看，它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在全国范围内传播政治化文学思想的时代。1942年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正确地指导了当时的文艺运动，推动了革命文艺的创作。其中一些带有普遍性的内容，如文艺为工农群众服务的问题，普及与提高的问题，继承与革新的问题，生活源泉的问题，艺术高于生活的问题，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问题等，在五六十年代成为全国指导性的文艺思想，所取得的成绩是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至今，它们仍然是中国现代文艺思想中的重要成果。毛泽东1942年《讲话》中的一些提法，从当时看，的确是站在政治高度，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角度，对以往文艺斗争的总结和发挥。我们应该从20世纪的整体高度，从我们民族在20世纪所经历的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需要的角度，充分加以肯定。

实际上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起步就是毛泽东的《讲话》以及后来毛泽东的一些补充论述。客观地看，《讲话》以及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问题论述的内容包含两种思想因素，其大体框架是这样。

文艺方向——工农兵方向;

文艺性质——从属于党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路线;

文艺源泉——社会生活，文艺反映社会生活;

文艺资源——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创作过程——观察、体验、研究、分析;

文艺加工——典型化，即“六个更”;

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政治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文艺思维——形象思维;

文艺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

文艺家道路——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改造世界观;

文艺功能——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

文艺批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

文艺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文论参照对象——苏联文论;

文论价值取向——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

以上十五点，包含两种元素、两种倾向。一种是强调文艺从属政治，强调文艺的方向必须是政治性的，如说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过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文艺服从政治”[4]……在这些理论前提下来强调文艺为人民服务，实际上就是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我们可以把对这些问题的研究，称为“他律”研究，或“外部研究”。

另一种元素和倾向就是承认文艺和生活都是美，但“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承认“继承与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提出文艺创作要“观察、体验、研究、分析”的过程，提出革命文艺要求达到“政治与艺术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革命政治内容和尽可能的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提出“缺乏艺术性的作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政治力量的”[5]，提出反对“标语口号式”的倾向，后来还讲百花齐放、诗要用形象思维，等等。这些提法与文学创作、文学作品和文学接受的规律相关，因此是属于“自律”研究了。

不难看出，前一种元素和倾向是重视政治的统领文艺的作用，重点要强调的是文艺的方向，文艺与群众的关系，文艺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文艺与党派的关系，文艺与时代的关系等，大体上属于文艺的“他律”研究，“外部研究”的问题;后一种元素和倾向则重视文艺的特殊性，重点承认文艺的艺术性，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形象思维，文艺的主体精神，反对文艺上面的教条主义，大都涉及文艺“自律”或“内部研究”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文艺理论界面临一种对毛泽东《讲话》以及后来的文艺问题论述的解读和选择。由于新中国成立不久，当时又面临内部敌人的反对和外部敌人的挑衅，如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破坏，不得不进行“肃反”运动;美国挑起的朝鲜战争，不得不进行抗美援朝，等等。就是说，虽然建立了新的国家，但“战争”在内部和外部并未结束。这种情势下，当时文艺界领导和主流理论家出于对政治的热情都选择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前一种元素和倾向，同时忽略了后一种元素和倾向，这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后一种元素和倾向，不但受到压抑，其部分探讨者也遭受了无情的批判与斗争。“他律”研究成为当时的“权力”话语。

从今天的观点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新时代的开始。不论当时还遭遇到多少内外挑战，以经济建设为主题的新时代开始了。这一点毛泽东早在1948年3月的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说过:“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建设一个新世界。”而且指出各项工作都要“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一中心工作服务的”，他强调“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与发展，……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要失败。”新中国成立后，也明确了把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的文化和艺术事业，在思想上是否也要立足于建设，在文学思想上，是否应该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中后一种元素和倾向，是否应该有新的视野和思考，就成为一个很迫切地需要解决的问题。应该说，毛泽东是看到了这一点的。例如，1956年提出文艺领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58年冲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论“宪法”提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问题，1965年提出“诗要用形象思维”的问题，此外还提出“共同美”的问题等，都力图挣脱苏联文学思想的束缚，从文艺的实际重新加以思考。但是，毛泽东本人思想的复杂性，即他一方面坚持文学从属于政治的思想，丝毫不愿在这个问题上有所改变;可另一方面他又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主张，似乎又想开辟新的思考和新的方向。这就使人们不能明确地判断他的思想走向，加上当时他的崇高威望和人们的绝对推崇，再加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政治热情的持续发酵，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历史惯性和思维定势是如此强大，主流的理论家不允许人们从其他视点来解释文学，仍然固定不变地把文学看成从属于政治的。终于，文学从属政治的观念，从1949—1956年的文艺倾向，演变为1957—1962年的文艺思潮，演变为1962—1966年的文艺路线。

当然，就是在上述“文艺从属于政治”为主导文学观念的时期，也已经显露出难以为继的状况。这就出现了1956—1957年上半年的文艺思想“早春天气”的活跃和1960—1961年文学思想的“调整”时期。虽然这两段时间很短暂，但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新思想，这些新问题和新思想是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的补充与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