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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第1页）

七、结论

尽管元朝中央政府曾“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并在此修驿站、括户口，征赋税，蒙古大军也曾几次深入土番之境，镇压诸如萨思迦第二任本禅释迦藏卜叛乱、必里公叛乱与蒙古西北诸王，即藏文史著中之所谓“上部蒙古”（stodhor）所引发的叛乱等，但真正深入土番之地的汉族士人恐怕不会太多。因此，在元代汉族士人的作品中，很少见到有关西番政教形势的具体记载，他们对西番的认识只是停留在“其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或“西域之地尤广，其土风悍劲，民俗尚武，法制有不禁者，惟事佛为谨，且依其教焉”等相当笼统的说法。[106]土番常常被称为“西夷”或“西鄙”，于汉族士人眼里无非是地处西陲的蛮荒之地。正因为如此，土番成了元朝政府放逐重要犯人的地方，有不少著名的政治犯被流放到此地，如宋朝的末代皇帝少帝瀛国公受元世祖命，“往西土讨究大乘明即佛理”，居后藏萨思迦寺习法经年。[107]高丽国忠宣王也因得罪于杨琏真珈之子杨暗普而被陷害、放逐至萨思迦。[108]元末著名丞相脱脱受政敌哈麻陷害，“诏复使西行，鸩死于吐蕃境上”。[109]官员调任吐蕃被视为贬谪，乃朝内排斥异己的一种手段。[110]

与汉族士人视入藏为畏途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批的番僧涌入中原汉地，史载“见西番僧佩金字圆符，络绎道途，驰骑累百，传舍至不能容”，当非纯属夸张不实之辞。因此，番僧在内地的活动是蒙藏及汉藏关系史上极其重要的内容。汉族士人对番僧在朝廷内外各种言行的记述，特别是对番僧在元朝宫廷内外传播的秘密戒法的抨击，无疑有出自文化偏见的成分，也带着已经处于异族统治之下的汉族士人对遭受来自另一个异族的政治和文化上的压迫、打击所激起的强烈的民族情绪。番僧在朝廷中的得志，番僧所传秘密戒法在朝中的流行，在很大程度上即意味着汉族士人从文化上进行反征服、变夷狄统治为孔孟之治，将异族所建立的征服王朝最终纳入华夏正朔的艰苦尝试的失败。[111]是故，汉族士人对番僧的行为及其所传教法的评价显然有失偏颇，特别是将番僧所传秘密戒法完全视为祸国殃民之妖术，将元朝骤亡的祸根全推到几个番僧的头上，委实有失公允。遗憾的是，汉族士人为番僧留下的这种妖僧与恶僧形象不但通过穆斯林作家拉施特的《史集》和《马可波罗游记》等书传到了中国以外的地区，而且亦一直在元以后的汉族文学作品中得到进一步的戏剧化和形象化，其流风余绪直到今天恐也未被彻底消除。

[1]PeterBishop，TheMythofShangri-la：Tibet，TravelWritierionofSadsdon：Athlone，1989。

[2]PeterBishop，DreamsofPower：TibetanBuddhism&theWesternImagination，London：Athlone，1993。

[3]DonaldS。Lopez，Jr。，PrisonersofShangri-la，TibetanBuddhisma，dLondon：TheUyofChicagoPress，1998。

[4]MythosTibet：Wahrioasien，K?ln：DuMont，1997。

[5]OrvilleSchell，VirtualTibet，Seargfri-lafromtheHimalayastoHollywood，NewYork：MetropolitanBooks，2000。

[6]参见韩儒林，《元史纲要结语》，《元史论丛》1，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11页。

[7]对此意大利藏学家L。Petech曾经作过相当精辟的总结，参见Petegolsaibet，Rome：Ismeo1990，pp。139-142；参见沈卫荣，《元朝统治西藏对后代的影响》，《西藏与中原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蒙藏委员会，1992年，第79－101页。

[8]叶子奇，《草木子》卷3下，《杂制篇》，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65页。

[9]沙剌巴当即元代著名译师沙罗巴，其传记见于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22，《大正藏》，卷49，第729－730页；亦参见傅海博（HerbertFranke），《沙罗巴（1259－1314）：元代中国西夏佛僧》（Sha-lo-pa（1259-1314），ATangutBuddhistmonkinYüanaundorf，K。-H。Pohl，H。-H。Schmidted。，ReligionundPhilosophieischriftfürHansSteiningerzum65。Geburtstag，Würzburg：K?nigshausen&Neumann，1985，pp。201-222。

[10]《佛祖历代通载》卷22，第723页。

[11]宋濓等，《元史》卷202，《释老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518页。

[12]《元史》卷28，《英宗纪》2，第628页。

[13]《元史》卷27，《英宗纪》1，第607页。

[14]《草木子》卷3下，《杂制篇》，第59－60页。

[15]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12，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54页。亦见于《佛祖历代通载》卷22，第732页。

[16]元代的这一特例到了明代便成了司空见惯的惯例，受封为法王、教王或国师的番僧的封号都是那么长长的一串，内容则大同小异。

[17]《南村辍耕录》卷2，第25页：“累朝皇帝于践祚之始，必布告天下，使咸知之。惟诏西番者，以粉书诏文于青缯，而绣以白绒，网以真珠。至御宝处，则用珊瑚，遣使赍至彼国，张于帝师所居处。”陶宗仪这条记载显然是照录自杨瑀（1285－1361）之《山居新话》，同样的内容见于该书，卷2，《钦定四库全书》子12；参见《山居新话》之德文译本HerbertFrar?gezurKulturgeschiasunterderMo，DasShan-küsin-huadesYangYü，AbhandlungenfürdieKundedesMenlandesⅩⅩⅫ，2，Wiesbaden：KommissiFranzSteinerGMBH，1956，pp。59-60；此外，基本相同的记载亦见于李翀，《日闻录》，《钦定四库全书》，子部。

[18]《元史》卷202，《释老传》，第4520－4521页。

[19]《南村辍耕录》卷2，第20页，记载有一则蒙古皇帝尊师的故事：“文定王沙剌班，今上（元顺帝——引者）之师也。为学士时尝在上左右。一日体少倦，遂于便殿之侧偃卧，因而就寐。上以藉坐方褥，国语所谓朵儿别真者，亲扶其首而枕之。后尝患疖额上，上于合钵中取拂手膏躬与点之。上之隆师重道可谓至矣尽矣。”亦见《山居新话》卷2，Franke上揭译本，第66页。

[20]最典型的例子当数八思巴帝师为元世祖忽必烈汗前后作三次灌顶，而后者分别以乌思藏十三万户、土番三道和汉地之Yurmamo作为回赐。详见达仓宗巴·班觉藏卜（sTagtshangrdzongpadPal&#po），《汉藏史集》（rGyabodyigtshang），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277－278页。有关这些宗教活动之政治意义参见沈卫荣，《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治》，《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36－148页；Janlossesontheoeuvreofbla-ma'Phags-pa：Ⅲ。The‘Patron-Patroionship”，SoundingsofTibetanCivilization，NewDehli1985，pp。164-173。

[21]参见Petech上揭书。

[22]DavidSeyf，OrdreSpiritueletOrdreTemporeldanslapenséeBouddhiquedel'Iibet，QuatrecesauCollègedeFrance，Paris，Dépositaireexclusif：édition-DiffusiondeBoccard，1995。

[23]尽管后出的西藏编年史常常将大蒙古皇帝和他的西藏喇嘛之间的关系描写为一种平等的关系，但他们之间的关系无疑是主臣关系，这是连八思巴上师自己都曾经承认的事实。参见Szerb上揭文，第165页，注2。

[24]《元史》卷202，《释老传》，第4520页。

[25]欧阳玄，《妙光寺记》，《寰宇通志》卷113，南京：中央图书馆1947年影印明初刻本。

[26]朱德润，《存复斋文集》卷4，《行宣政院副使送行诗序》，《四部丛刊续编》集部25。

[27]陆容，《菽园杂记》卷4，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42页。

[28]《草木子》卷4下，《杂俎篇》，第83－84页。

[29]参见傅海博，《元朝皇帝能否读写汉语文？》（HerbertFraheMongolEmperorsreadandwriteese？”），AsiaMajor，ABritishJournalofFarEasternStudies，ed。B。SewSeries3，London：Taylor&#nPress，1953，pp。28-41；萧启庆，《元代的通事与译史——多元民族国家中的沟通人物》，《元史论丛》6，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5－67页。

[30]《元史》卷181，《虞集传》，第4176－4177页。

[31]《南村辍耕录》卷2，第21页。

[32]李士瞻，《经济文集》卷6，《为福建监宪恩德卿作诗序》，《钦定四库全书》集部5。关于蒙古皇帝及其太子学习汉文化的努力和成果，特别是在书法方面的成果参见傅海博上揭1953年文，其中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学汉语文的故事，见该文第40－41页。

[33]权衡，《庚申外史》（国学文库48卷，据学津讨原本重印），第42页；任崇岳，《庚申外史笺证》，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14－115页；《元史》卷46，《顺帝本纪》9，第962页。

[34]参见札奇斯钦，《蒙古与西藏历史关系之研究》，台北：正中书局，1978年，第一章：绪论——蒙古可汗何以信奉了土番的佛教，第1－12页。SeJagchid，“WhytheMongolianKhaanBuddhismastheirfaith”，inSeJagchid，EssaysinMogolianStudies，Provo1988，pp。9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