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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文学语言及其生成机制（第4页）

鲁利亚认为，“内部语言”是主观心理意蕴与外部语言表现之间一个十分重要的中间环节，它具有这样两个特点:第一，功能上的述谓性。即内部语言总是与言语者的欲望、需求、动作、行为、知觉、情绪的表达密切相关，动词、形容词占较大的比例。第二，形态上的凝缩性。没有完整的语法形态，缺少应有的关联词，只有一些按顺序堆置起来的中心词语，所含意蕴是密集的。由此不难看出，这种“内部言语”与人的欲望、情绪更贴近，与人的难于言说的审美体验更相对应，因而也更真实。作家若是把这种中间性的“内部语言”直截了当地倾吐于稿纸上，那就可以以本初形态去表现自己的欲望、情绪和种种审美体验，填平语言与审美体验之间因疏离而形成的峡谷。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国诗人瓦莱里把“修辞学”分成两种，一种叫“延续修辞学”，一种叫“瞬间修辞学”，也许是有道理的。因为“延续修辞学”属于“外部语言”，而“瞬间修辞学”属于“内部语言”，是无意识层面瞬间形成的，不假修饰的，却更富有创造性。我们古人也懂这个道理，宋代文学家苏轼作诗讲究“冲口而出”，他说:

好诗冲口谁能择，俗子疑人未遣闻。[25]

此数十纸皆文忠公冲口而出，纵手而成，初不加意者也。其文采字画皆有自然绝人之姿，信天下之奇迹也。[26]

所谓“冲口而出，纵手而成”，也就是截获“内部语言”，不加修饰，直接倾吐，结果所得到的“自然绝人之姿”。实际上，不少作家就是尝试着用这种“内部言语”写作的。譬如，法国作家司汤达就喜欢用不假修饰的“内部言语”写作。巴尔扎克对他的小说《帕马修道院》曾大加赞赏，但对他的小说语言表示不满。巴尔扎克批评司汤达在“文法”上有错误，说:“一时动词的时间不相符，有时候又没有动词;一时尽是一些虚字，读者感到疲倦，情形就像坐了一辆车身没有搁好的马车，在法兰西的大路上奔波。”“他的长句造的不好，短句也欠圆润。”[27]司汤达在回答巴尔扎克的批评时说:“至于词句的美丽，以及词句的圆润、和谐，我经常认为是一个缺点。就像绘画一样，一八四〇年的油画，将在一八八〇年成了滑稽东西;我想，一八四〇年的光滑、流畅而空洞的风格，到了一八八〇年，将十分龙钟，就像如瓦杜尔的书信在今天一样。”他继续说:“口授《修道院》的时候，我想，就照草样付印罢，这样我就更真实、更自然、更配在一八八〇年为人悦读，到那时候，社会不再遍地都是俗不堪耐的暴发户了，他们特别重视来历不明的贵人，正因为自己出身微贱。”[28]司汤达这里所说的那种“更真实、更自然、更配在一八八〇年为人悦读”的“照草样付印”的言语，实际上就是那种更贴近心灵本初、更贴近深度体验的“内部语言”。

我是一条天狗呀!

我把月来吞了，

我把日来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

我把全宇宙来吞了。

我便是我了!

我是月的光，

我是日的光，

我是一切星球的光，

我是X光线的光，

我是全宇宙底Enexgy（能量）的总量!

我飞奔，

我狂叫，

我燃烧。

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

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

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

我飞跑，

我飞跑，

我飞跑，

我剥我的皮，

我食我的肉，

我吸我的血，

我啮我的心肝，

我在我神经上飞跑，

我在我脊髓上飞跑，

我在我脑筋上飞跑。

我便是我呀!

我的我要爆了!

（1920年2月初作）

这首诗所用的动词特别多，比例特别大，其中有些动词重复地出现，“吞”用了四次，“是”连接用了6次，“飞跑”用的次数最多，共用了7次，其他动词如“飞奔”“狂叫”“燃烧”“剥”“食”“啮”“吸”“爆”等，在诗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其意义与诗人的审美体验本身密切相关。这就说明这首诗的语言功能的“述谓性”特别强。诗以“我”作为行为、动作、情绪、欲望的主体，向四方八方发射“我”的动作，达到极为狂放和为所欲为的地步，而是这一切似乎不假思索、随口喷出。使人感到诗人落在纸上的不是词语，而是欲望、情绪本身。其次，诗的言语在语法上、逻辑上都不合规范，如“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我在我的神经上飞跑”“我在我脊髓上飞跑”等，都有语法、逻辑上的毛病，但这些话语让人获得鲜明的感受，并被人理解。关联词极少，但像“月”“日”“星球”“宇宙”“皮”“肉”“血”“神经”“脊髓”“脑筋”这些系列名词与系列动词结合成中心词语，都按顺序排列，意蕴十分密集。这样就形成了这首诗语言形态的凝缩性特征。这首诗的语言完全是紧贴人的欲望、情感、意绪的，是不假思索就落在纸面上的，保持了语言的本初性特点，从而更充分地更深地保留了诗人的体验。甚至可以说，在这里，语言与体验完全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