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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谭其骧师对我的博士入学考试（第1页）

忆谭其骧师对我的博士入学考试

“槐花黄，举子忙”，又是一年一度的考博季。看到校园里人头攒动，回想当年谭其骧先生为我举行的入学考试，恍如隔世。

那是1990年5月7日上午，在工会二楼东头的小会议室。先一天在五教考完英语，这一场是专业口试。那一年报考谭先生的本来还有吴松弟兄，由于他已在所里任职有年，谭先生对他比较了解，因此他也就没参加考试，那上午的考场是专为我而设的。

当时我还在湖南师大地理系跟何业恒先生读硕士，行将毕业。从长沙动身之前，看到复旦研招办寄给我的准考证上写着，专业课的考试形式是笔试加口试，与之前葛剑雄先生告知的只有口试的说法不同。抵达复旦，在南区住下后，赶紧向葛先生求证。他确认只有口试，没有笔试。他告诉我，研究生院本来是希望谭先生对我考场笔试，但谭先生不同意。他反问说：“难道我亲自考他一个上午，还问不出他水平高低吗？”对方这才放心，说：“行！谭先生，有您这句话就行。”

考试好像是8点钟开始。我到达考场时，邹逸麟先生、王文楚先生、周振鹤先生三位考官已经在了。葛先生作为我的推荐人，避嫌没参加。旁边有秘书做记录。我先做了自我简介，汇报了硕士论文。三位先生便围绕我的硕士论文选题（南北朝佛教地理）问了起来。

邹先生首先发问。他问了两个问题，一是要我谈谈三朝《高僧传》，另一个已经忘了。王先生的问题也是两个：一是，《弘明集》与《广弘明集》；二是，南北朝佛教以何时最盛。这几个问题都没超出我做论文过程中思考的范围，感觉两位先生对我很照顾。

四题答罢，周振鹤先生开始问了。他的头一个问题是：宋《高僧传》的上限和下限？这道题让我吃了一惊。因为这本书我在做硕士论文的过程中用得很少，平时读书还真没有过细。只好凭印象回答，周先生和我本人都不能满意。第二个问题是：《大藏经》的版本有多少？尽可能地列举。对此我心里稍有点底，毕竟这是我吃饭的家伙，近一年以来天天跟它打交道。我列举了六七种，自己觉得应该差不多了，没想到周先生仍不满意。他一口气又说了翻倍不止，说得我打心里羞愧不已。之后，他又问第三个问题：说说对文化地理学的理解。这个题目总算让我有机会重拾自信。虽然从没学过文化地理课程——我读本科那个年代，写学术史的人肯定要把它算到“人文地理学复兴”以后，但我在大学里学的，还是传统的“经导”（《经济地理学导论》）、“中经”（《中国经济地理》）、“世经”（《世界经济地理》）那一套；不过，毕竟在地理系读了7年，硕士论文选题确定以后也看过一些相关的书，因此，无论如何心里都有个谱。我明显感到此时周先生的辞色和缓了许多。

正当答这个问题差不多要结束的时候，谭先生来了。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谭先生。从见他的第一眼，我就觉得他很熟悉、很亲切。因为之前看过《长水集》扉页上的照片，深深地记住了他精光四射、令人无限钦敬的眼神。进门时他朝室内扫了一眼，那眼神，跟照片上一模一样。

谭先生家住淮海路高安路，那天早上所里派人去接他过来的。现查他的日记，那一天记着：“早七点一刻起，八点……车来，……到工会楼上与邹、王、周三人共为投考博士生张伟然口试。”当时我不便看表，现在想来，那天他到达时应该是9点钟的样子吧。

邹、王、周三位先生都站了起来。我坐得离门最近，也起身迎了上去。谭先生边走边跟各位先生打招呼，径直走到中间，坐在空着的椅子上。我知道真正的考验现在开始了，赶紧把最外面的毛背心脱掉，提防一会儿出汗。

谭先生坐定后，仍请三位先生继续提问。邹先生说：“今天您是主考官，该您问了。我们都问过了。”于是谭先生不再客气，用他特有的眼神看了我一眼，几乎一字一顿地对我说：“二十四史中的《地理志》有哪些？各有什么特点？一部一部地往下说。”说完他往后一仰，闭目做养神状。

我顿时感到周身发热。说实话这次我原本是有备而来，两年前就买到谭先生的《长水集》，模仿里面的《〈汉书·地理志〉选释》，将历代正史中的16部地理志逐部研读了一过；另外还按照邹逸麟先生在一封信中的指点，将正史中的食货志、河渠志也都通读了，读的过程中还做了厚厚的一叠笔记。可以说，对这个问题多少有一点心得。但是，面对谭先生，谁能心里不发虚。

我抖擞精神，揣摸着谭先生的要求，先一部一部地数正史《地理志》的篇名，然后再分别讲它们的特点。那时候真幼稚，不知老师看重的是读书的程度和感觉，以为一定要记住了才算数，从长沙到上海来投考时，那些笔记都没带。回答过程中，也不敢向老师们汇报读书的过程、用功的情况，以为那样算偏题。只知硬邦邦地将脑子里记得的那些书的内容，努力地往外倒。

谭先生面无表情，我不确定他是在听我答题，还是让我的声音给催眠了。其他先生们也一言不发，弄得我越说越不自信。认真钻研了好几个月的内容，不大一会儿工夫就匆匆说完了。

听我声音停顿下来，谭先生睁开眼睛，说：“你刚才说错了一个字。《旧五代史》里面是《郡县志》，不是《州县志》。”

我一惊，其实已经完全记不得刚才是怎么说的了。但是这表明谭先生不仅在听，而且听得很仔细。因此我非但不沮丧，反而受到了激励。

“历代有哪些地理总志？各有何特点？”谭先生提了第二个问题。

这个问题从用功程度来说，我用得没有前一题深，因为那时候这些书很不好找，除《元丰九域志》外其他都买不到，图书馆里也只有唐宋的几部比较常见。不过从答题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个题目还是不难，毕竟凡是能找到原书的，都读过片段，找不到原书的，从史学名著题解之类工具书上看过一些较有深度的介绍。于是我把这些典籍按时代顺序讲了一遍。

“有一部书，几年前出版过，印得比较少，估计你们那里没有——”我的话音刚落，谭先生就开口了。不知是我确实忘说了，还是他听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