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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谭其骧师对我的博士入学考试（第2页）

“您是说《宋本方舆胜览》？”我赶紧接上去。他点点头。我告诉他，这书我见过，湖南师大图书馆有，但我没来得及细看，只读过湖南那一部分以及卷首他为该书写的出版前言。

“明末清初有两种私人著述，我们一般也把它们看作地理总志——”谭先生接着往下说。

“您说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我抢过他话头。他颔首。我对他说，前者我没见过原书，只读过介绍；后者在图书馆见过，翻过一点点。然后把我了解到的东西讲了讲。

“你老家在哪个县？讲一讲它的历史沿革。”谭先生问了第三个问题。这个时候他好像兴奋起来了。

来之前对这个题目我专门做了一些功课，自己觉得应该不怕。可是回答过程中还是碰到始料未及的问题。我老家湖南安仁从北宋开始建县，对这以后的沿革我摸过一遍，但是我刚开始没说两句，谭先生就打断我，追问那个地方在建县之前属哪个县管辖，要我从汉代讲起。而这个问题，县志上并没有理清楚，弄得我大窘。

“湖南历代有哪些名人？”前三题问过之后，谭先生出我意料之外地问起湖南文化方面的题目来了。而且之后一直围绕着这个主题问：

“湖南文化发展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湖南东部少数民族为瑶族系，西部为苗、土家族系，它们对湖南文化发展各有何影响？”

这些题目，就我在地理系所受的教育以及我硕士论文选题来说，都是离得相当远的。好在老天爷助我，20世纪80年代中叶，湖南师大老校长林增平先生掀起了一股湖湘文化研究热潮，他那篇著名论文《近代湖湘文化初探》（载《历史研究》1988年第4期）里面一个重要的立论依据便是谭先生的《湖南人由来考》。我的导师何业恒先生正好跟林先生住隔壁，何先生曾领着我和两位研究生同学专门去拜访过林先生，要我们向林先生请教湖湘文化研究的问题。在林先生建议下，我曾在1989年春写成过一篇《试论凤凰三杰的成材因素》，试图从历史地理角度谈谈，何以湘西凤凰那么偏僻的一个边境小县，从清末以来居然走出了熊希龄、沈从文、黄永玉三个世界级名人。那篇习作写得当然很不成功，但因此浏览过当时能看到的大部分相关资料及论著。我把这些阅读和所做工作向谭先生做了汇报，虽然不能让他满意，总算每个问题都能说上几句。

图八与谭先生合影

但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很沮丧，完全跟不上谭先生的思路。他提问的方式和角度让我闻所未闻、匪夷所思。虽然没做系统性的阐述，但他的每一次问话都让我敏锐地意识到，他对湖南文化以及地域文化研究做过很深思考。当我向他汇报湖湘文化的研究状况时，他听得兴致盎然。他提醒我，湖南近代人才辈出和地域文化得以发展，陶澍很关键。

11点稍过，谭先生不问了。其他几位先生也没提新的问题。他们要合议，让我退到走廊上。周先生给我一支铅笔和一本晚清出版的地图册，要我对前言进行标点。他说：“不要紧，点多少算多少。”

大概过了五六分钟，周先生把我叫进去。谭先生很认真地对我说：“你是搞文化地理的，近年我们这里将文化地理当作一个重点，你如果能够来，我们很欢迎。”他把“如果”两个字说得很重。“但是，博士生读的三年中，应该有一半，至少是三分之一的时间要用于读书，读跟毕业论文无关的书。不能一上来就做论文。因此，你要是来了，任务是很繁重的！”

停顿了一下，他继续说：“文化地理的论文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做断代的，像卢云那样，选一个时代，做全国；另一种是对称的，以某一区域为范围，做通代的研究。一般而言，区域的好做一些。你是湖南人，我建议你做两湖——以湖南、湖北两省为范围，做通代的。”

现在看来，谭先生这席话对我的倾向性已相当明显。但当时我深陷在对之前回答问题不够满意的自责中，只觉得四肢瘫软，一点都兴奋不起来。事后秘书老师看我神情落寞，问我是不是对英语没把握，我说英语没问题，只担心专业让谭先生看不上。可见我当时心情有多灰暗。

不过听到谭先生这么阐述历史文化地理的进路，我顿时觉得问题很大。这意味着我如果有幸跟谭先生读博，硕士论文的工作必须中止。于是我问谭先生，这刚开头的佛教地理研究怎么办。

谭先生说：“佛教地理这个题目也有一定意义，但是对整个中国文化地理来说，不是最重要的；你可以等毕业以后再接着做，读博士期间还是先做两湖的区域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大约11点20分，面试结束。整个过程持续了3个多小时。

如今20多年过去，尽管我当时没写日记，但那一天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在谭先生的学生中，我跟先生读书差不多是最晚的，因此，我总认为自己是最幸运的。是谭先生给我开启了一段崭新的人生，而这一切都始于那天的面试。结果出来前，我曾无数次安慰自己：就算考不上，这辈子也足以自豪，因为我至少已经见识了，怎样才是真正的大学者。

原载《书城》2011年第8期