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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第2页）

[35]语出《弘教集》，见《佛祖历代通载》卷22，第722页。类似的话也常见于藏文史书中，例如《汉藏史集》，第287页，云：“[世祖]皇帝向[八思巴]上师求法自不待言，就是世间之诸大事亦皆与上师商议而定，上师向皇上说与法随顺而善作世间之事等。”

[36]《佛祖历代通载》卷22，第732－733页。

[37]关于胆巴国师生平参见HerbertFraan-pa，aTibetanLamaatthecourtoftheGreatKhaaliaVeiana，VolumeinonorediLionelloLanarioSabattini，Firenze：LeoS。OlschkiEditore，1984，pp。157-180；沈卫荣，《元朝国师胆巴非噶玛巴考》，《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2－13辑，1990年，第70－74页；陈庆英、周生文，《元代藏族名僧胆巴国师考》，《中国藏学》1990年第1期，第58－67页；Elli，“SaAgnyanDampaandtheinsoftheHor-palihedKar-mdzesRegiooryandLaudiesDedicatedtézaohBirthday，Wien1991，pp。455-456。

[38]柳贯，《柳待制文集》卷9，《护国寺碑》。

[39]《佛祖历代通载》卷22，第726页。

[40]程钜夫，《程雪楼文集》，卷7，《凉国敏慧公神道碑》（元代珍本文籍汇刊），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1977年，第316页。

[41]《汉藏史集》，第281－282页。

[42]《汉藏史集》，第287页。

[43]《佛祖历代通载》卷22，第726页。

[44]柳贯，《柳待制文集》卷9，《护国寺碑》。

[45]参见胡昭曦、邹重华主编，《宋蒙（元）关系史》，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00－343页。

[46]《佛祖历代通载》卷22，第722页：“帝（忽必烈）命伯颜承相攻取江南不克，遂问胆巴师父云：‘护神云何不出气力？’奏云：‘人不使不去，佛不请不说。’帝遂求请，不日而宋降。”

[47]赵孟頫延祐三年作《大元敕赐龙兴寺大觉普慈广照无上帝师之碑》，《元赵孟頫书胆巴碑》，北京：文物出版社。

[48]参见王尧，《摩诃葛剌（Mah?kala）崇拜在北京》，《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诞学术论文集》，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41－449页。

[49]《佛祖历代通载》卷22，第723页。

[50]《佛祖历代通载》卷22，第726页。

[51]《南村辍耕录》卷2，第20页。

[52]《元史》卷29，《泰定帝本纪》1，第642页。

[53]柳贯，《柳待制文集》卷9，《护国寺碑》。

[54]厉鹗（1692－1752），《樊榭山房集》卷5，《麻曷葛剌佛并序》；参见宿白，《元代杭州的藏传密教及其有关遗迹》，《文物》1990年第10期，第55－71页。

[55]详见吴世昌，《密宗塑像说略》，《罗音室学术论著》第3卷《文史杂著》，北京：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4年，第421－456页。

[56]《张光弼诗集》卷3，《四部丛刊续编》集部。

[57]《佛祖历代通载》卷22，第726页。于《马可波罗行纪》中亦记载了如下一则轶事：“有一异事，前此遗忘，今须为君等述之者。大汗每年居留此地[上都]之三月中，有时天时不正，则有随从之巫师星者，谙练巫术，足以驱除宫上之一切暴风雨。此类巫师名称脱孛惕（Tebet）及客失木儿（Quesimour），是为两种不同之人，并是偶像教徒。盖其所为者尽属魔法，乃此辈诳人谓是神功。”参见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173页。MarcoPolo（1254-1323？），TheTravelsofMarpleteYule-CordierEdition，NewYork：DoverPublis，1992，vol。1，p。301。尽管胆巴国师的这个故事发生于1302年，是时距马可波罗离开中国已有十余年，但马可波罗所述西藏巫师之轶事显然与胆巴国师的故事有神似之处。而且，马可波罗于其书中亦称这些来自西番与迦什弥罗的巫师为“巴哈失”，与藏汉文史料之记载相同，故可确定他所说的故事一定是指番僧的神迹。有关马可波罗游记所载番僧事迹，参见乙阪智子，《马可波罗著作中所描述的藏传佛教》，《元史论丛》8，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2－69页。

[58]《山居新话》卷1；Franke上揭译本，第56－57页；《南村辍耕录》卷5，第56页；明人田艺衡，《留青日札》（下），卷27（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瞿昙胆巴》记载有相同的故事，并如按语云：“正所谓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也。惑世愚民，可笑可笑。”实际上，这个流传广泛的故事肯定有张冠李戴、穿凿附会的成分，因为德寿太子死于1306年，而胆巴国师死于1303年，比德寿太子还先逝三年。参见Franke上揭1984年文，第177页。

[59]《佛祖历代通载》卷22，第725页。

[60]参见苏晋仁、萧鍊子，《〈册府元龟〉吐蕃史料校证》，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年，第24页；苏晋仁，《通鉴吐蕃史料》，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页。

[61]《草木子》卷3上，《克谨篇》，第48页。事实上，这个故事更具象征和预言性质，而并不与历史事实完全一致。在元都陷落前一年根本就没有帝师在京城中。

[62]不管是古代的汉族史官，还是近代的西方史家都曾将元朝速亡的原因归之于帝室之崇佛与宠信番僧，参见傅海博，“TibetansinYüanJohnD。Langlois，Jr。ed。，derMoooyPress，1987，pp。296-328。

[63]《庚申外史》，第61页；任崇岳上揭书，第156页。

[64]余继登，《典故纪闻》卷2，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32页；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14，《开国规模》，北京：中华书局，第19页。

[65]《元史》卷202，《哈麻传》；《庚申外史》，第27－28页；任崇岳上揭书，第70－71页。荷兰学者高罗佩（R。H。vanGulik）于其名著《中国古代房内考》（SexualLifeia，APreliminarySurveyofeseSexayfromca。1500B。C。till1644A。D。，Leiden：E。J。Brill，1974）一书中翻译了《元史》中这段有关大喜乐法的记载，由于他未能正确断句，故错将人名八郎理解为八郎之字面意义——八个男人，更进而作出十六天魔舞为一郎配二女组对而舞的解释。参见该书，第260页，注2；西方汉学者长于探幽发微，但有时亦免不了求凿过深，牵强附会，以致闹出笑话。鼎鼎大名如高罗佩者，竟亦莫能例外。

[66]《庚申外史》，第33页。类似的记载亦见于《元史》卷43，《顺帝本纪》6，第918－919页。此云舞十六天魔舞者，“首垂发数辫，戴象牙佛冠，身披璎[缨]珞，大红销金长短裙、金杂袄、云肩、合袖天衣、绶带鞋袜，各执加巴剌般之器，内一人执铃杵奏乐。”下同《庚申外史》所载。《草木子》，卷3下，《杂制篇》，第65页有云：“其俗有十六天魔舞，盖以朱缨盛饬美女十六人，为佛菩萨相而舞。”

[67]《庚申外史》，第37页；任崇岳上揭书，第103－104页。

[68]《庚申外史》，第34－35页；任崇岳上揭书，第96页。

[69]《庚申外史》，第28页；任崇岳上揭书，第96页。

[70]《草木子》卷4下，《杂俎篇》，第84页。

[71]《张光弼诗集》卷3，《辇下曲》。

[72]任崇岳上揭书，第84页；《元史》卷205，《哈麻传》，第4584－45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